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文晏：惧怕风险，就不是好的创作者
更新时间：2025-04-02 22:00 浏览量：2
文晏，导演、编剧、制片人。她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白日焰火》曾获得第64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执导的电影《嘉年华》入围过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想飞的女孩》入围第75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片方供图
“这部电影是关于如何冲破自己的困境，起飞的故事。”导演文晏不止一次向媒体谈及自己的新作《想飞的女孩》。
在2025年2月举办的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她带着这部新作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再次走上柏林红毯。包括《综艺》（Variety）、《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卫报》（The Guardian）在内的国际媒体均对该片给出高分。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女导演来拍女孩子的故事。”文晏从不讳言自己的女性立场。2025年3月8日，《想飞的女孩》公映，在豆瓣网上评分不高。这是一部注定会有争议的电影，喜欢它的人赞美它对边缘女性的关怀，对电影语言的探索；不喜欢的人则质疑它，认为叙事过于复杂，看不懂。
在做导演之前，文晏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推动过不少中国艺术电影进入国际视野。她发现女性的声音比较微弱，这些年经常思考如何书写女性的问题。
《想飞的女孩》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就是起飞，也让这个片名和它的英文名Girls on Wire（钢丝上的女孩）互为关于女性命运的镜像。片中，方笛和田恬是一起长大的表姐妹，方笛的母亲是一家之主，而她的弟弟，也就是田恬的父亲则沾染了毒瘾，成为一家人的麻烦。在上一代人的爱恨纠葛中，两个女孩的成长境遇同中有异，她们有过误解和疏离，也在彼此影响甚至救赎。
电影里有一半的空间发生在象山影视城，那是武术替身方笛挥洒血汗的地方，也是影视剧造梦的地方。文晏设置了一场戏中戏，方笛想要摆脱替身身份，在影视城试戏做演员，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演一对情敌，为了一个没有出镜的男朋友争得你死我活……最后方笛笑场，放弃了这个角色。
电影《想飞的女孩》中的影视城“戏中戏”。片方供图
“这恐怕是一个年轻女演员碰到角色的最大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女性角色就是附属的、从属的，甚至是‘雌竞’的角色。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规则，那就只能是拒绝。”文晏说。
而电影的另外一半发生在山城重庆，田恬在父亲的阴影下长大，17岁的时候未婚先孕。她没有自怨自艾，带着孩子独立生存。文晏觉得，“这样的女孩一点也不弱”。
以传统的目光来考量，电影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她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没有放弃对命运的抗争。
对于电影遇到的口碑争议，文晏很坦然：“重复过去的自己，绝对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惧怕风险就不是好的创作者。”
年轻人的家庭困境
电影《想飞的女孩》中，17岁时未婚先孕的女孩田恬（刘浩存饰）。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乍看上去，《想飞的女孩》的故事和你的个人经验没有太强的关联，为什么会想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文晏：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讲起了改革开放初期重庆朝天门码头边上一群做服装生意的人，很受触动。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是比较保守的，这群以家庭为单位做小本生意的人，被视为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甚至“赌徒”。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从重庆去广州进货，在夏天非常高温的情况下，往往要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有的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才可能做成一笔生意的。其中各种各样的故事听得我非常震惊，于是就去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这是最初的缘起。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这群人的孩子。因为要做生意，他们（大人）通常在凌晨三四点就离开家了，而等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饭睡着了。所以孩子们没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在孤独中长大，再加上这些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可能就是他们的表兄弟姐妹。
我发觉这些家庭也有一些共性，比如当时缺乏一些健全的规则，挣到钱后伴随而来的就是“黄赌毒”的问题，家庭随之也会面临各种困境，往往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想飞的女孩》中一些对家庭关系的呈现，就来源于我们采访到的情况。
南方周末：原生家庭带给片中两个女孩巨大的伤害。近年来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在网络上特别丰富，你是怎么看待这类讨论的？
文晏：造成两个女孩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原生家庭，当然背后也有着更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年我们有这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几千年的宗族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迅速地发生了改变。
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各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它们都直接冲击着家庭关系。年轻人突然之间要面对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原有的一些家庭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某种束缚。
