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二人台艺术中的文化基因

更新时间：2025-04-07 09:11  浏览量：8

二人台是流布于内蒙古中西部以及与其毗邻的晋北、陕北、冀西北等地的民间小戏，因常以一旦一丑两个艺人表演而得名。清中后期，大量移民从中原地区迁入土默川，参与了蒙古族聚居地的艺术表演，促进了游牧文化艺术与农耕文化艺术的融合。二人台承载了北方边疆地区的沧桑历史，也反映了生活于此的民众的情感体验。随着时代发展，二人台从北方村落逐渐走向全国各地的舞台，参与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背景下，发掘二人台蕴藏的中华共享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人台融合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艺术基因。二人台又称“打坐腔”“丝弦坐腔”“噔哒腔”“打玩艺儿”等。“打坐腔”原是蒙古族聚居地流行的一种民间娱乐形式。《考察蒙古日记》中记载：“有（剌麻）[喇嘛]多人群聚，盘坐一处，相与唱歌而已。其声抑扬顿挫，隐隐动听。闻系本地风俗，唱者皆受雇而至，或数日或数十日而后止云。”《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中记载：“它（二人台）是在‘小曲坐腔’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民歌及汉族‘社火’的歌舞形式而产生的。”小曲坐腔对歌时丝弦伴奏便为“丝弦坐腔”。二人台老艺人常说“枚是骨头，四胡为肉，扬琴中间裹着奏”。扬琴与枚、四胡配合，形成二人台音乐中“噔哒噔哒”的基本节奏，这也是其被称为“噔哒腔”的主要原因。二人台在“打坐腔”的基础上，从音乐、语言、乐器层面不断改进，发展成为融合蒙汉音乐风格、采用蒙汉语言表达形式的 “风搅雪”。

二人台从“打坐腔”发展成为地方民间小戏主要是受到社火的影响。二人台老艺人霍国祯曾说：“在清光绪年间，托克托的河口镇，每年正月十五，便高搭戏台，演唱蒙古曲儿三天。”蒙古曲儿曾经流行于土默川地区，是“打坐腔”的前身，因大量汉族移民不断涌入，同时也带来了社火习俗。“每当农历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和二月一日至三日，大闹红火，俗称闹三官，社火乃是它的简称。这种仪式活动的传入是二人台产生的重要因素”。社火仪式改变了“打坐腔”的表演形式，从对唱到歌舞，从素面到抹粉儿，从布衣到戏服，从没有道具到以农具为道具等。二人台在社火活动中不断蜕变，并形成喧闹戏谑的风格，被称为“打玩艺儿”。社火在蒙汉杂居区域的流行，最终促进二人台的成熟。

二人台植根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的蒙汉杂居地带，它融合了蒙汉艺术元素，在社火仪式的表演中形成以丝竹伴奏歌舞表演的艺术形式，折射了北疆多元的历史文化底蕴。刘魁立曾说：“民间文化艺术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

二人台承载着“走西口”移民的历史基因。明末清初，晋陕冀等地民众因生计所迫，也为发家致富，越过长城、黄河来到内蒙古中西部，他们或开垦耕作或经商谋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史诗“走西口”，二人台记录了这段荡气回肠的移民史。二人台传统剧目《走西口》以走西口为背景，描述了新婚夫妻离别的情景。起初政令要求移民不能携带家眷，春天出行，秋天归来，即为“雁行人”，他们除了要忍受离别之苦，还要忍受生活的艰辛。人口流动造成的亲情别离是很多二人台剧目的共同主题。因此，二人台记录了北部边疆移民的苦难史，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

民间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的俗谚，《走西口》是对历史的刻骨记忆，《打樱桃》是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因此，二人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爱情。二人台中的爱情大胆赤裸，甚至充满人类原始冲动的欲望。《打樱桃》中的青年男女借打樱桃之名，互诉思念之情。《挑菜》《卖菜》《牧牛》《撑船》《碾糕面》等剧目，都是在劳动中传递爱意。二人台中的爱情往往突破世俗的羁绊，真诚而热烈，在贫苦的生活中，成为人们情感的慰藉。

民间文学向来以真实为生命，“山歌无本句句真”。二人台从生活的横剖面截取“切片”来反映社会背景。如《话民国》中“外国人进了些洋大烟，那洋烟害的中国人没有深浅”反映了从民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二人台对政治事件的捕捉来源于生活的具象化描述，以此反映社会变革下民众的辛酸苦辣。这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方式是二人台显著的艺术价值。

二人台见证了民间小戏生生不息的传承基因。道光八年十一月载：“巴彦巴图尔系土默特……之人，乃敢私雇边内戏班，在家演唱，并将蒙古子弟引诱演习，可恶之至。巴彦巴图尔……交该署部都统亲提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当时蒙古族贵族如私自把戏班请到家里，学习戏文，都会受到惩罚。《察省国民新报》（1936年）报道：“案据绥远县（今呼和浩特）县政视察研究委员陈光祖号称：……乃近查旧绥县所属各乡镇，时有演唱秧歌及旧戏之举，不特靡财费时，且易引起秩序上之纷扰，拟请钧府转该县府，严行禁止，以维持治安……”民间小戏的生存空间被当时的统治者不断压缩。法律条例对二人台进行明确打击，世俗偏见隐性阻碍二人台的发展。民众一面看不起“戏子”的职业，一面却喜欢看戏，这样的矛盾促使二人台在艰难中生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二人台的影响力，地方政府一方面利用其宣传方针政策，一方面大力支持其发展，如举办民间文艺学习会、调研民间艺人、搜集整理二人台传统剧目、创编新剧目、参加全国性表演赛事等。二人台从地方性民间小戏逐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艺人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60年，老舍在包头观看完二人台老艺人樊六的演出后，由衷赞叹其为“民间艺术家”。同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戏曲学校成立二人台班，培养专业艺人。之后，乌兰察布、包头等地纷纷成立二人台班，培养专业艺人，并利用《敕勒川戏剧》《北国影剧》等刊物宣传新编剧目，探讨二人台创作理论。二人台实现了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双重身份的集体认同。

2006年，二人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介中陈述“二人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民间戏剧艺术形式，也是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二人台在公共共享范围上的拓展和深化。这样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二人台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民间文艺，二人台在变异中新生、在趋同中传承，极具文化张力，在构建中华民族文艺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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