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经典由何而来——观古元抗战期间作品有感

更新时间：2025-12-18 06:31  浏览量：2

艺术经典由何而来？这是每一位艺术工作者都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回望古元在抗战期间的木刻作品，再一次得到深刻启示：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是创作经典作品的必由之路。

古元，1919年生，中国著名美术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古元早年投身革命，抗战期间奔赴延安，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木刻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元的版画、水彩、素描、速写以清新明朗的艺术语言传递新的美学内涵，其作品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抒情性相统一的风格对中国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元抗战期间的美术作品，以刀为笔再现中国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事迹，描绘抗日根据地的崭新生活气象，坚定了人民的抗战决心，凝聚了抗战力量，也成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就是其中之一。

古元套色木刻《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1943年

《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创作于1943年，以全新的形式语言和叙事结构刻画人民与军队的鱼水深情。作品为分层式构图，最上为“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标题文字，下面四层，从上至下讲了四个故事。第一层，百姓列队，举旗、敲鼓、牵骡赶羊，欢迎部队到来。一位老者打头儿，双手紧紧握住战士的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层，由左至右，两位青壮年抬担架运送伤兵、一位村民肩扛长矛护送，大娘双手为战士送上茶水，一位民兵持长矛在窝棚前放哨；第三层，一队男女老幼敲锣打鼓吹喇叭送亲人参军；第四层，一孔窑洞张贴“丰衣足食，建立家务”的对联，横批“光荣抗属”，主人正在劳作，家畜肥壮，村民前来慰问。整幅作品节奏鲜明、对比强烈，疏密分布得当；刀法讲究，线条精准有力。设色以明黄作底，红、黑、白、绿点缀其间，欢快明朗，洋溢着喜庆氛围，描绘出军队和老百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亲密无间场景。

《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之所以成为经典，归因于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也源于作品对抗战、对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记录，源于古元在农村的真实生活、与村民朝夕相处继而能够深切反映他们的心声、将个人创作充分融入时代精神的生动实践。

1940年，自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毕业后，古元来到碾庄，在乡政府担任文书，住在乡政府办公的窑洞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跟当地干部一起工作、与农民一起劳动。这个中国西北偏远的小村庄，被古元称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摇篮”，通过木刻画，古元找到与农民沟通、开展工作的方式，更找到了艺术创作最为贴切而深刻的途径。

古元的“下乡”及木刻作品，也充分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鲁艺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成就。

鲁艺《成立宣言》明确提出，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就是要培养抗战艺术的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鲁艺制定的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规定，理论的学习，一般当由具体历史文化知识进到一般原则问题，尤须着重于中国化，即能将一般原则具体运用于中国实际环境，力戒生吞活剥或盲目崇拜地搬运外国知识，忽视本国固有的及民间的文化艺术之研究；技术的讲授，必须尽可能作出正确的理论上的解释，并注意实际需要和应用，有计划地定期外出实习，或作实习表演，或举行展览，并经常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以加强同民众的联系，从他们中间获得经验与批评。

在碾庄，古元用图画教村里的老百姓认字，看图识字很有效果。古元常说，自己的画是在农民炕头上“展出”的，周围的老乡们是观众，也是老师。

古元在《摇篮》一文中写道：“他们把我送给他们的木刻画张贴在炕头上，每逢劳动后归来，坐在热炕上，吸着旱烟，品评着这些画。我在旁边倾听他们的评论，‘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真带劲！’……有时，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有一次，一位老乡指着《羊群》那幅画说，应该加上一只狗，放羊人不带狗，要吃狼的亏。另一位老乡补充说，放羊人身上背上一条麻袋就带劲了，麻袋可以用来挡风雨，遇到母羊在山上产羔，就把羊羔装进麻袋里带回来。我就依照他们的指点在画面适当的地方加上一只狗，又在放羊人的手上添上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经过这样修改后，比原来的好得多了。”

切实深入的农村工作、对农民生活的不断熟悉，古元以农民的视角和情感来构思画面，反映出艺术创作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1942年，当徐悲鸿在“全国木刻展”看到古元的木刻作品，激动地写道，“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锄草》是古元下乡而得的作品——黄昏时分，农民下地归来，锄草准备喂牲口。画面近景，右侧，一人蹲地扶草捆紧盯刀刃，左侧，农民弯腰站立握铡刀下压，人物形象高低、黑白错落有致。与刀刃切断草捆的紧张相比，远景孩子与骡子依偎在一起，展现出轻松，令画面层次更为丰富。古元对村民充满感情，不断从他们劳动生活的日常情境中提取富于情感的细节，以精微的笔法展示农民与土地、与牲畜、与劳动深刻的情感关联，自然朴素，深沉而有内涵，终而达到现实性、民族性、抒情性的统一。

古元对几幅木刻画的“重刻”也尤为值得关注。1942年，古元重刻了自己以前的《离婚诉》《哥哥的假期》等若干幅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艺术风格的明显变化。到延安之初，古元接受的是珂勒惠支等西方艺术家的表现手法，画面突出黑白明暗关系，农民观众纷纷反映，“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通过对党的文艺理论的深刻学习，通过在乡村的生活、虚心听取民众的意见，古元结合中国传统年画、剪纸等艺术特点改进创作，善用“民间形式”“方言土语”，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表现物体，创造出多用线条、阳刻为主、构图多变、简洁明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艺术风格。诗人艾青曾把古元这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风格概括为：充满诗情的画面、富于韵律的构图、淳朴优美的形象、简练含蓄的色彩、巧妙精到的黑白、丰富概括的刀法。这个转变，进一步确定了美术创作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发挥了艺术在抗战中的效能，也为中国美术面对“古今中西”如何选择积累了宝贵经验。作于1943年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借鉴了中国古代石刻画像、石窟壁画，传统门画等传统艺术形式，又充分吸收了陕北窗花剪纸艺术特色，正是这种“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典型作品。

走近经典、学习经典、创作经典。前辈艺术家榜样在前，新时代的艺术家应自觉投身时代发展，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创作新的艺术经典而尽心尽力。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