从我个人的感受和观察来说，传统家庭里讲究的忠孝，很多时候并不是以爱为基础的，完全是因为血缘，它非常看重个人在家族的位置，以及履行的责任。前几年《小偷家族》这部电影出现后，很多观众都挺激动，是因为它讨论的就是关于家庭的定义，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要如何重新看待家庭。
我在《想飞的女孩》中设置了一对姐弟，姐姐对弟弟可以说是无条件地照顾，哪怕弟弟有各种不堪的问题。在传统的家庭中，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上一代这种相处模式自然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生，当家庭遭遇大的危机的时候，一些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网络上很多年轻人（所说）的家庭困境也与之相关，不管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是一个如何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但在个体家庭中，他们还是要被迫背负上某些传统的观念。
我最近在柏林电影节碰见了马可·穆勒，他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家庭片是中国电影一个重要的类型，认为《想飞的女孩》用非常现代的叙事手法更新了传统的家庭片。在这个故事中，“原生家庭”以一种比较极致的方式出现，但我们也可以由此延伸到各种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讨论。
南方周末：在《嘉年华》中你展现过一个巨大的游乐园，伫立着一个巨大的玛丽莲·梦露，这既是一个电影里的“奇观”，也起到了象征作用。在《想飞的女孩》中，你的影像也展现了这种奇观，不仅有重庆的霓虹夜色，也有象山影视城的荒诞感，你为什么会对这种景观感兴趣？
文晏：电影其实是视觉的艺术。我们老是说讲一个好故事，其实呈现在画面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表达。
我喜欢重庆，是因为它的确有一种魔幻性，看上去不同于一个普通的地方，它的这种形态总让人联想起人类对于梦想的无尽追求。如果你去看重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发现彼时这座城市多数建筑还是木头或者砖头的小房子，看上去很简陋。现在这样的场景几乎不复存在了，只能在周围的小县城去找到当年的感觉。是什么让一座城市在过去短短三十年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厦，那些魔幻的霓虹灯大桥，不就是人类梦想的集大成者吗？
重庆是现实中的梦幻之城，影视城则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尽管影视作品看上去如此逼真。将这两个地方并置在一起，很难判断究竟哪一个更真实。电影开篇田恬遭遇了一场真实的杀戮，紧接着方笛也有一场戏中戏的杀戮。这种并置，稍微有过一些电影经验的观众，都会感受到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力量。
“她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瑕疵”
电影《想飞的女孩》中的两位女主角田恬（左）和方笛（文淇饰）。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片中两个女孩的命运是一种并置，《嘉年华》也是这样一组女孩命运的对照组，你是怎么考虑的？
文晏：我是后来听人提起才意识到，《嘉年华》也是两个女孩的故事，但我创作《想飞的女孩》并不是想要延续两个女孩的叙事，而是我的确看到了很多动人的表姐妹关系。独生子女一代人是在比较孤独的情况下长大的，如果父母无法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照，表姐妹可能就是一个女孩在家庭中最为亲近的关系。
电影里的家庭情况很特殊，对于方笛来说，舅舅一家人是她幸福的威胁，他们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这种关系自带张力，由此而来的表姐妹关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它是可近可远、可亲可疏的一种关系。
但这样两个女孩，她们彼此爱着对方，在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又会义无反顾地向彼此伸出援手，这是最为吸引我的地方。方笛早早离家，独立地去生活，经历了很多艰辛。表面上看，似乎总是方笛在保护妹妹，妹妹总是仰仗着姐姐的照顾。但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两个人物经历的并置，一层一层地看到后面——就会发现田恬一点都不弱。在方笛因为家庭问题而逃离的时候，是田恬在真正地反抗这个家庭，拼了命也去要挣脱，作出一个其他人都不同意的决定。
最后方笛穿上田恬那件红色的衣服，也就是说明她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应该说，她们两个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有抗争过的女性，所有努力过的女性，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我来说都是英雄。
南方周末：影片将方笛的身份设置为替身演员，她上一秒还在演一个女侠，下一秒却处在剧组的底层，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这个身份有什么意涵？
文晏：方笛有一个最初的原型。我们因为做电影会碰到很多演员，普通观众往往只能看到那些成名的演员，会误认为演戏是一件很光鲜的事情。但大部分演员是非常艰辛的。
我认识一个非常努力的女孩，很热爱表演，也愿意吃苦，接了很多打斗的戏。电影中一些动作，比如女主角飞到房顶上，或者从水中浮出来等等都是她的真实情况。她是一个不放弃梦想的人，哪怕在一个大众看不到的地方，也在拼命努力。
为了方便观众的理解，我将方笛设定为女性武术替身演员，这是影视行业里更加艰辛的一份工作，对她们的身体提出了极致的要求，受伤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更加残酷的是，哪怕完成了特别特别精彩的段落，最后露脸的也不是她们。
南方周末：电影的最后，方笛从城墙上飞了下来，电影用了一个超现实的处理方式，她好像真的可以飞翔了，这个结尾要怎么理解？
文晏：我前面拍到方笛“起飞”，她都是挂着威亚的，只有最后一场戏，我就是想要可以呈现一部“武侠片”，希望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能有起飞的愿望，要有反抗的勇气。我相信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觉醒，她们在帮助彼此，最终是有办法起飞的。我是一个有些悲观，但还是充满希望的人。我相信新生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看过一部美国导演罗伯特·阿尔特曼（Robert Altman）的电影《空中怪客》（Brewster McCloud），讲的是一个男孩子做了一个机械装置，想让自己飞起来的故事。电影的最后，他背上架着一个复杂的机械装置，支撑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努力地起飞，虽然看上去他随时都会下坠。
这个场景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个银幕形象，他让我感受到一个人起飞的意愿是多么的动人，哪怕有无尽的重力拽着他。某种程度上，《想飞的女孩》最后那个镜头就是向这部电影的致敬。
南方周末：在很多场合你都会被视为中国女性电影的一个代表，你对这个身份怎么看？
