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用自画像记录自己的疾病，直到人生最后一刻
更新时间：2025-12-29 11:53 浏览量：1
布莱恩·查恩利（Bryan Charnley）是一位英国艺术家，他广为人知的《自画像系列》（The Self Portrait Series）集中呈现了精神分裂症对个体的深远影响。这个系列的初衷，是展现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人性”，并通过具有普遍意义的视觉隐喻，描绘这种疾病给当事人带来的创伤体验。
布莱恩·约翰·查恩利于1949年9月20日出生在蒂斯河畔斯托克顿（Stockton on Tees）。他是双胞胎之一。童年时期，他随父母先后生活在伦敦、肯特郡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以及父亲任教（高级讲师）的克兰菲尔德（Cranfield），最后定居在贝德福德附近的布罗姆汉（Bromham）。他从小就展现出突出的绘画天赋。1968年夏天，18岁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但在同年仍顺利完成了莱斯特艺术学校的艺术预科课程。1969年，他进入伦敦霍本的中央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就读，但因再次发作未能完成学业，之后被诊断为急性精神分裂症。1971年至1977年间，他与父母同住，接受了多种治疗，其中包括电痉挛/电休克治疗（ECT，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或 Electroshock Therapy）。
1978年，查恩利搬到贝德福德，开始独立生活。他重新投入绘画创作，希望以专业艺术家的身份立足。这一阶段，他不断尝试当时艺术界的多种流行风格。1982年，查恩利的创作重心发生转变，他从花卉题材转向以精神分裂症本身为主题。这与他在“贝特勒姆心灵博物馆”（当时仍名为贝特勒姆皇家医院 Bethlem Royal Hospital）看到的相关收藏作品深受触动有关。1984年，贝特勒姆皇家医院购入了他4幅作品，纳入永久收藏。
1989年，查恩利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德莱登街画廊（Dryden Street Gallery）举办了个展。1990年，他的两幅作品《天使》（Angel）和《束衣》（Straitjacket）入选皇家艺术学院的“Visions”展览。
然而，身为画家所取得的那一点点成绩和认可，远远抵不过他每天与疾病和强效药物抗争的巨大消耗。他后期的《自画像系列》，正是在不断尝试调整两种药物——Depixol 和 Tryptisol——剂量的过程中完成的。最后的17幅自画像，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记录了他在减药、停药过程中精神状态的持续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痛苦。1991年，查恩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离世时，他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仍停在画架上，尚未完成。
这些作品全部为布面油画，规格为20×20英寸（51×51厘米）。当时计划为《自画像系列》撰文的玛乔丽·华莱士（Marjorie Wallace）鼓励他记日记，以帮助观众理解画面中的象征和意象。
《自画像系列》于1995年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展出。
1.1991年4月11日至16日
一幅偏传统的肖像，两次写生完成。像吗？当时每天吃两片3毫克 Depixol 和两片25毫克 Tryptisol，人昏昏欲睡。创作时间：1991年4月11—16日。
2.1991年4月20日
我把 Depixol 减到每天一片3毫克，用 Tremazepam 助眠，整个人异常敏感、多疑。总觉得楼上的人能“读心”，再用语言把我的念头“回放”给我，像在精神上把我钉住。我相信自己在释放强烈“精神振动”，容易被他人捕捉，于是在画里画出巨大的“兔耳”，表现对人声的过度敏感和惊惶。我也坚信很多人在用心灵感应（E.S.P.）读取我。4月17日才减到一片，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骤减的冲击。
3.1991年4月23日
自画像系列受路易斯·韦恩那组随病情恶化而愈怪的猫画启发，它们像一个解体的自我。我以为自己的画也会走向“幻觉几何”，却因几乎无法集中精力，只画出粗糙涂鸦。我把这归因于 Depixol：它原本帮助集中，一旦停用注意力就垮掉。这并非发病初期的问题，而是长期依赖的后果。当时我仍吃一片 Depixol 和安眠药。我深信很多人有超感官知觉（E.S.P.），能进入我的大脑，所以在画里给眼睛画叉；他们还会直接说出“听到”的念头，于是嘴上也画叉。被划掉的日期，则来自我不断纠结第一幅自画像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完成。
