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滨：“学养入墨”——京派书法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及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6-01-14 22:33  浏览量：1

“京派书法的结字兼具法度与意趣的统一。受帝都文化和宫廷书法规整性影响，书家书法结字追求严谨稳重、疏密得当。在坚守法度的同时，也注重结字的意趣表达，形成了‘法度之中见意趣，规整之中显灵动’的结字美学。”本文通过梳理京派书法在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的发展轨迹，结合书法技法与审美内核的多维度讲述，条分缕析地呈现出京派书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展现的独特面貌。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流派。京派书法在中国书法版图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是由于京派书法植根于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古都的文化土壤。古都文化的权威性、宫廷书法制度的严整性、金石学的学术传统、文人书风的审美取向与近现代书法教育的体系化，使京派书法呈现出复合型、学术型、文化型的整体面貌，并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面貌。京派书法不仅在笔法、结体、墨法、章法上兼具端庄大气的笔墨美学，也凝聚了北方文献学、考据学、金石学深厚的学术气息，是中国书法中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化辨识度又涵盖了古今书法流派精髓的书法流派。

国内学界对京派书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多散见于书法史论以及单一书家的个案分析，如对康有为、于右任等京派代表人物的书法风格考证，此外也散见于宫廷艺术、金石学、近现代教育史等相关文献中。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视角逐渐拓宽，出现了从地域文化视角的探讨，主要呈现三个方面：一是宫廷书法制度研究；二是金石学与清代碑学研究；三是北京地区近现代书法家书法风格及书法教育研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历史脉络的划分较为笼统，多以“近现代”概括总结，缺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精准界定，尤其是缺乏对形成京派书法历史脉络系统的分析研究；二是书法艺术特征的分析多停留在笔法、结体等层面，对其背后的文化审美内核挖掘不够深入。国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中国书法的整体文化传播，对“京派”这一特定地域流派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研究多散见于汉字研究著作中，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京派书法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性书法流派，在国际艺术话语中尚未获得足够的辨识度。那么，京派书法的历史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呢？

元代赵孟頫《寿春堂记》局部

作为多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北京文化生态具有典型的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构。元大都建都以后，北京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成为皇权运行的核心区域。帝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等级性、制度性与规范性，而书法活动以及书法的艺术特征，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注定带有鲜明的“法度意识”。第一，宫廷书法的审美导向构成了京派书法的深层基因。元、明、清三代的宫廷书法家多由翰林、内阁承办诏敕、制诰，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书写规范，追求端庄、严谨，笔墨形态具有仪式性。这种“正体书写标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北京区域的书法传承，使京派书法具有鲜明的“法书”倾向。第二，帝都的政治地位是士大夫阶层聚焦的地方。士大夫兼具官僚与文化精英的双重身份，他们以科举为晋升途径，既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也是社会上层文化与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崇尚学问与品格的统一，倾向于“以学养书”，较少倡导极具个性的书法表达。在帝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下，北京文人重视藏书，收集碑帖及各类典籍，讲究书法的学理根底，促使京派书法带有浓厚的“考据气”。其学术气息与南方地域文人所偏好的风雅气息不同，更偏向理性和谨严。第三，市井文化的丰富与活跃，为京派书法拓宽了发展空间并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市井生活中的匾额题字、店铺招牌、社会楹联、民俗碑刻等，为书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场景，也成为书法传播的重要载体。书家需兼顾“辨识度”与“装饰性”，催生了书家的创作实践，使书法突破文人案头的局限，成为城市生活的视觉符号。此外碑刻、拓片、古籍、印章、书法作品等广泛流通，成为书法交流的“民间课堂”。这种“全民参与”的氛围，不仅培养了大量书法爱好者，也让京派书法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一现象本质上体现了中国书法“雅俗共生”的文化特质。市井文化的活力为京派书法注入了生命力，而书法的审美价值也在市井生活中得到了更广泛地彰显。

明代文徵明《醉翁亭记》局部

京派书法的雏形孕育于元、明、清三代的文化互动之中。这一论断的学术依据及核心逻辑可概括为：元、明、清三代南北文化的交融、书家书法风格的引领、文人阶层的审美共识构建，最终塑造了这种互动并通过多重机制共同作用，为京派书法“重传统、尚雅正、融诸家”的核心特质奠定了基础。元代赵孟頫主导的“复古”思想影响深远，其对“二王”体系的尊崇与笔法的规范化，成为后世京派书法“守正”的思想源头和价值取向。元大都作为文化中心，吸引南北书家汇聚，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格局，打破地域壁垒。明代董其昌的“淡墨论”与审美追求，进一步强化了文人书法的雅正品格，深化了文人书法的审美追求。部分江南书家北上入仕或隐居京城，将南方秀逸笔法与北方雄浑气象结合，丰富了技法融合的艺术语言。清代碑学的兴起为京城带来了新的理论资源。京城作为政治与学术中心，成为碑帖融合的核心场域。正因为碑学理论在京城传播，一些著名书家的艺术实践体现出碑帖融合的创新探索，他们与帖学传统形成对话，为京派书法兼顾“碑之骨”与“帖之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艺术探索。这种文化交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元代“重在奠基”，确立了复古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框架；明代“重在深化”，文人审美共识得到进一步强化；清代“重在融合”，碑帖融合成为主流趋势。同时，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空间特征、文化阶层审美共识的形成机制，都为京派书法雏形的孕育提供了重要条件。总之，元、明、清三代的文化交融不仅为京派书法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揭示了京派书法概念的历史内涵。