文晏：在《嘉年华》之前，国内直接讨论女性遭遇的电影并不是很多，在这部电影之后，我开始思考究竟要如何去书写女性。尤其是当我们要去书写一个历史上的女性人物，会发现她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她们有过的抗争、质疑和努力。我相信每一个在束缚之中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即使那些今天看上去有些落后的行为。我不相信她们是欣然接受的，这是我这几年很重要的心得。
我们要写的是鲜活的女性，她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在男性的书写中，女性要不就是完美无瑕的圣女，要不是性幻想的对象，要不就是伟大的母亲，而我们恰恰需要补充的是这些类型之外的女性，各种色彩的女性。
我们不要去苛责一个女性为什么不够觉醒，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伴随着我们各种各样的人性问题存在的。女性面临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去甄别，要去理解，要对周围的女性更加宽容，而不是去审判，这是我现在对做女性电影的一种理解。
“我们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
电影《想飞的女孩》剧照。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想飞的女孩》入围了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你在柏林一定也和很多国际影人有过交流，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收获和发现？他们对中国电影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
文晏：当然有，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换了新总监特里西娅·塔特尔（Tricia Tuttle），在她的带领下，女性创作者的电影作品占到所有单元的41%，所以她肯定是一个推动女性力量的重要人物。
我还记得2017年我带着《嘉年华》去威斯尼电影节的时候，我是当时唯一的女导演，因此还上了各种新闻。当时还有一些讨论，说什么时候能有两三个女导演同时亮相，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新闻了。才几年过去，如今的电影节如果只有两三个女导演就太少了。
我希望女性电影创作者能够越来越多，会逐渐成为一个常态，而且我不认同说这些女性入围是被“照顾”进来的，只是因为我们的观影习惯和评价体系以前是以男性电影作为标准的。当我们如今去看一些经典男性电影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标准需要被重新评估。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它也许不会一步到位，而是会慢慢地发生。
至于说国际上对中国电影的期待，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尤其是西方观众，他们一年看的电影中，有多少是中国电影呢？
而且，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有一种固定的认识，比如我们在发布会上，就有人说我们这部电影有点像西方电影。我想：为什么会这么问？后来大概也能理解，他们想象中的东方电影就应该是田园的，乡村的，缓慢的，宁静的，悠远的。而我要做的是把人提到前景来，而不是一幅东方风景画——让他们看到的是城市边缘挣扎的女性，而不是异域风情，所以西方观众接受起来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中国电影的认知是要靠我们的努力才能去改变。对我来说，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去电影节的价值。首映当天，柏林电影节主席和选片委员会都过来向我们祝贺，他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也很喜欢两个女孩的表演，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一样在变化。
南方周末：近些年来，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似乎在下降，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又意味着什么？
文晏：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经济问题也在影响着各种艺术形式。电影节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会发现各大电影节都在作出调整，这也反映出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在发生变化。当然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还是可以把世界上优秀的一批电影聚集起来的，让大家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交流和对话。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国际电影节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走出去”的平台，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志于做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的年轻导演来说。我也很开心因为这部《想飞的女孩》让国际上看到一些年轻又有才华的中国演员，更新了大家对中国电影的认识。中国电影要在世界上有存在感，还是要让人家看到更多的好作品。
南方周末：你之前是一位很资深的制片人，参与了不少成功的艺术电影，后来开始自己做导演，这两个身份对你来说是否存在一种冲突？
文晏：对我来说二者并不怎么冲突。因为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希望帮助导演把影片拍得更好，我也在创作层面投入了很多，不论是剧本还是拍摄，更要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去帮助他们做好电影。
艺术电影在电影工业的生态中，处于比较先锋的位置，所以它的受众不会像通俗的商业片那么多。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艺术电影是可以和商业电影并存的。大家应该齐心协力，从上游到下游，找到宣传发行的方式，使它能够跟日益进步的观众找到对接点。
我是非常相信观众的，观众只要看过几部好的电影，就会开始思考，只不过一些人还没有机会受到更好电影的熏陶和培养，但也有人看过一两部艺术电影后，会开始对电影的语言感兴趣，会想看一些更特别更深刻的电影。
同时，我们也不要把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对立起来，其实近十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电影人也在做各种类型融合的尝试，既然电影语言都是相通的，为什么不去融合呢？创作者最应该做的就是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不要去重复那些几十年前的伟大电影。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一平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