姚元之：仕隐双栖的书画才子

更新时间：2025-03-06 04:56  浏览量：9

一位特立独行的宫廷画家，平生与林则徐私交深厚，他就是清代乾嘉至道光年间著名书画家、学者姚元之。他善画人物、果品、花卉，书法尤精隶书。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竹叶亭生，安徽桐城人。其艺术成就与桐城文化渊源深厚。他一生宦海浮沉，为人为官，既显士大夫风骨，又不失文人雅趣。在清代书画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一

姚元之出身桐城文化世家，桐城麻溪姚氏族中多文人学者，早年从学于族祖姚鼐，受儒家经典与书画艺术熏陶，博通文史，为文高雅。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户部侍郎、内阁学士等职，官至左都御史。其仕途虽显赫，却始终未弃文人本色，以书画为精神寄托。姚元之与崔旭、梅成栋皆出自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号船山）门下，合称“张门三才子”。

他为官刚正。任上力主禁烟，无惧触怒权贵。道光年间，鸦片流毒日甚，姚元之任左都御史时，多次上疏力陈鸦片之害，主张严惩走私官吏。据《清史稿》载，其奏疏直言广东水师“与洋商沆瀣一气，私放烟船”，矛头直指权臣穆彰阿党羽，后终遭构陷贬职。离京时，同僚赠诗感叹，“一疏惊风雨，孤忠泣鬼神”。

任河南学政期间，有书生被诬“考场夹带”，按律当流放。姚元之细察其文稿，发现文章竟暗藏“吾冤难雪”四字藏头诗，遂重审案情，查明系考官索贿不成构陷。他当庭斥责：“文章本为载道，岂容尔等以笔墨构陷！”终为书生平反，豫中士林称颂其明察。

姚元之长期任职京师，与翁方纲、阮元、张问陶等文人名士交游密切，参与宫廷书画鉴赏活动，曾奉敕为皇家绘制《崇庆皇太后万寿图》。晚年因涉禁烟争议被贬，归乡后潜心书画著述，留有《竹叶亭杂记》等。

二

姚元之的书法，碑帖兼修，刚柔并济。行草书取法晋唐，尤崇王羲之、赵孟頫，笔致流畅秀逸，结体疏朗，兼具文人书卷气与庙堂庄重感。隶书深研汉碑，参以清中期金石学成果，线条浑厚朴拙，如《张迁碑》之古意，代表作《临曹全碑》可见其功力。小楷精严工整，承袭文徵明之风，多用于题画与书札。

他的绘画兼工带写与文人意趣。擅花鸟、人物、山水，题材广泛，尤以花卉翎毛著称。其花鸟画承袭恽寿平“没骨法”，设色清丽，笔致细腻，如《芙蓉鸭戏图》以淡彩写生，生机盎然。

白描人物师法宋元，线条简练传神，曾绘《历代名臣像》系列，形神兼备，时称“妙品”。注重诗书画结合，常以题跋点景，画中多蕴山林隐逸之思，如《竹石图》以墨竹表君子气节，呈现出高妙超拔的文人画意境。

姚元之书画名重一时，常有官吏携重金求其墨宝。某盐商欲谋官职，献千金求画，他提笔绘《螃蟹图》并题诗：“两螯八足横江湖，谁人识得腹中虚？”以画代礼，拒收贿赂。盐商不解其讽，反喜得“横行”之兆。后有幕僚点破“腹中虚”暗讽其无才，盐商羞赧而退。

即便公务繁冗，姚元之仍保持每日晨起练字、午间歇笔作画的习惯。任户部侍郎时，值国库清账，同僚皆焦头烂额，他却于账册间隙勾勒兰草数笔，笑称：“数字如蝇头，兰气可清心。”他的《衙斋画兰图》今藏故宫，题跋“案牍劳形，唯此幽芳可涤尘”，尽显文人本色。

姚元之与林则徐私交甚笃，二人皆力主禁烟。林则徐赴广东前夕，姚元之赠亲绘《劲节凌云图》（墨竹），题诗“千磨万击还坚劲，清风两袖扫瘴烟”，林则徐回赠端砚一方，刻“肝胆同冰玉”。姚元之遭贬后，林则徐赠书慰藉：“竹亭风骨，岂因霜雪折腰？”林姚的“禁烟之谊”由此可见一斑。

其时，某亲王附庸风雅，强索姚元之为其“鹤寿堂”题匾。姚元之厌恶亲王生活奢靡，挥毫戏谑写下“鹤瘦”二字。亲王不悦，质问其故。他从容妙语解围：“《相鹤经》有云，‘鹤寿千岁，以极其游’，然纵欲享乐则‘鹤肥难飞’，瘦乃寿征。”亲王哑然，此事传为京中笑谈。

姚元之因论洋务与大学穆彰阿政见不合，逢京都任期届满，以“精力渐衰”为由被黜，归桐城县城，添置馆舍(今北街小学内)，修建“竹叶亭”，著书、吟诗、作画。他以卖画为生，但立“三不卖”之规，贪官不卖、豪强不卖、铜臭不卖。遇贫寒学子求画，常分文不取，反赠银钱。曾有人劝其“留款增值”，他笑道：“画若传世，何必留名？田间老叟，乐得自在。”

晚年，姚元之居“竹叶亭”时，常邀乡民品茗论艺。某日，农夫携自种山茶来访，他以陈年龙井相待，农夫怯言：“俺这粗茶，怎比大人名品？”他提笔在茶罐上挥毫：“山泉野韵，胜却朱门酒馔。”自此，桐城山茶名声大噪。

三

姚元之作为宫廷画家，作品兼具皇家审美与文人趣味，他的奉敕之作（如《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展现了清代院体画的精致华丽；而民间流传的写意小品则更具个性，影响江南文人画风。

他身处乾嘉金石学兴盛之际，将碑学笔意融入书画创作，推动清代中期书画由“帖学”向“碑学”过渡。他以金石笔法写梅兰，隶书与花卉题材相结合，开后世吴昌硕、赵之谦之先声。

除书画创作外，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详录书画鉴赏心得、文人轶事及地方风俗，为研究清代艺术与社会提供了珍贵史料。其艺术理论强调“师古而不泥古”，倡导“以书入画”，对晚清画坛影响深远。

曾国藩评其“书画如秋水文章，不染尘埃；风骨似桐城古木，擎天而立”。

政敌穆彰阿则讥其“以笔墨邀直名，实迂阔不识时务”。姚元之晚年自题小像：“宦海曾翻波底月，砚田终种岭头云。”一语道尽“半世官场，一生文人”的复杂心境。

姚元之以书画养性、以风骨立世，他的艺术生涯，折射出清代士大夫“仕隐双栖”的文化特质、人格操守与生命智慧，及清代官场生态与文人精神的复杂交织。他既以书画服务于宫廷，又以笔墨抒怀明志，作品融合庙堂气象与文人逸趣，在清代艺术史上承前启后。艺术成就不仅在于技法精湛，更在于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学术精神注入书画。恰如桐城派所倡“文以载道”，在艺术与现实中皆践行“道统”与“文统”合一，成为清代文人艺术的典型代表。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藏有其真迹，足见其历史价值。（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