清代何绍基《苏轼诗》局部

京派书法风格的定型历经长期融合积淀，而传播则依托书法名家实践、教育推广等多种途径展开。京派书法真正成熟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清末民初，北京学界云集，各类书学活动频繁。同时，北京汇聚了来自全国的碑帖学者、文人，使北京成为书法思想交流的中心。进入民国时期，京派书法风格逐渐定型，表现在以北碑基调为根，兼取帖学法度，以学术修养为支撑，以平和理性为审美核心。在当代，京派书法风格已趋成熟，呈现出“雄强而不失儒雅，端庄而不失潇洒”，既有“阳刚壮美之旋律”，又有“娇柔俊逸之气韵”的特点。这种风格特征的形成，是对传统书法的继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既体现了北京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京派书法传播途径的脉络是清晰的。在元代以宫廷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主导文化导向，促使书法传播主要围绕宫廷展开。赵孟頫倡导的“复古”书风，通过其影响力及弟子的传承，成为官方主流审美，奠定了此后数百年北京地区书法推崇“赵体”的基础。在明代，内府和中央机构刻书采用标准“赵体”风格的楷书，这成为全国官方刻书和科举录取的范式，并通过行政力量推广。朝廷还要求公文和科举试卷书写工整划一，形成了“台阁体”，这虽限制艺术个性的发挥，却将工稳书风通过仕途晋升这一最强渠道，渗透到全国士人笔墨之中。在清代，北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书法的传播也从单纯的宫廷走向士人社会的文化交流。社会各界人士，通过雅集、结社、收藏、鉴赏、交易等频繁交流，进一步促使书法与学术、收藏紧密结合。此外，八旗子弟、皇室成员的参与和推崇，赋予了北京地域书法“贵胄气”与“书卷气”融合的特质，为京派书法在晚清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在民国时期，书法传播途径变得多元化、现代化。在社团与教育方面，出现了许多书画社团，聚集了众多的书法人才。科举制度虽然在1905年被废除，但其对书法教育的深远影响仍然存在，许多书家接受过严格的“台阁体”训练，并通过新式学堂的教育进行传承。在出版与传媒方面，报纸、杂志、影印技术等让书法作品的传播速度更快捷、范围更广。此外，书家常往返北京、天津，两地艺术活动紧密交织，形成“京津艺术圈”，促进了书法风格交流互动。在当代，京派书法的传播在延续传统方式的同时，呈现出反映时代特征的新景象。表现在以书法协会为主导，通过举办展览、学术研讨会、人才培训等有组织的活动来推动发展。传播不再限于艺术圈内部，而是通过与教育、文旅、传媒等结合起来扩大影响。当代书法教育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基础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体系化，社会教育多元化，可以说书法教育已突破校园，融入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此外，全球网络的立体化传播，使线上展览、教学视频、学术交流、社交媒体等，彻底打破了时空限制，成为现代公共传播的新阵地。

下面来说一说京派书法的艺术特征和代表人物。

京派书法的发展历程经过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除各阶段受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以外，还与北京地域文化，民俗传统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因此呈现出不同的书法艺术特征。纵观京派书法的全貌，可以从笔法、结体、墨法、章法等概括出艺术特征的共性。从各个历史阶段书家主要代表人物的笔墨风格揭示审美本质的核心要素。

胡滨书法 “骉”

临近午马之岁，胡滨特书“骉”（biao第一音）字以颂吉庆。“骉”位列现代汉语规范三级字，由三“马”骈合而成，本义为众马奔腾之貌。三马聚首的字形，象征气势磅礴、蓬勃奋进的姿态，寄寓活力充沛、勇往直前的美好祝愿。

