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那个自杀九次的“疯子”，用痛苦熬成了艺术的“药”
更新时间：2026-01-10 13:29 浏览量：1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深冬，绍兴府山阴县的陋巷里飘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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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徐渭正蹲在破屋的门槛上，攥着一根三寸长的铁钉——铁钉磨得发亮，他盯着自己的左耳朵，突然把铁钉往耳眼里扎。
“噗”的一声，铁钉没入耳朵三寸，血顺着下巴滴在青石板上，染红了半片雪。邻居王婆听见动静跑过来，吓得尖叫：“徐文长（徐渭字文长），你又要寻死？！”
徐渭抬头笑，脸上全是血：“还是死不成——老天爷嫌我烦。”
徐渭的“天才”是刻在骨头上的：
六岁能背《大学》，连注疏都背得一字不差；
八岁写八股文，绍兴府学的先生拿着他的文章说：“这孩子的笔，比三十岁的老秀才还利；”
十岁写《释毁》，把那些说他“不务正业”的酸腐文人骂得狗血淋头——连王阳明的弟子季本都拍着他的肩膀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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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个“大器”，从19岁第一次考乡试，考到41岁，八次落榜。
不是他写得不好，是他的文章“太疯”：别人写八股文讲究“起承转合”“代圣人立言”，他偏要加“战国纵横家的诡辩”“市井小民的粗话”；
别人引“四书五经”是为了“说教”，他偏要引“《庄子》的荒诞”“《楚辞》的怨愤”。
考官拿着他的卷子直摇头：“这哪是乡试文章？分明是市井骂街！” 徐渭不服。
他把八次落榜的卷子贴在墙上，每天对着骂：“你们眼睛瞎了？我徐渭的文章，比那些只会抄书的秀才强十倍！” 可骂归骂，他还是得接着考——在明朝，“科举”是寒门子弟唯一的出路，徐渭是寒门，所以他没得选。
直到37岁，徐渭遇到了胡宗宪。
胡宗宪是浙直总督，专管平倭寇。他听说徐渭“奇谋善文”，派了三辆马车、一百两银子，亲自上门请他当“首席幕僚”。
徐渭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他帮胡宗宪写《献白鹿表》，把胡宗宪献给嘉靖的两只白鹿吹成“尧帝时的祥瑞”——嘉靖看了当场拍桌子：“胡宗宪有心！”直接升他为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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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帮胡宗宪定计，用“反间计”让倭寇首领徐海和陈东自相残杀，不到三个月就平了浙东的倭寇；
他甚至帮胡宗宪写《代祭严嵩文》，把严嵩捧得跟“周公”似的——不是他想拍严嵩马屁，是胡宗宪要“借严嵩的势”平倭寇，徐渭懂，所以他写得比谁都肉麻。
那段日子，是徐渭人生里最“风光”的时光：他跟着胡宗宪视察海防，戴着“七品官帽”，骑着高头大马，百姓们跪在路边喊“徐先生”；
他写的“平倭檄文”贴遍浙东的城墙，士兵们读着他的文章，喊着“杀倭寇”往前冲。
可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了。 胡宗宪作为“严党”，被锦衣卫抓进诏狱，第二年就“病死”在牢里——其实是自杀，怕牵连家人。
徐渭慌了：他是胡宗宪的“首席幕僚”，所有给严嵩的“马屁文”都是他写的，言官们已经开始弹劾他“阿附严党”。
他整夜整夜睡不着。翻出胡宗宪给他的“平倭记功牌”，翻出自己八次落榜的卷子，突然笑起来：“我徐渭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写几篇文章，什么都没做成……”
接下来的几年，徐渭成了“疯子”。 他用锤子砸自己的脑袋，砸得头骨裂开，血流了一地——邻居送医，医生说“再砸半寸就死了”；
