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龙：街头之王无畏之路！
更新时间：2025-03-26 02:45 浏览量：6
摩天轮缓缓转动，海风拍打着中国香港中环的码头，20余件高达3米的“帽衫人”雕塑出现在一片原本属于游客与市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这是艺术家黄玉龙的展览“向上（UPWARD）”的现场。
这些雕塑化身行走在中国香港街头的行人，无声地融入城市背景。在黄玉龙的设想里，这些雕塑不应该仅仅是静态的城市景观，而是能与城市产生共振的人性化的实体。艺术家用一个故事化的构思将这些巨型雕塑的姿态统一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天空突然出现一束光，照亮了这群人，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
艺术家黄玉龙在中国香港的AIA Vitality公园呈现展览“向上（UPWARD）”，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户外雕塑展。
这种“侵入式”的展陈方式，不仅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也让雕塑与香港的城市肌理形成了深层次的对话。在香港这样一座以“高”著称的城市里，黄玉龙的作品以一种看似叛逆却又和谐的姿态插入这一垂直叙事中。这也是黄玉龙一直以来的创作态度，又与香港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始终维持的状态如出一辙：既要拥抱现实的节奏，又要保持自我的辨识度。
正值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对话艺术家黄玉龙，如同走进街头的“帽衫人”，他绝对可以被称为隐于街头的一位被低估的艺术家。
黄玉龙在“向上（UPWARD）”展览现场。
许多人可能是从“帽衫人”这个典型形象认识黄玉龙的，在成为职业艺术家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街舞这件事情上。“跳舞的经验教会了我该怎么向内寻找，进而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黄玉龙这样说。
黄玉龙出生于1983年，是国内最早接触到Hiphop音乐的一批人之一，在他成长的年代，打口带、VCD和电台将街头文化带入年轻人的生活，也让他们看到了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可能性。
黄玉龙认为，自己性格里与嘻哈精神最契合的部分是“敢于说真话和不盲从”。自小就喜欢画画的他在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接受了最传统的雕塑训练。也正是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经历——严谨而古典的学院派技法，自由且具反叛精神的嘻哈文化——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创作语言。
他在大学时期就开始探索如何将学院技法与嘻哈文化嫁接起来，终于在自己的毕业创作中彻底地“离经叛道”了一回。“当时把学校教我的所有传统工艺技法都用上了。只不过成品不是佛像或者飞天神女，而是两个黑人说唱歌手。我把福禄寿三星身上的服饰纹样移植到说唱歌手的帽子和T恤上，用瓷器拓金的技法给他们戴上大金链子。当时我就知道，这才是我想做的东西。”
在景德镇的窑火与街头文化的碰撞中，黄玉龙逐渐发展出一套创作逻辑：用最传统的媒介，表达生活在当代的人的情绪。就像他说的：“无论是卫衣人，还是月球灯，这些符号不属于某个时代，而是我用作品与当下时代对话的工具。”他将连帽卫衣这一街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给人物去掉了面部，但保留了连帽的轮廓，因此个体身份被隐去，化作一种容器般的存在——既为空无留白，也为观者投射自我情绪预留空间。
“中国没有真正的街头文化，我们只是在借用一种语言。”黄玉龙亲历了这种舶来文化从地下到主流的变迁，也目睹了它被商业稀释的过程。
尽管黄玉龙的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备受关注，但他在艺术行业内仍然存在碰壁的时刻。也许因为当下的艺术环境重视观念叙事，轻视直觉表达，追捧“东方符号”的同时忽视了青年文化的真实脉动。
在向上（UPWARD）展览中，连帽卫衣人的“无面”设计正是对这种困境的回应。黄玉龙想表现的是一群人，而不是某张具体的脸。这些被隐去面孔的雕塑消解了个人英雄主义，转而凝聚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上世纪90年代，一群通过盗版磁带、VCD接触嘻哈的年轻人，在街头练习舞步、组织比赛，用叛逆对抗规训，用节奏寻找自由。
黄玉龙的困境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潮流消费的兴起，街头艺术常被简化为“潮玩”，艺术品的批判性被悄然抹去。“艺术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商品，是提出问题的方式。”这种精神内核让黄玉龙的作品无法被贴上“潮流艺术”的标签。
他拒绝将雕塑与其混为一谈，街头艺术是提出问题，而“潮玩”只是消费品。在他看来，真正的街头艺术必须与地下的、底层的生命力相连。
选择香港作为向上（UPWARD）的展览地，暗含着黄玉龙对城市文化的深刻洞察。在这座全球化程度极高的城市里，街头生活与摩天楼并存，地下文化与精英氛围共生。正如嘻哈文化在中国的处境：既源自街头，又逐渐进入主流；既保持地下的韧性，又被商业体系收编。
在这里，黄玉龙以雕塑为媒介，将这种文化张力具象化，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身份与青年文化的艺术实验。
展览现场，黄玉龙刻意将雕塑置于游客区：卖冰淇淋的小摊、儿童乐园的喧闹与巨型雕塑并置，形成强烈的戏剧性。这些雕塑作品配合展览的声景设计更显巧思。黄玉龙和他的音乐人朋友曹阳带着采样器行走在香港街头，将叮叮车声、人行道上的过街提示音、天星小轮的鸣笛声一一录下，并混入电子节奏，重组成一首充满在地感的“城市交响曲”。当这些街头声响与雕塑一同构建出展览的感官场域，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城市文化的即兴演奏中。
