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190 ：艺术究竟有何之用？

更新时间：2026-01-05 09:59  浏览量：2

1、观察20世纪的艺术，首先映入眼帘的常是那些看似陌生而突兀的作品，但若深入艺术史脉络，便会发现这种生疏感往往源自新旧元素的交融。艺术家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将经典形式与现代理念重新整合。例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借鉴了非洲雕刻的原始线条，而抽象表现主义则融合了东方书法的写意精神。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批判性继承，强调新时代的视角。观众在欣赏时，若能辨识出哪些部分承袭自过去、哪些属于创新，以及艺术家如何通过技法突出主题，便能更透彻地理解创作意图。尽管艺术的神秘性始终存在——个人灵感总有些不可言传的成分——但这种分析却能揭开表层，引导我们进入更深层的审美体验。艺术的新旧交融，本质上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新编码，让历史在当下焕发生机。

2、20世纪的艺术挑战了传统定义，展览中出现的许多物品——如现成品或行为记录——在过去绝不被视为“艺术”。这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艺术？艺术家又是谁？经过无数运动如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答案逐渐转向主观：艺术成为任何人有意表现为艺术之物，是人类创作技能的体现；艺术家则是对周遭世界做出反应，并将内心实在具象化的人。这种定义解放了创作的边界，强调个体体验的重要性。例如，杜尚的《泉》将小便池搬进展厅，迫使人们思考艺术与语境的关系。艺术不再局限于美或技艺，而是涵盖观念、情感和社会批判。这一定义的拓宽，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的觉醒，艺术成为每个人潜在的表达工具，模糊了创作者与观众的界限。

3、由于艺术定义趋于包容，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每个人都能感知日常现实，也拥有自我想象，因此我们常能在艺术品中找到共鸣，甚至将自己等同于艺术家。例如，涂鸦艺术或民间工艺常唤起观者的亲身经历，让艺术成为共享心声的媒介。艺术家通过作品反映普遍人性，尽管形式是个人的，但内容却触及集体潜意识。这种等同性并不意味着专业性的消失，而是强调艺术本质上的民主化。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上的图像创作或短视频制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普通人也能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艺术表达。艺术因此成为连接个体的桥梁，激发更多人参与创作，从而丰富文化的多样性。

图7-87 让·杜布菲作《转圈圈》，1961年，画布油画，97.3×148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ADAGP版权所有。图中人形是在厚油彩中刮出来的，让人想起小孩子的画，看起来好像是随便乱涂上去的。然而，它是不是带有深刻的含义呢？

4、艺术家常被认为脱离现实，但这往往源于他们揭示了人所共知却不愿直面的事物，或是提出了超越时代理解的概念。例如，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描绘梦境中的扭曲场景，暴露了潜意识中的欲望与恐惧；而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的色彩构图，则挑战了具象认知的局限。这种脱节并非疏离，而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艺术家以独特视角剥开表象，迫使社会反思。有时，他们的作品因过于前沿而令人困惑，但这正是探索的必要代价。观众若只满足于熟悉内容，便会要求艺术家走得更远，推动艺术像科学一样不断突破边界。因此，艺术家的“脱节”实为先锋性的体现，他们承担着开拓认知的使命。

图7-90 菲利普·约翰逊制作的“齐彭代尔”摩天楼模型，纽约，1978年。入口很像勃鲁奈勒斯契在15世纪设计的帕齐小教堂，三角墙又带有18世纪家具设计的特色。

5、艺术家在我们面前放置了一面镜子，不是简单复制现实，而是提炼其本质，让我们“切切实实地观察”周遭一切。这面镜子连接过去与现在，例如，图7-90中菲利普·约翰逊的摩天楼模型融合了15世纪教堂和18世纪家具元素，引导我们审视建筑中的历史回声。艺术欣赏可以是直观的情感共鸣，也可能需要理性发掘——如分析符号象征或社会背景。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不仅看到外部世界，更窥见自身反应：对一幅画的喜爱或排斥，往往揭示了个人价值观。艺术因此成为自我认知的工具，它激活观者的思辨能力，让被动观看转化为主动参与，从而深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图7-88 马克·波伊尔作《土地艺术》，1967年，混合材料。波伊尔是在对地球本身进行处理，并且把其中的一小块置于墙上，这样，我们就开始注意它的形状和纹理了，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在我们脚下不被重视的。

图7-89 安托尼奥·塔皮埃作《深红色天鹅绒》，1963年，画布油画贴毡，161.5×161.5厘米，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博物馆，ADAGP版权所有。塔皮埃喜欢用手在画面上做记号，但其终极效果，是使我们关注由此而造成的庄重淡泊的静寂。

6、20世纪的探索打破了媒介与形式的限制，新思想如存在主义或女性主义催生了新技巧，而工业材料如塑料、霓虹灯则拓展了表达可能性。例如，图7-88中波伊尔的《土地艺术》直接处理地球物质，将自然片段置于展厅，重新定义雕塑的边界；图7-89中塔皮埃的《深红色天鹅绒》用贴毡手法营造静寂感，挑战绘画的传统质感。这些创新不仅改变了艺术外观，更颠覆了创作逻辑：艺术从静态对象转向过程体验。科技介入如摄影、数字媒体，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革，让艺术成为动态的文化实验。这种突破性融合，使艺术能更敏捷地回应时代议题，如环境危机或身份政治。

图7-91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所罗门·R. 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1959年。赖特在20世纪始终独立设计（见图7-39），这个建筑可与20世纪60年代的抽象绘画做比较（见图7–79和7–80）。

7、在20世纪，艺术成为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个人通过创作记录存在、确认认同。悠久的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资源，人们借鉴过去风格——如图7-91中赖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螺旋结构，呼应了抽象绘画的流动性——同时融入当下体验。这种表达不仅是个人宣泄，更是集体文化的组成部分：艺术承载社会记忆，如战争壁画记录创伤，街头艺术呐喊抗议。我们理解建筑、绘画时，实则是在理解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科技发展让表达更便捷，但核心仍是人类智慧的具象化。艺术因此超越个体，成为文明的回声，每一件作品都是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印记。

8、以文本中的例子深入说明：图7-87杜布菲的《转圈圈》用儿童画般的涂鸦，探讨天真与深刻的辩证，其厚油彩刮擦手法既原始又现代；图7-88波伊尔的《土地艺术》将自然物人工化，迫使观众关注日常忽视的纹理；图7-89塔皮埃的作品通过材质拼贴，营造冥想氛围；图7-90约翰逊的模型彰显后现代主义的戏谑拼贴；图7-91赖特的博物馆则以有机形态突破几何常规。这些作品共同展示了20世纪艺术的多元路径：它们打破门类界限，融合高低文化，并邀请观众参与解读。艺术的意义不再固定，而是在互动中不断生成。

9、艺术最终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它渗透于所见所闻，帮助整合碎片化体验。20世纪以来，艺术的教育性和批判性日益凸显——它不仅是装饰，更是思辨的催化剂。通过艺术，我们学会多角度观察世界，宽容不确定性，并在创造中实现自我超越。无论是欣赏还是创作，艺术活动都深化了我们对人性、社会和宇宙的认知。它或许没有实用性的“用途”，却滋养精神生态，让个体在纷繁现实中找到锚点。因此，艺术之用在于唤醒意识、连接彼此，并持续追问：我们如何存在？这永恒之问，正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