4.1991年4月24日
既然能用绘画呈现“精神崩解”，就不想错过。此画画于上一幅完成的次日，画中那两只“心灵感应的角”其实当嘴用。完全无法集中，使画面再次呈现涂鸦感。头部的斑点用的是自己的血，以传达强烈的精神痛楚。那阵子我抽烟很凶，所以画了烟斗；没有眼睛去看清现实，嘴也被缝上。血来自我扎伤拇指根部——若仍在重度镇静状态，恐怕做不出这种事。当时仍只是服用一片 Depixol 和 Tremazepam，却已经预感自己撑不了太久。
5.1991年4月29日
情况失控。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力量”让我坚信只要抽烟就会有严重后果，几乎把我逼疯，边走路边扔烟草。4月24日那天，我一口气吞下15片 Depixol，想摆脱内在强迫和“心灵感应”的困扰，却毫无效果，随后几天持续大剂量服药，也没见好转，还考虑再住院。一次长时间散步回家后，双胞胎兄弟打来电话，我倾诉后，他几句直接真诚的话切中要害，那股“精神力量”随之瓦解。
为呼应4月23日的“Love hurts”，我写下“Love is Strange”，因为那是我患病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到被帮助，之前多半只让我更沉重。这句话也呼应“爱即真理”的观念。我本想写“真理是力量、是美、是爱”，最终还是留下“Love is Strange”，也因喜欢这首歌。医生面对棘手症状往往只是一味加药，很少换思路；药再多也未必见效。
真正带来转机的是理性的洞见——“真相”的力量与震撼。我不认同“药刚好起效”的说法，而相信理解和理性才是关键。精神分裂症类型繁多，有些患者难以依靠理性，这可以理解，但把所有人都塞进同一条“药物之船”并不合理。那些难以理解的事压得我喘不过气，弄清真相对我至关重要。
6.1991年5月2日
那次精神“释放”后，药物的生理效应真正显现。我把剂量调回最初：6 毫克 Depixol 与 60 毫克 Tryptisol，却几乎失去全部精力，也因此在画里大量依赖象征和隐喻，无力做更复杂的创作。“蛹”象征这段滞缓期；灵魂由一只被阴影压制的鸟代表。与原生家庭相关的情感纠结，被一组含蓄的人体符号概括；思想冲突则用一个“两头人”表现，其中一头是“鼻子头”，强调感知与理性拉扯。晾衣绳象征所有“脏衣服”和隐秘念头被晾在阳光下。被切开的十字架象征精神分裂症带来的一种“自我受难”；戴帽子的人始终在“看着我”，却把一切压在帽子底下，同时也暗示方向感缺失与意志分裂，如同那个“鼻子当头”的形象。
7.1991年5月6日
我感觉自己成了讥讽的靶子，一些陌生人的态度更让我不知所措。这究竟怎么了？我曾因软弱、讨好的说话方式，让一位女孩在巨大压力下做出极端选择，这与我后来病情加重密切相关。嘴里的钉子象征我“没有真正的舌头”，缺乏有力量的表达，只会迎合。周围的人难以理解我当初的愚蠢，也难以原谅。我几乎失去了正常社交能力，这种语言和人际的匮乏酿成悲剧，也让我成了攻击焦点。眼睛上的钉子意味着我对很多事“看不清”，而他人仿佛具有心灵感应能力，我在这方面像个“盲人”。“爱让人受伤”。在精神科医生建议下，我刻意远离亲密关系。当时剂量是两片 Depixol 加两片 Tryptisol。
8.1991年5月14日
自我像被持续攻击、撕裂的躯体。画中罗马士兵的腿源于我对某种暴力权力结构的恐惧——在想象中，它打着“维护女性健康与名誉”的旗号，巩固自身地位，为过度干预提供理由。我也总觉得，历史上真正推动十字架刑罚的，是世俗权力。我的自我正经历一场象征性的“被钉十字架”。我的情感、原生家庭情结和复杂认同，被那条“意大利人的腿”浓缩。意大利文化常被认为在维护女儿名誉方面格外敏感，而我曾因不懂分寸深深伤害过一位女孩。那位在极端行为中严重受伤的女孩虽非意大利人，但若置身那种文化，我或许会面临更严厉的“清算”。因此，这条“罗马人的腿”不断触发我的不安和恐惧。我常觉得自己总在“错误一边”，看不到赢面，只剩失败与羞耻。理智上似乎接受了这一点，情绪上却仍反复被刺痛。
9.1991年5月18日
自5月10日起，我把 Tryptisol 减为每天一片，睡眠明显减少。我感觉大脑在剧烈地进行“思想广播”，却完全失控，于是把大脑画成一个巨大、独立运作的嘴巴。无论这种解释是不是准确，我认为根源在于左侧那颗“破碎的心”，所以在画面左边画出一团破碎血肉。与之相连的脚把嘴巴撑开，让思想被迫外泄。我总觉得自己在和自己对立，被自己撕裂。嘴里的钉子再度象征社交和沟通上的困境，使我格外容易成为众人议论的对象。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不断发出强烈“人格振动”，因此画出从头部发出的波浪线。
10.1991年5月23日
我已经厌倦反复解释自己的画——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许多人看不到那些朴素却富有诗意的象征。整幅肖像的蓝色来自减量抗抑郁药后的情绪低落；波浪线则源于某次经历：当我以为暂时安全时，街上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以“心灵感应式”的口吻精准戳中我当下的状态，让我情绪瞬间被刺穿。
