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 、罗德荣｜《金瓶梅》的艺术世界（9 · 1）

更新时间：2025-12-26 10:18  浏览量：2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第一节，中国16世纪后期

社会风俗史

在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支点的呼唤人性解放的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下，晚明蓬勃兴起了一个文学新潮流。

《金瓶梅》就是这一文学新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与晚明文学新潮中的其它许多作品在基本精神上有着一致性,而且,由于其长篇小说的体裁形式，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展现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因而也当然地成为一部“风俗史”性的作品。

晚明大千世界的全方位描绘

有材料证明，《金瓶梅》于明代万历中期开始在社会上以抄本形式流行，其创作不会早于嘉靖朝。虽然作者从当时广泛流行的《水浒传》中移借来一些情节和人物，作为他的小说的引子和故事的支点，但是，他的小说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本来那个封建时代传奇英雄故事的格局

——那个在《水浒传》中仅作为邪恶的小角色出场，在传统的道判决下丧身的中药铺老板西门庆，在他的作品中死而复生，并充当了这部新小说全部故事的主角。

因此，这都嫁接于《水浒传》母本上的《金瓶梅》所叙述的是一个新的故事，有着新的历史和美学内容。

《金瓶梅》标明宋代，实际是“当代史”，写的是当代的现实生活，这是这部小说的很多细节都可以证明的事。

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的历史考察来判断它的成书年代。

《金瓶梅》又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平常的家庭生活,夫妻、妻妾、主奴之间的种种矛盾争斗以及饮食穿戴、起居生活现象都被作者用细腻的笔墨一一加以镂写。

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读《金瓶梅》，“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

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也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从来没有的，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创造性和开拓性。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首先，作者所选择的作为作品结构中心的那个家庭，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金钱财富为轴心和主从贵贱关系的家庭，相对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基础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家庭，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基本图式的特异，对长期凝滞的中国封建历程来说，这一安排又绝非是作者主观的历史超越感的结果，而是对晚明社会呈现的特殊文化景观的合理选择。

其次，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仅仅是作为作品描写的结构中心，而非作品内容的全部。

作者通过这一家庭成员的种种社会活动，实际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或者说，小说只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辐射出时代的社会关系内容。

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为艺术描绘提供一个焦聚，从而为形象的、细致的和深入的刻画提供便利。

因此，晚明时期，当《金瓶梅》尚以抄本形式流传之时，闽人谢肇淛就对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广泛表示惊讶: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按，闺闼之媒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全枕席之语，驵验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

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

对社会生活的广阔展示和入微的刻画，充分说明《金瓶梅》不是单纯的“家庭小说”。

确实，《金瓶梅》以一个商人家庭为中心，“放笔一写”，广视角、多侧面地画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丰瞻繁富、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卷。

这使人想起巴尔扎克的一股自白: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主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

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社会风俗史。(《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用他的创作实践实现子自己的愿望，勃兰兑斯因此称赞他写出了法国的“全部风貌”(《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分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恩格斯也认为：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

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虽然不能完全将恩格斯的这段话移借来评价《金瓶梅》，因为无论是描写的历史内容还是所运用的美学方法，《金瓶梅》和《人同喜剧》都有很大的差异。

但如果从反映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真实性来说，《金瓶梅》也可视为一部”风俗史”性的作品。

《人间喜剧》（18）

（法）巴尔扎克著

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说:“窃谓兰陵笑笑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揭出作者要表现“时俗”的出发点。

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中国小说史略》)

郑振铎进一步认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小说了。”(《谈金瓶梅词话》，《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

世界许多著名百科全书都重在从《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和时代特征来介绍这部作品。

如《美国大百科全书》专条介绍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义小说……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写。”(转引自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也有人从比较的角度谈阅读时的体会:

我们读了他以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语言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又知道了那个社会的一切。

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Comedie Humaiue)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m-M-acquart)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

(李长冬《金瓶梅法文译本序》，《大公报》文学副刊225期，1932年4月25日)

如果说《人间喜剧》是法国19世纪前期的社会风俗史，那么，《金瓶梅》就是中国I6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小说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内容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美国百科全书》书脊

时代经济状况的客观展现

不少涉及《金瓶梅》的论著，都认为《金瓶梅》是这样一部小说:它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及其罪恶生活的历史，深入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的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但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虽然有多重社会身份，从根本上说却是一个商人，或者说是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