京派书法的笔法兼收南北的笔法技巧，融合了北方碑刻的雄浑刚健与南方帖学的灵动流畅，形成了“刚柔共济”的书写质感。在碑学思想的影响下，借鉴汉碑、北碑的笔法，运笔强调“中锋为主，侧锋为辅”；强调提按、顿挫、骨力，以彰显笔势的雄浑沉实和力度感，同时也注重笔法节制，做到不夸张、不浮泛，以“轻重分明，徐疾有度”为原则，追求端庄、正气、含蓄的笔致。与此同时，书家并未摒弃帖学的笔法精髓，而是将帖学的流畅自然融入其中，如楷书笔法借鉴唐人楷书的规整，同时注入行书的灵动，起笔轻捷，行笔稳健，收笔利落，笔画之间顾盼呼应，形成了“刚而不僵，柔而不弱”的笔法特点。书家还注重通过提、按、顿、挫，使线条粗细变化自然、节奏明快、富有弹性和韵律感，展现出高超的笔法技巧。

京派书法的结字兼具法度与意趣的统一。受帝都文化和宫廷书法规整性影响，书家书法结字追求严谨、稳重、匀称、疏密得当；结字追求自然、舒朗、含蓄的精神气息；强调适度取碑意，在结字中融入北碑的开张、雄强；强调“中和之美”，结字不求奇险，以庄重典雅为审美基调。在坚守法度的同时，书家也注重结字的意趣表达，通过字形的微妙变化营造出灵动活泼的艺术效果，形成了“法度之中见意趣，规整之中显灵动”的结字美学。

京派书法的墨法运用，体现地域文化气质的墨法表达。书家注重墨色的层次变化，通过浓淡、干湿、燥润的对比，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书家常常通过浓墨与淡墨的交替使用，增强作品的立体感。浓墨处厚重饱满，淡墨处空灵飘逸，墨色层次丰富，给人以虚实相生之感。书家不追求极端的枯湿冲突，避免过度张扬，而是强调“学养入墨”，使墨色控制与整体文气相辅相成。这种墨法的“温润气息”，体现北京地域文化的雍容、典雅气质。

京派书法的章法布局，兼具庙堂庄重感与文人书卷气，实现“形正”与“神和”的统一。书家始终以古人章法精髓为根基，推崇师古承脉。书家在创作中注重以“对称协调，布白匀净”为基调，字距、行距排布规整有序，无极端险绝、狂放失衡、刻意猎奇的布局，坚守章法内在秩序感，追求契合京城庙堂庄重属性与儒家“中庸守正”的审美情趣。书家既注重章法外在规范，又追求字间、行间的平和内敛气韵，强调作品内部的气势连贯和呼应关系，通过巧妙的留白处理和空间安排，营造出独具韵律的艺术效果。

胡滨手书新年贺辞

在元代，赵孟頫是京派书法的核心代表，以“复古立基”，回归晋唐法度，打破宋代以来“尚意轻法”的倾向，确立帖学正统范式。其艺术特征为楷书温润遒劲、行书圆转流畅，兼具“妍美”与“骨力”。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并称“南赵北鲜”，他的书法风格笔势雄浑、笔力惊绝、结体开张、稳健奇崛，他的书法重传统，尚骨力、融南北，是京派书法北方文脉的源头之一与核心代表。

在明代，沈度、沈粲是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书法特征表现在，前期“台阁体”规整端庄，适配官方文书，笔法严谨；后期逐渐突破“台阁体”束缚，融入个人意趣，兼顾法度与性情。文徵明虽主要生活在江南，但他的书法对京派书法的核心影响是奠定正统审美基调与完善技法传统体系，成为京派书法立足传统、规范笔墨的核心参照之一。文徵明的书法特征表现在楷书融合欧、颜、褚笔法，行书兼取“二王”、苏轼精髓，其风格兼具文人风骨与书卷气。明代中后期，京城文人书家多以文徵明书法为入门与进阶范本，以此规范笔墨基础，矫正当时书坛浮躁之风。

在清代，碑学兴起，代表人物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乾隆四家”，其书法特征为以帖学主导，注重帖学精研，笔法醇厚，结体严谨。整体而言，翁重“法”、刘重“厚”、永重“秀”、铁重“放”，他们共同代表清代乾隆时期帖学书法的主流水准。何绍基是清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回腕执笔法”，强化线条金石气，兼顾帖学灵动与碑学雄浑，整体书法风格从“单一帖学精研”转向“碑帖互补”，线条质感更厚重，帖合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学术思潮。

在民国时期，社会变革、中西交融，代表人物康有为、李叔同、沈曾植、罗振玉、于右任，其书法特征为以碑学理论为核心支撑，打破帖学单一传统，确立碑学主导地位。他们普遍追求碑帖深度融合的艺术倾向。康有为以《广艺舟双辑》确立碑学理论核心；沈曾植融汉魏碑刻与晋唐帖学，线条苍劲多变；李叔同兼融碑学骨力与禅意空灵，风格极简清寂；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简洁雄浑、兼具实用与艺术性。总体看，这个时期学术与书法结合紧密，依托北平文化核心地位，形成“重传统、融金石、兼学术”的鲜明特征。

