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激素反应到画布元素，简单性如何催生，诺贝尔奖与艺术经典

更新时间：2025-11-29 15:57  浏览量：2

195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生物化学家厄尔·萨瑟兰盯着一堆肝脏切片直皱眉。

他当时在研究肾上腺素怎么让肝脏分解糖原，可实验数据像团乱麻切片里细胞、蛋白质、酶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激素到底咋起作用。

同一时期，纽约一个22岁的艺术生弗兰克·斯特拉，正对着画布发呆，他觉得当时的抽象画太“啰嗦”，颜料堆得像蛋糕裱花，观众看半天不知道画啥。

这俩人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却在干同一件事，给研究对象“做减法”。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两位“极简主义狠人”怎么用“简单”撬动了科学和艺术的大变革。

萨瑟兰那会儿研究激素，学界都觉得激素得钻进细胞里才能起作用。

就像快递员得进家门送货，合情合理吧？可他做实验时发现不对劲肝脏切片里加了肾上腺素，糖原分解得很欢，但把细胞磨碎了，只剩细胞提取物，反应照样发生。

这就怪了，快递员没进门，货怎么送进去的，他索性把实验往“简单”里做。

以前用整块肝脏切片，现在直接分离细胞里的各种成分，一个一个试。

你猜怎么着，当他把腺苷酸环化酶单独拎出来，再加入肾上腺素，环磷酸腺苷的量突然飙升，糖原分解反应也跟着启动。

1965年，萨瑟兰拍板，激素是“第一信使”，在细胞外敲门，环磷酸腺苷是“第二信使”，在细胞里跑腿。

这一下，细胞信号传导的大门直接被踹开了，这思路放今天看挺“笨”的。

现在做研究都讲究“系统观”，恨不得把细胞里所有成分都测一遍。

但萨瑟兰偏不，他就抓着“激素怎么让糖原分解”这一个小点死磕，把复杂的细胞拆成一个个零件，反而找到了核心规律。

1971年诺贝尔奖评委会说他“发现了生命体内信息传递的基本规律”，说白了，就是夸他“减法做得漂亮”。

聊完实验室里的“极简主义”，咱们把镜头转到纽约的艺术工作室。

1958年，22岁的斯特拉对着空白画布犯愁。

当时抽象表现主义正火，波洛克的画甩得满墙都是，德·库宁的线条跟打了鸡血似的。

斯特拉觉得，“画这么复杂，观众看得懂吗？”他拿起尺子和胶带，在画布上画了几条平行黑线。

就这，对，就这，他管这批画叫《黑色绘画》，14幅作品全是条纹。

有的条纹宽，有的窄，有的间距不一样，但没一点多余的笔触。

刚开始画廊老板都劝他，“你这画挂出去，人家还以为是装修剩下的墙纸。”

斯特拉不听，他说，“画就是画本身，不用讲什么故事。”

后来有评论家说，“他把绘画从‘表达情感’拆成了‘线条和画布的关系’，就像萨瑟兰把细胞拆成了信号分子。”

到了70年代，斯特拉的“减法”开始“加法”了。

他把画布做成异形，三角形、多边形，甚至让画布从墙上“长”出来，变成立体雕塑。

但核心没变，还是从线条、颜色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出发。

2017年他给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前做雕塑，用的还是当年《黑色绘画》的思路几根扭曲的金属条，远看像抽象的星条旗，近看全是几何线条的组合。

有人说他“从极简走到了极繁”，但斯特拉自己说，“我只是把简单的零件拼出了新花样。”

科学和艺术，看似八竿子打不着，萨瑟兰和斯特拉却玩出了同款“套路”。

萨瑟兰把细胞拆成“激素-受体-环磷酸腺苷”的链条，斯特拉把绘画拆成“线条-画布-颜色”的组合。

都是先做“减法”找到核心，再用“加法”扩展应用。

你看萨瑟兰的第二信使理论，后来引出了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现在全球一半的药物都瞄准这个靶点，斯特拉的条纹画，后来启发了极简主义雕塑、建筑，连苹果的产品设计都能看到影子都是从“简单”长出的“复杂大树”。

2025年拉斯克奖颁给了研究“蛋白质低复杂性结构域”的科学家，说白了就是发现蛋白质里有些“简单重复的片段”反而有重要功能。

这跟萨瑟兰当年的思路如出一辙，复杂的生命现象，核心可能藏在简单的结构里。

艺术圈也一样，现在很多数字艺术家用算法生成作品，本质还是斯特拉那套“从基本元素出发”代码是简单的，组合起来却能生成千变万化的图案。

其实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简单”从来不是偷懒，而是找核心的“手术刀”。

萨瑟兰要是一开始就想研究整个细胞的所有反应，估计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斯特拉要是跟着波洛克甩颜料，现在早被忘到脑后了。

他们都懂，把复杂的问题拆成简单的零件，再把零件拼出新的可能，这才是创新的“万能公式”，最后想起达·芬奇说的“至繁归于至简”。

现在咱们总说“内卷”“信息过载”，其实不如学学这两位“极简主义狠人”，先做减法，找到核心，再做加法，扩展边界。

不管是搞研究、做设计，还是过日子，说不定“简单”就是那个被我们忽略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