——只是“在封建制度的明代，要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不可能没有经商以外的另外的社会身份，没有官僚、恶霸的身份和暴发户的特点，这个代表就不典型”（李时人著《金瓶梅新论·何满子序言》)。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全部遭际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业活动之一般，乃至认识商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普遍命运。

《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当西门庆即将离开这个他无限留恋的世界时，对于身后之事留下了遗嘱，除了要他的妻妾为他守节的叮咛外，就是对经济问题作了最后交待：

我死后，段(缎)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

贲四绒线铺，本银是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

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

你(指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段子铺占用钱两万两，生药铺五千两。

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

前面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薄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本利欠我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

到日后，对门并狮子楼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们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这段话是算帐，尚不能概括这个精明商人的商业活动。

第六十九回，文嫂充当“马泊六”，为西门庆拉皮条，对林太太说的一番话虽然简单却比较全面: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

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

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也是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

《金瓶梅》对西门庆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写。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他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

生药铺原是西门庆的祖业，资金不过数千两，后来他把揽词讼，“说事过钱"，又骗娶了富孀孟玉楼、李瓶儿，发了几笔横财,这才资本雄厚,开起了解当铺。

但真正使西门庆大发的还是长途贩运，经营绸缎丝绒成了收入的大宗。

西门庆和他的亲家乔大户合开绸缎铺,派韩道国到杭州一次就购进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第五十八回)。写来保南京货船到，“连行李共装了二十大车”(第六十回)。

绸缎铺开张头一天，“伙计攒帐,就卖了五百两银子。"帮闲应伯爵说西门庆长途贩来的货“决增十倍之利”(第五十八回)固然是恭维，但利润无疑是可观的。

从《金瓶梅》的种种描可以看出，长途贩运在当时十分兴盛，成为商人发财的主要途径。

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曾经“远走川广贩卖药材”。孟玉楼的弟弟孟锐年方二十六岁，就要到“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腊”，计划“从河南、陕西、汉州走，回来打水路从峡江荆州那条路来，往回七八千里地”(第六十七回)。

《金瓶梅》写了那么多行商坐贾的商业活动，却绝少写到商品生产。唯一提到的手工作坊是孟玉楼前夫杨某的染房，“见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第七回)。

不过，杨某的主业实是贩布，他就是因贩布死在外面，故他的作坊不过是商品加工，有临时性质。后来西门庆也雇工染过丝。这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视野和兴趣问题，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与《金瓶梅》同时期的小说“三言二拍”也写了大量的商业活动，但涉及商品生产的仅有一个叫施复的业主“开起三四十张绸机”(《醒世恒言》卷十八)，何况那还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盛泽镇。

据有关材料证明，当时江南的丝绸布匹主要仍然来自于农民的副业生产，商业资本转入生产领域的不多。

总观西门庆掌握的商业资本有数万两之巨，全部资产有十万两左右。

对于这巨额财富的支配西门庆也是很精明的,了满足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奢侈的生活享受以外，主要有两途:

一是用作商业投资和高利贷资本。如第六十七回，西门庆问伙计韩道国:“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子?”得知“共六千两”，随即吩咐:“兑两千两一包，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

二是用来贿赂结交官府。如西门庆巴结蔡太师，第一次叫来保和吴主管送生辰担，还专门雇了银匠在家里打造银器;第二次亲自晋京，送了“二十来杠”的贵重礼品(第五十五回)。

其他结交太师府翟管家及蔡御使、宋巡按、黄太等也都花费了大量钱财。

西门庆因此由一介商民平步当上了锦衣卫掌刑千户，亦商亦官，炙手可热。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和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产，成为世界史上的特异现象。

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阻止商业的发展。

16世纪中叶，贵金属(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货币制度的确立，国家赋税由实物形态演变为货币形态，使晚明的商业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如史料记载:“滇南车马织贯辽阳;岭微宦商衡游蓟北。”(《天工开物序》)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条》卷十九)

尤其是江南地区，“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

西门庆的商船主要贩货于南京和江南五府，正是这一现实的形象反映。由于贩运性商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

据宋应星估计，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比国库税收多一倍(《野议·盐政议》）。

谢肇淛说: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五杂俎》卷四）

沈思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

《金瓶梅》写西门庆因经商而致富显然不是小说家的夸张。广而言之，《金瓶梅》对当时经济生活的全部描写也都是真实可信的，这可以从大量的细节——买卖或借贷的帐目，各种物品的价格等方面得到充分的证实。

《晋录》

沈思孝 著

时代社会风尚的真实摹写

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金瓶梅》作者正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在小说中对这一切作了生动的描写。