借助雕塑和声音，黄玉龙将街头文化嵌入香港的公共空间，让这场艺术实验既是关于个体与城市关系的探讨，也是对在地文化与全球性身份共生可能性的回应。
黄玉龙镜头中的“向上（UPWARD）”展览现场。
BA = BAZAAR ART时尚芭莎艺术
黄 = 黄玉龙
BA
你很早就接触到嘻哈文化，它的精神内核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黄
我在创作上只是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剩下来还有什么，那就做点我愿意做的东西。
街舞舞者会在Solo时发现自己的风格，或是发现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舞蹈。就创作来说跟我跳舞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向内寻找的过程。我得了解我自己，我清楚我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成长的，有不同的经历，这些造成现在的你。
BA
你为什么偏爱“帽衫”这种视觉元素，并把没有脸的帽衫人当作自己创作的核心元素？
黄
我比较关注当下，所谓当代艺术，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跟当下这个时代发生的关系。如果我画的是一条龙，100年前也可以画，100年后也可以画，但只有当代艺术，你当下做的内容是这个时代决定的。
我的创作不是为了塑造某种具体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想自恋地做自己的自塑像。我想描述的，是当年的这些人——一群普遍叛逆，但有自己判断和理解的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要了解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和姿态。我想通过这些无面的背影，让人们感受到这群人的存在与情绪。
夜晚，这些“帽衫人”则会发出光芒，在黑暗中闪烁，仿佛一种个体价值的展现。BA
在中国，街头文化甚至嘻哈文化从地下走到地上，再进入主流也并没有很久。从你个人的教育经历和生活经验出发，你对中国的街头文化有什么理解？
黄
我从喜欢跳街舞、听Hiphop音乐的第一天起，一直到后来做创作，我就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喜欢它？我是土生土长在这片大陆的，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国外生活的经历，为什么我会喜欢它？我仅仅是通过一些录影带接触到它就喜欢吗？
当然，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它新鲜，本能地想去了解。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异国的底层文化，承载着底层人群面对社会问题和生活困境的情绪。虽然我们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在成长过程中，同样会经历困难、需要翻越高山。这种面对逆境时的选择、处理方式和心理活动，其实作为人都是共通的。
所以，街头文化只是一种表象，我们选择它，是因为在这之外，没有其他的表象能更直接地表达这种情绪。
黄玉龙《孩子王》，2020
黄玉龙《Back》，2015
黄玉龙与刘德华合作创作雕塑《Share the Love》。
BA
你认为大众对街头艺术的理解有偏差吗？
黄
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潮流艺术”，因为在当下语境中好多人都会把它跟“潮流玩具”混为一谈，但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艺术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商品，而是艺术家站在自己的视角提出问题的方式。
BA
能给想走这条艺术创作道路的年轻人一些经验吗？
黄
当今的中国艺术圈，虽然不像千禧年间那么疯狂，今天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年轻人也会有更多机会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当今的世界更加尊重每一位创作者，不用太在意流行什么。艺术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研究流行什么就去做什么，那就只是随大流了。
每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每一个内心有梦想的人，都应该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要看外面，还是要向内寻找。能不能在自己的经历中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个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是成就你的关键点。
黄玉龙在“向上（UPWARD）”展览现场。
BA
本次公共艺术装置是否有哪一个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黄
我每个展览都会配一段音乐，都是我邀请身边的音乐人朋友特别创作的。我们会考虑到展览的主题、挑选的作品，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音乐人会给我一个小样，它可以是个节奏，也可以只是一个声音，会陪伴着观众更好地去感受作品。这次的采样也很有意思，是香港城市里存在的那些典型声音，比如叮叮车声、人行道上的过街提示音和天星小轮的鸣笛声。场内布满了音响系统，观众一靠近就能听见。
图片来源：艺术家提供
总策划：徐宁
编辑：杜涵茜｜撰文：李秋慧
设计：张晓晨
合作
greenbazaar@tre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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