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在时，戏子变成了艺术家；教员不在了，艺术家又变成了戏子

更新时间：2026-01-13 12:09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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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个熟悉的名字连同她的话语，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国家一级演员闫学晶在直播中谈及生活，一句“在北京养家年开支需百八十万，否则无法运转”。这一夹杂着对子女收入的比较的“哭穷”，瞬间刺痛了无数普通人的心。网舆哗然，批评如潮，合作品牌也迅速与之切割，一场“炫富风波”将闫学晶推至风口浪尖。

我们早已厌倦了娱乐圈此起彼伏的喧嚣，对于此类事情真的已经没有了兴趣。今天撰写此文，实则是被网络舆论的持续发酵所推动之使然。也就在这时，为何在毛主席时代，“戏子”能够蜕变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而在今日，不少头顶“艺术家”光环者却重新滑向“戏子”的渊薮？沉浮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时代密码？这一话题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叹不已。

我们的思绪，不禁穿越时光的尘埃，回到了黄土高原上一个灯火通明的窑洞。这一穿越，也使我们有了些许想法，并产生了与朋友们分享的冲动，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时代和文艺的健康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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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延安，战火纷飞，但思想的火花更为炽热。彼时，汇聚于此的文艺工作者怀揣热情，却也不乏迷茫。一些作品沉浸在知识分子的情调里，与窑洞外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粗糙而坚韧的现实，隔着一层无形的障壁。正是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没有谈论高深的艺术技巧，而是直指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声叩问，如惊雷般划破了文艺界的迷雾。

答案清晰而坚定：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意味着一场翻天覆地的身份革命。从此，文艺不再是老爷太太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不再是“戏子”讨好权贵的玩意儿，而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唤醒民众、团结人民的武器。文艺工作者也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伶人”，他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方向一经指明，行动便如春潮涌动。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们纷纷走出固有的小圈子，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走向广阔的天地。他们钻进农民的窑洞，睡在战士的营房，在轰鸣的工厂里流汗。

赵树理长期扎在山西农村，笔下的小二黑、李有才，活脱脱就是从黄土坡上走下来的乡亲，他们的悲欢离合，就是时代变革最真实的注脚。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者们，从民间传说中汲取养分，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化作舞台上痛彻心扉的呐喊与重获新生的欢歌，让无数观众在泪水中燃起斗争的火焰。还有那支闻名遐迩的“乌兰牧骑”，他们以蓝天为幕，草原为台，迎风冒雪，将歌声与欢笑送到最偏远的牧民家中，成为人民心中最亲切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因为文艺界精神昂然挺立，承载着人民的信任与时代的重托扛在肩上，“艺术家”这个称谓，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他们的艺术生命，与土地、与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作品因反映人民心声而拥有力量，人因奉献人民而赢得尊严。于是，他们从被鄙夷的“戏子”转变成了受尊重的“艺术家”。这场涅槃重生的背后，也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文艺唯有扎根人民生活的沃土，才能获得不朽的生命；文艺工作者唯有将身心融入时代的洪流，才能找到真正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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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社会巨变，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愈发汹涌，一种新的力量——资本，开始以无所不在的渗透力，悄然改变着文艺生态的肌理。不知不觉间，文艺界的一些衡量标准发生了偏移。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一些角落开始淡忘，取而代之的是“为资本服务”的现实。“深入生活”的创作铁律，开始让位于“浸泡在流量池”的速成法则。“德艺双馨”的职业追求，不时被“数据靓丽”、“商业价值”的单一指标所置换。于是，我们看到了文艺界光怪陆离的乱象：演技苍白却片酬天价的“流量明星”备受追捧；作品粗制滥造，但炒作绯闻、制造话题的手段却登峰造极；歌唱不再追求动人旋律，而是比拼谁能制造更刺耳的喧嚣；甚至一些严肃的艺术领域，也飘浮着炒作与浮夸的泡沫。

闫学晶事件，正是这片变异生态的映照。她从一位以塑造朴实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到在直播镜头前不经意间流露优越感的“炫富者”，她的滑跌并非偶然，也是被当下文艺界这口大染缸泡坏的歪瓜裂枣。在压倒性的网民声势逼迫下，她自己也有这样的反思：“习惯了被人捧着，却忘了本”。这话点中了要害。当掌声和鲜花主要源于商业包装和粉丝经济，而非人民对其艺术贡献的由衷认可时，一些文艺工作者便容易产生错觉，仿佛自己真的高人一等，脱离了那片培育自己的土壤。

需要指出的是，闫学晶们“剑走偏门”，不但与延安文艺方针不在一条道上，也与中华历来的理想背道而驰。孔子论诗，强调“兴观群怨”，关注社会与人心；杜甫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根底是“穷年忧黎元”的赤诚。一旦断了这根脉，艺术便失了魂魄，艺人便成了无根的浮萍。如此脱离，不仅是个体的迷失，更是文艺生态某种程度“失魂”的征兆。曾经的“灵魂工程师”，若只剩下对精致妆容和天价账单的琢磨，与旧时代那些依附豪门、供人取乐的“戏子”，在精神实质上又有多大区别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当下艺人的人身的贬损，而是对他们的集体失落状态的深切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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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在此刻形成强烈的共振。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文艺的兴衰，从来不只是技艺的巧拙，更关乎方向的明暗。延安时期那一场伟大的转变，其力量正在于确立并坚守了“文艺为人民”的灯塔。它让创作有了源泉，让作品有了灵魂，让人有了尊严。而当这座灯塔在某些视野中变得模糊，资本与流量的迷雾便会弥漫，将文艺引入歧途，使文艺工作者失去重心。

请不要用“要回到过去，否定市场，禁锢创作”的帽子扣我们，我们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本质的再次叩问与对初心的深情呼唤。文艺需要市场，但不能被市场绑架；文艺工作者可以拥有财富与名声，但这不应成为隔绝自己与人民的屏障。真正的繁荣，是百花齐放中始终有刚健质朴的主调，是姹紫嫣红里永不褪去的人民底色。

毫无疑问，改变文艺界的乱象，途径和出路都在于回归，在于重建。需要文艺工作者内心的觉醒，主动走出漂浮的云端，再次将双脚坚实地踏进生活的泥土，去感受普通人的温度，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需要行业建立更健康的评价体系，让那些潜心创作、讴歌英雄、反映现实的精品力作，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传播，而不是让位于唯流量是从的浅薄竞赛。也需要全社会用理性的目光和真诚的掌声，去呵护那些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共同构筑一个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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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子”到人民艺术家，是一场伟大的升华。它证明，当文艺与最广大的人民结合在一起时，所能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是何等磅礴。今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反思当下现象，不是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为了汲取那份永不褪色的精神遗产——那份对人民的深情，对土地的敬畏，对时代的担当。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号角，它应当吹奏出昂扬奋进的旋律，而不是靡靡之音，自私自利之音，精致利己主义之音。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应当珍视“艺术家”这个称号背后的千钧重量。因为，真正的艺术尊严，永远来自那片厚重而温暖的人民土壤；真正的时代光华，必将照亮那些为人民而歌、为时代立心的灵魂。上述这些，便是我们从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所能获得的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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