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

晚明商业的特殊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仅大中城市数量增加，还有一些乡村也因商业的原因变成繁华的小市镇。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写到临清: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凑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作为当时南北运输干线大运河的大码头，临清历来为四方货物的集散地，16世纪后期更成为商业大都会。

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里就有了32家绸缎庄，73家布店。

中国的城市向来是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重叠，消费人口高度集中,千家万户莫不依靠市场供应。

商业发达以后，城市消费品大量增加，必然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不肯安定的货币就像魔鬼一样在城市里肆虐，迅速地使人际关系、人情风尚改观。

如距临清不远的博平(今并入荏平县):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客，互尚荒侠，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于市井败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细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

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博平县志》卷四)

崇祯七年(1635)刻的《郓城县志》卷七《风俗》也谈到:

郓地……迩来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冠，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

……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推击健讼，武断雄行。

胥隶之徒亦华侈服食，拟于市宦。

(转引自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和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北方这些经济不甚发达的小县城尚且如此，南方那些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小城镇的习俗风尚更是相率大变。

《博平县志》内封

晚明城市风尚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异调新声”，表现在物质生活上是去朴尚华，追求奢靡，总起来说是追求一种世俗的感官享受。

所以才会有“流风愈趋愈下”，“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

《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极力铺陈，确实摹写出了晚明城市的世俗风情。

文学史家们常常批评《金瓶梅》所描写的市民生活是“穷奢极欲”，认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流风所致，也许不无道理。

但假若我们将其理解为主要是16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将更符合历史的本意。

而且，从历史看，这种新的时代风尚正是对礼教严格束缚下拘谨、守成、俭约、循规蹈矩的封建社会刻板生活方式一种反动，表现出历史的活力。

——只不过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使其停留在原始的状态，并发生畸变，未能成为新的历史生活的起点。

我国封建礼制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械器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

礼制的规定，目的是为保持“贵贱不相逾”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上下尊卑，各安其位，芸芸众生，循礼蹈规。

朱元璋就说：“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败也。”(宋濂《洪武圣政纪》)因此,晚明社会对衣食住行奢华的普遍追求,其实质是对礼制的破坏,《金瓶梅》则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形象写真。

如第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飞鱼鳞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搋了一跳”。

因按明制，飞鱼蟒服是二品以上大官或锦衣卫堂上官才准穿的，西门庆这个山东提刑所千户仅五品，自然没有资格服用，是明显的越制。

再如，据《明津律》、《明会典》等，明初对服装的色彩用料限定甚严，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大红色和金绣的锦罗丝湖禁止最严，违者本人，家长，工匠都要治罪。

但在《金瓶梅》中大红是妇女服装最常见的颜色。商妇吴月娘穿“大红妆花通袖罗袄儿”(第十五回)，媵妾李瓶儿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袄儿”(第二十回)，其他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都有”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段子袍儿"(第四十回)，连丫环迎春、玉箫、兰香也做"大红段子织金对襟衫”(第四十一回)。

这和《阅世编》所记明末大家婢女“非大裹衣不华”完全一致。同样，按明制规定，只有官宦人家的贵妇人才能用金珠翠玉作头饰，但《金瓶梅》写到布商杨某的孀妇却是“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二珠金环，耳边低挂，双头鸾钗、髩后斜插”(第七回)。

甚至仆妇，娼妓、婢女也都是珠翠满头。

在私有制社会里，消费水平的高低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可是晚明追求营华享乐已经成了普通的社会风气，即使最重个人品行声普的士人也有很多人公开鼓吹感官刺激和物质的、精神的享受。

如张岱发表宣言说：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酒虐、书蠹诗魔……

(《自为墓志铭》)

一般市民的学样攀比更使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政达到“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塵赘语》)的地步。

《金瓶梅》中，帮闲常时节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被房主再三催逼，饭也没有吃，老婆在家饿肚子。

应伯爵帮忙说情，西门庆周济他12两银子，就立即到街上为老婆“买了一领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月白云绸衫儿，红绫袄子儿，共五件;自家也对身买了件鹅黄绫袄儿，丁香色绸直身儿”(第五十六回)。

真是“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巢林笔记》卷六)。

第四十八回，西门庆的姘妇韩道国媳妇王六儿为杀人犯苗青在西门庆面前行贿说情,得了100两赃银,就“白日不闲,一夜没的睡,计较着要打头面、治簪环，唤裁缝来裁衣服，从新抽银丝鬏髻。”

也是写的这种风尚。

（未完待续）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