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擘，不朽丰碑：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

更新时间：2025-12-26 10:50  浏览量：2

（原创 天涯补刀 君莫愁 ）

▲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在中华民族星河灿烂的历史长卷中，总有一些坐标，因其划时代的伟力而永恒璀璨；总有一些思想，因其穿越时空的光芒而历久弥新。

毛泽东，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更代表了一种改天换地的实践、一套体系完备的思想和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史诗；他的思想，是永不枯竭的源泉。

今天，我们驻足回望，不仅是为了缅怀那段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峥嵘岁月，更是为了从他那深邃的智慧与非凡的实践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磅礴力量。

一、伟大革命家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伟大革命家。

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一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至暗时刻。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山河破碎，前途茫茫。诸多救国方案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又接连黯然退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峡谷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中国社会，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需要道路。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成功的革命模式似乎只有城市武装起义一途。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曾效法此路，却付出了惨痛代价。就在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深刻剖析和对农村的深入调查，以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识，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这一道路的核心，在于认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他领导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这条道路的开辟，其最大成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战略基地和前进方向问题，将革命的根基深深扎入了中国最广阔的土壤——农村和亿万农民之中。它不仅仅是军事策略的转变，更是政治战略的颠覆性创新。

通过土地革命，共产党获得了千百万农民“铜墙铁壁”般的支持；通过根据地建设，积累了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通过长期的农村斗争，锻造了一支与人民血脉相连的人民军队。

正是沿着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才能积蓄力量，最终以农村的汪洋大海包围并攻克了城市的反动堡垒，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革命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一次伟大飞跃与成功实践。

二、伟大政治家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的历史角色从革命家向建设新国家的伟大政治家深刻转变。

打碎一个旧世界固然需要雷霆万钧之力，但建设一个新世界，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制度构建的匠心。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迅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其政治上的最大成就，莫过于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一成就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

首先是国体与政体的确立。

早在1949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清晰界定了“人民”的范围与“专政”的对象，对人民实施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此基础上，他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毛泽东是这一制度最早的探索者和倡导者，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到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参议会，再到对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论述，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组织形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跨越。

其次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

毛泽东创造性地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在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创举。

最后是领导核心原则的强化。

毛泽东深刻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他确立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予以保障，确保了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这一系列根本性、奠基性的政治制度设计，如同为新中国这座宏伟大厦浇筑了坚不可摧的地基与梁柱，使其能够经受住风浪，稳步走向未来。

三、伟大军事家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与其政治智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双翼。

他并非科班出身的职业军官，却深谙中国古典兵法之精髓，更能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在他的指挥下，人民军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在其辉煌的军事生涯中，1935年的“四渡赤水”战役，被他本人称为“平生最得意之作”，堪称其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体现，也是世界战争史上运动战的典范。

这场战役的背景极端凶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经历惨烈的湘江战役，兵力从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士气受挫，疲惫不堪。而蒋介石则纠集了多省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共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企图将中央红军“聚而歼之”。

红军身处绝境，突围求生希望渺茫。

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毛泽东展现了惊人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他充分利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地区山川交错、河流纵横的复杂地形，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实施高度机动的作战。

战役之初，红军一渡赤水，意图北进；遭遇阻截后，毛泽东果断决策“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杀回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此后，红军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成功调动敌军主力向川南集结；当敌军部署被打乱后，红军主力突然四渡赤水，急速南下，兵锋直指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这一“攻其所必救”的妙棋，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从而巧妙地实现了“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

最终，红军乘虚疾进云南，威逼昆明，迫使敌军再次调整部署，红军则抓住金沙江防线空虚的战机，以强行军速度全线渡江，彻底跳出了40万敌军的重重包围。

“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上的脱险。它使红军彻底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哲学，以及“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高超指挥艺术。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观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后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这场战役，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鲜活注脚，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永载史册的经典战例。

另外，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也是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战役指挥家的超凡胆略。

以辽沈战役为例，这场决战的关键点在于战略方向的选择：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前线指挥员一度倾向于较为稳妥的长春。但毛泽东胸怀全国战局，从战略全局出发，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关门打狗”，先打锦州，封闭东北敌军撤往关内的通道。

他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这需要巨大的战略魄力，因为攻打锦州意味着我军要腹背受敌，进行一场艰苦的攻坚战。然而，毛泽东洞悉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士气低落的本质，也坚信我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

战役进程完全按照他的预见发展：锦州攻克，东北大门被锁死，随后长春守敌动摇，廖耀湘兵团被歼，东北全境迅速解放。这一决策，不仅迅速改变了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力量对比，更为全国战局的加速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一是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不为一城一地得失所惑，始终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改变整体战略态势；

二是高度灵活的战术原则，正如他所言“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3，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

三是军事民主与集中指挥的完美结合，他既强调“敢让离炮火最近的人作决策”，充分尊重和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如在淮海战役前采纳粟裕的建议），又能在关键时刻集中决策，一锤定音；

四是对人民战争力量的绝对信念，正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正是这种将政治、军事、民心融为一体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使他能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四、伟大理论家

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宝贵、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无疑是他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其思想包括了一系列的巨著，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还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巨著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化著作。

这不仅仅是其个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内容丰富，涵盖革命、建设、军队、党建、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其精髓与活的灵魂，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贯通的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正是这三个核心原则，使得毛泽东思想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永恒的生命力，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我们依然能不断感受到它穿越时空的对照与指引。

首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直指形式主义与本本主义的要害。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辛辣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一生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反观当下，我们社会中是否依然存在“拍脑袋决策”、“文牍主义”、机械执行上级指示而忽视本地实际的现象？一些地方出现的脱离地方发展水平和群众需求的“形象工程”，或是盲目照搬外国模式而水土不服的管理实践，正是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毛泽东思想警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藏在具体实际之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其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揭示了一切力量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民。

毛泽东坚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他要求全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行动。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惩治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化解基层矛盾，本质上都是对“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发展。

当一些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与群众距离渐行渐远时；当某些政策出台后因缺乏群众基础而推行受阻时，重温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教诲，无异于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政治智慧的最高境界，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执政合法性的最坚实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

最后，“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它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自主权。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国际压力，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在建设时期，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领导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某些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的需求，“独立自主”的原则愈发彰显其战略远见。它并非意味着闭关锁国，而是强调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与当前我们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在精神内核上完全相通。

结语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正如一座巍峨的丰碑，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上。

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开辟了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作为伟大政治家，奠定了千秋基业的稳固制度；作为伟大军事家，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不朽典范；而作为伟大理论家，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毛泽东犹如一座永恒的坐标，矗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我们缅怀他，不仅是回顾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在他奠基的事业中，千千万万的后来者正承继着他的遗志，将他未竟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当新时代的曙光洒向神州大地，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画卷徐徐展开，我们可以告慰这位伟人：您当年畅想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成为现实；您期盼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正在变为生动的实践；您毕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

毛泽东——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直至那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中华大地上灿然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