他吞了一把铁钉，疼得在地上打滚，却没刺穿肠胃——医生用泻药把铁钉拉出来，他捂着肚子笑：“老天爷不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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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锥子扎自己的耳朵，扎进去三寸深，血顺着脖子流到衣服上——他对着镜子摸耳朵，说：“这样是不是就能听不到别人骂我了？”
他甚至用刀割自己的肾囊，疼得昏过去，却还是没死——前后九次自杀，每次都“差一点”，连他自己都笑：“老天爷是要我活着受罚啊。”
嘉靖四十五年，徐渭杀了妻子张氏。 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绍兴黄酒，看见张氏在院子里跟仆人说话——他觉得“张氏出轨了”。
他冲过去，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对着张氏的胸口扎了三刀。 张氏当场死了。官府判他“死刑”，关在绍兴府牢里。这一关，就是七年。
万历元年（1573年），徐渭出狱了——万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加上他的朋友张元忭（万历五年状元）拼命上诉，说他“精神失常”，官府才放了他。
出狱时，徐渭53岁。他剃了光头，穿了件破布衫，背着个包袱去了杭州。从此，他再也没提过“科举”“仕途”，只做一件事：把痛苦写成艺术。
他的画“怪”：《墨葡萄图》里，葡萄串歪歪扭扭，叶子浓得像墨，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那串葡萄，是他没做成的“能臣”，是他八次落榜的委屈，全在墨里了；
他的字“狂”：用“破锋笔”写草书，笔锋都散开了，写出来的字像“乱草”，却有一股劲——像他没发泄完的愤怒，像他对这个世界的不服；
他的戏曲“狠”：《四声猿》写了四个故事：《狂鼓史》骂曹操是“奸臣”，《玉禅师》骂和尚虚伪，《雌木兰》说女人能打仗，《女状元》说女人能考状元——每个故事都在骂，骂这个不让他出头的世界，骂这个容不下“疯子”的世界。
徐渭卖画为生。他的画卖得不贵，一两银子一幅，但买的人少，经常要靠朋友接济。可他不在乎：“我徐渭活了半辈子，终于明白——科举是给傻子玩的，艺术才是我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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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死在绍兴的破屋里。 他躺在破床上，身边只有一张没画完的《墨牡丹》、半坛没喝完的黄酒，还有一支攥在手里的毛笔。邻居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凉了，脸上还带着笑——像在说：“我终于不用受罚了。”
可徐渭没想到，他死后，他的艺术成了“国宝”：
郑板桥说：“愿为青藤门下走狗”（青藤是徐渭的号）；
齐白石说：“恨不生前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鲁迅说：“徐渭是明代的天才，他的文章比谁都辣。”
徐渭的一生，是“天才的悲剧”： 他想当“治国安邦的能臣”，却连个举人都考不上；
他想“建功立业”，却跟着胡宗宪一起倒台； 他想“死”，却死不成——可恰恰是这些痛苦，让他在艺术上“爆发”。
他的“疯”，不是“精神病”，是“天才的孤独”：这个世界容不下他的“怪”，容不下他的“疯”，容不下他的“不服”，所以他只能把一切都写成艺术。
而艺术，成了他的“救赎”——他用毛笔代替了铁钉，用墨汁代替了鲜血，用画纸代替了墙壁，把所有的痛苦、愤怒、委屈，都变成了“传世之作”。
徐渭说过：“我徐渭活了一辈子，没做成什么大事，但我留下的画、字、戏，比那些当大官的人，更能让后人记住我。” 他没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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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提起徐渭，不是因为他“八次落榜”，不是因为他“自杀九次”，而是因为他的《墨葡萄图》，因为他的《四声猿》，因为他用痛苦熬出来的“艺术”——那是一个天才，对这个世界最狠的“反击”，也是最温柔的“告别”。
（注：本文参考史料： 1. 《明史·徐渭传》； 2. 《徐渭集》 3. 《绍兴府志》4. 《列朝诗集小传》 5. 《郑板桥全集》《齐白石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