那时我对这幅画颇满意，而那人的话语又极其针对，让我几乎确信自己在向外释放可被“读取”的精神波动。我很满意“大脑变嘴巴”这一装置，因为它成功将“思想广播”具象化，所以再次使用。用绘画表现不可见之物极难，只能依靠象征，并尽量赋予诗意张力，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此时我最怕的是“思想广播”。随着一些洞见的获得以及减药生理影响的减弱，这种痛苦后来略有缓解。当时我极度害怕广播和电视，总觉得自己和电波纠缠在一起，被完全暴露，十分难堪。一旦这种感觉出现，人们要么嘲笑，要么用尖刻话语回应，使我更确信这是真的，于是愈发远离社交。
11.1991年5月24日
也许，一颗破碎的心才是一切开端，那种疼痛极其真实。我已经尽力在画面左侧呈现这种感受；右边的蜘蛛腿，则表现各式压抑，以及念头像从水下浮出、开始“被广播”时那种强烈恐惧。当时我觉得自己正接近一种更集中、更尖锐的精神分裂表达。自5月19日起，我把药量减到一片半 Depixol，加一片25毫克 Tryptisol。
12.1991年6月8日
蜘蛛腿成了我内在状态的核心象征。我画它们从大脑向外辐射，离中心越远力量越弱——想到它们在远离“核心”时会慢慢消散，多少让我安心。那些“燃烧的心灵感应之箭”在画里被具象为声音，恰好在念头诞生的瞬间射入。画面中的白色代表思维；两个三角形相遇，产生一次看似理性的“放电”，却立即被一支燃烧之箭刺穿。蜘蛛腿象征各类压抑，无论社交还是其他方面。后来我发现这并非全部真相，但确是其中关键一部分。
13.1991年6月13日
人们热衷谈“技巧”，对毕加索式的象征和诗意赞不绝口，却说我“不会画”，认为我的技法只是为想象服务，好像这是缺点。也许有人觉得应先讲技巧，但在我看来，一旦剥离技巧，毕加索的后期作品其实平淡。除非在某些画面上不得不“用力过猛”，我的技法并无大问题。别人不断用我过去的事来刺激我，而我对他们的过去一无所知。那些被掏空的蛋壳像被清空的大脑——再无内容和秘密，成了某个握有权力者的“养分”。两个鸡蛋？昨天也是一样。我自然会时常生出自毁念头，于是把梵高最后那幅小麦田里的乌鸦也画进来。那些“心灵感应之角”和作为嘴的声音在一旁冷笑；鸟自蛋出，所以这些乌鸦也像我散落的念头。流言不断加深我对“心灵感应”的恐惧，也是我陷入强烈绝望感的主因。当时我仍服用一片半 Depixol（每片3毫克），并自5月24日起完全停用 Tryptisol。
14.1991年6月19日
他们只是“来凑热闹”吗？这种感觉像对我精神内在世界的闯入，仿佛人人都把脚塞进我的心门。我仿佛嘴被钉住、舌头打结，几乎无法回应。
15.1991年6月27日
这是一幅极其复杂的画，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接近“精神分裂体验的核心图像”。首先，我是透明的；在完全失控的局面中，我艰难地做出各种尝试以保留一点控制感（画中握控制杆的人象征这一点）。我的大脑与自我被钉子穿透，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动即痛，我对自己的尊重与感觉也仿佛被“钉死”。
从这里起，我对自身状态的理解逐渐深入，却更难找到合适图像。后来我意识到，引发“心灵感应”“读心”体验的主要是恐惧——一种源于愤怒的恐惧。那条被红绳绑住、戴口套的猛兽象征被压抑的愤怒：因无法回应指责，这股情绪潜伏在无意识中，扭曲了感知，制造幻觉。也就是说，当恐惧减弱时，这些体验不会如此强烈。我用两条巨大、上翘的眉毛末端长出的嘴来表现：感官被恐惧“弯折”，在视野边缘制造出扭曲感，这也是我总觉得自己像“看不见”的原因。“他对你很生气，他在对你发火”——这种潜在的愤怒引发恐惧，恐惧演化为偏执，最终成为精神分裂所特有的幻觉与症状。即便如此，我在社交上仍十分被动。
这会改变吗？还是愤怒会一直存在？我打算继续以自画像记录改变，当这些作品汇集起来，将成为一份关于20世纪末人类生命体验的重要档案。《自画像》将在一定深度上呈现：作为一个人，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怎样的感受。自1991年6月22日起，Depixol 减为每天一又四分之一片（每片3毫克）。
16.1991年7月12日
画面中央写着一句歌词：The cards are no good that I'm holding unless they are from another world（我手里拿的牌一无是处，除非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出自鲍勃·迪伦（Bob Dylan）的《Series of Dreams》，是《The Bootleg Series, Volumes 1–3》里的最后一首。
17.1991年7月19日
对于最后两幅自画像，布莱恩·查恩利未留下说明。一般认为，画中黄色与红色主色，象征他当时承受的极度精神痛苦与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