在当代，京派书法步入传承与创新期。代表人物本文仅以最具影响力的启功先生为例。启功先生深入研究晋唐法帖，又创造出符合时代审美的“启功体”，被誉为“入古深，出古新”的典范。启功先生的书法融合“二王”的用笔和“欧柳”的结体，自创“七分楷书，三分行书”的独特书风；兼具欧体的险峻与赵体的秀润，融入个人文人气质；将晋唐书法的严谨与宋、元文人的洒脱相融合，形成“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的艺术风貌。启功先生早期作品受赵孟頫、董其昌影响，笔画线条圆转流畅；中期融入碑刻骨力，多见笔画方折之态；晚期笔画趋于匀细纯净，追求简约传情的艺术效果。启功先生无疑是当代京派书法的杰出代表，其艺术成就不仅在于技法创新，更在于将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与审美追求融入笔墨之中，为现代书法发展开辟了一条“守正创新”之路。

最后，来谈一谈京派书法的当代价值及实践启示。

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承载着千年美学积淀与精神内核，而京派书法有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区域优势、多元融合的艺术特质，成为书法艺术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派。在文化自信持续提升、传统艺术回归大众视野的当代语境下，深入挖掘京派书法的当代价值，提炼其传承与创新的实践经验，对书法艺术的当代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京派书法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价值上。作为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派书法自形成以来便汇聚南北书风精髓，上承历代书法经典文脉，下纳不同地域艺术特色，既继承楷书的规整庄重、行书的流畅灵动、草书的肆意洒脱等传统书法的核心美学基因，又融入了京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衔接传统书法与当代审美的纽带。在当代，京派书法以碑帖研习、经典临摹、书法创作、书法教育等形式，让千年书法文脉得以延续，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其次，京派书法兼具审美引领的时代价值。当代社会审美需求日益多元，京派书法发展到当代的历史轨迹表明，从来没有固守传统范式，而是在坚守艺术本质的基础上，贴合时代大众的审美认知，平衡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京派书法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方面为当代书法研习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另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京派书法蕴含文化交流的桥梁价值。京派书法具备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特质，不仅是国内不同地域书法流派交流的平台，也是中国书法对外传播的窗口。在当代语境下，通过对京派书法的研究与传播，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书法的艺术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京派书法的传承、发展、交流等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动力和范例，也为京派书法吸纳国内外文化审美中的有益元素，丰富自身艺术表达，使传统文化贴近时代风貌，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京派书法在当代不仅具有重要价值，其实践启示更为当代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第一，坚守传统根基是书法艺术传承的核心前提。如前所述，京派书法始终以历代经典碑帖为研习核心，注重笔墨功底的锤炼与传统美学精神的体悟，从未脱离书法艺术的本质内核。这就启示当代书法研习者，需沉下心深耕传统，扎实掌握书法技法与文化内涵。不可否认，在当代语境下，部分书法创作陷入“重技轻道”“形式猎奇”的误区，或片面追求线条的夸张变形，或忽视传统根基的随意创新，导致书法美逐渐脱离其文化本源与精神内核。“书法应该美在哪里”的追问，一直以来都是书学研究和审美实践的核心命题。京派书法实践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要重新审视书法美的多元维度，厘清其形式规范、精神内核与文化底蕴，这是回归书法艺术本质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书法艺术当代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所在。第二，开放融合是艺术创新的关键路径。京派书法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南北书风、古今审美、书家探索、多元文化的包容吸纳，开放融合的特质使其始终保持艺术活力。这为当代书法研习与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即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打破地域、领域壁垒，融合当代审美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多元艺术形式，不固守成规、不背离传统、不盲目趋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让书法艺术适配当代社会需求，焕发新的生命力。第三，多元传播与普及是书法艺术传承的重要支撑。京派书法在当代实践中，应注重多元传播与大众普及，通过专业教育培育后备人才，通过各项书法活动拉近与大众的距离，通过文创融合拓展应用场景，以构建全方位的传承传播体系。当代传统文化传承，要打破“精英化”“小众化”局限，搭建多元传播与普及平台，结合当代传播媒介与大众需求，创新传承形式，让传统书法艺术走出专业领域的“小圈子”，走进大众生活，做到“专业传承有深度、大众普及有广度”，推动传统书法艺术从“小众品鉴”走向“大众共享”，进一步扩大书法艺术的受众群体。第四，京派书法继承与发展的历史，给我们又一个启示是：在当代，要正确引导和鼓励京派书法艺术的创新，提倡书法研习者或书家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审美理念与艺术形式，反映时代发展的潮流，进行个性化的创作探索，从而推动京派书法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胡滨，北京城市学院教授、北京京派书法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