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砚辉佳作《从张良成才辅汉看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核》外一篇
更新时间：2026-01-15 11:35 浏览量：1
作家诗人艺术家简介
王砚辉，王云，字砚辉，号三水，1948年生，陕西省旬邑县人。自幼儿酷爱书法，少临颜、柳，颇得精要，次临兰亭，兼习黄、赵诸贴，以行楷见常，极尽神韵，刚劲中透出灵秀之气。行书兼揉苏、米、蔡等，众家之常，结合自己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先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王砚辉书古文四篇，王砚辉书兰亭序》两本墨贴面世。二零一二年，论文、《书法与艺理》诗词、《闲情逸趣》书法作品、《心路》三本书册面世。前后这五本书，均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先生的书作，笔墨酣畅淋漓，点画刚峻丰厚，遒劲有力。结体严谨，如浇如铸，不滞不濁。笔画中段每以中锋铺耗，沉雄深稳。撇点起收，勾挑转折多出以峭劲。方笔捺画，提、按、顿、挫分明，波尾收煞恰到妙处。细玩味，赏趣无穷！
先生的论著，对‘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逾古人’。这一论断作了点评； 提出了“神采为上，形质在先”的新观点。
先生的诗词，以书法形式出版。前后五本小册子，新华书店、网上均有销售。
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我国周易研究颇深，并有独到的见解。许多易经研究会曾借用过先生的尊名和署名。各界人士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称先生为学者，诗人，艺术家，大师等名份。好多报道文章，评论先生为书品，诗品，画品，三品书画家。
书以载道，墨蕴韬略——从张良成才辅汉看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核
书法，非仅笔墨之技，更是中华文脉的物质载体与精神镜像。西汉张良佐刘邦定天下、功成身退的传奇，其智慧根源与韬略养成，皆可追溯至《太公兵书》这一以汉字书法书写的奇书。太古兵书由姜太公以笔墨亲书，以方块字为骨、书法为脉，暗藏天地治乱、用兵决胜之玄机；张良沉潜其中，于笔墨点画间悟修身之要，于文字篇章中得经世之略，终成“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帝师。其成才、辅汉、归隐的一生，印证了中国书法绝非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是承载智慧、涵养心性、孕育韬略的精神母体，彰显着“书以载道”的博大精神。
一、笔墨为基：太古兵书，书法铸就的智慧载体
张良的智慧积累，始于黄石公所授《太公兵书》，而这部奇书的生命力，正根植于中国书法与方块字的独特特质。太公亲书兵书，并非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以书法的笔墨实践，将毕生军事阅历、政治洞见熔铸于点画之间。方块字作为形、音、义统一的符号体系，为兵书的思想传承提供了精准的载体；而书法的书写过程，更是太公对兵道思想的二次凝练——每一笔的提按转折，对应着用兵的进退取舍；每一划的疏密欹正，暗合着战局的虚实变化；整篇的谋篇布局，彰显着治国的纲纪秩序。
这本以汉文字书写、书法形式呈现的兵书，是“文”与“道”的高度融合。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之法，让兵书中的战略思想得以具象化表达，如“势”字的结构，暗含因势导利、借势取胜的奥义；“守”字的笔意，承载着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智慧。而书法的书写逻辑，与兵家的思维逻辑一脉相承：书写需意在笔先，用兵需谋定后动；书写需中锋行笔以求稳，用兵需固本培元以立基；书写需知白守黑以成境，用兵需知彼知己以决胜。张良得此兵书，并非仅读文字内容，更是透过太公的笔墨痕迹，触摸其思维轨迹，领悟其藏于点画间的兵道精髓，这便是其智慧的最初源头。
二、墨海修心：书法涵养，张良韬略的心性根基
张良从《太公兵书》中悟出“制子不待，知局守心”的至理，这一智慧的结晶，正是书法涵养心性的必然结果。书法的修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技艺训练，而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生命修行。张良研读兵书，必先面对太公亲书的笔墨篇章，临习揣摩之际，需摒除杂念、沉心静气，方能从点画的细微变化中读懂兵书的深层玄机。这一过程，与书法创作中“澄怀味象”的要求高度契合——唯有心静，方能察笔墨之妙；唯有心定，方能悟兵道之精。
“制子不待”，是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其前提是“知局守心”的冷静与忍耐，而这份心性，正是在书法的长期磨练中养成。书法书写讲究“迟速相宜”，过快则笔浮意躁，过慢则笔滞神散，唯有心手相应、快慢有度，方能成佳作。张良将这份书法修习中的心性修养，迁移至兵事与政事之中：鸿门宴上，他临危不乱，以冷静之智化解刘邦之危；楚汉相争时，他审时度势，以忍耐之谋等待决战之机。他的每一次决策，每一次谋划，皆非意气用事，而是“守心”之后的理性判断。从兵书的笔墨中修炼静心，在实践的反思中印证智慧，张良的韬略，本质上是书法精神在经世致用中的具体体现——书法涵养的是心，心定则局明，局明则事成。
三、书道载道：功成身退，书法精神的终极彰显
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后，毅然选择归隐，这一结局，既是对《太公兵书》智慧的践行，更是对中国书法“和光同尘，藏器于身”精神的深刻诠释。中国书法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既要有“力透纸背”的刚健，也要有“飘若浮云”的灵动；既要有“横平竖直”的规矩，也要有“计白当黑”的变通。这种精神，映射在人生智慧中，便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豁达与通透。
太公以书法书写兵书，传的不仅是用兵之法，更是为人处世之道；张良从兵书的笔墨中习得的，不仅是决胜之略，更是进退之智。他深知，楚汉相争的“局”，是天下苍生的安定之局；人生的“局”，是功成身退的圆满之局。这份认知，皆源于书法所承载的“中庸”智慧——书法不走极端，讲究平衡和谐；人生亦忌贪功冒进，讲究知止不殆。张良的归隐，不是逃避，而是“知局”后的理性选择，是书法精神滋养下的人生境界。从研读兵书的笔墨智慧，到辅佐刘邦的经世韬略，再到功成身退的人生抉择，张良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核。
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不在于笔墨技法的繁复，而在于其作为文化载体，能够将先贤的智慧、心性、境界熔铸于点画之间，代代相传。张良的成才与辅汉之路，正是书法“书以载道”精神的生动例证：方块字为骨，承载着文明的基因；书法笔墨为脉，流淌着精神的智慧。从太古兵书的笔墨痕迹，到张良的韬略心性，再到功成身退的人生抉择，中国书法始终作为精神母体，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品格。这便是书法的博大精神，它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生命的智慧，是民族的根脉。
书法本身就是方块字，方块字本身就是书法
书法与方块字，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概念，而是相生相融、互为表里的一体。方块字是书法的本体根基，书法是方块字的灵魂升华，二者从先民的指尖诞生，在千年书写中彼此成就，最终凝成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精神符号。
一、方块汉字从萌生到定型，皆由先民以手勾画、以心雕琢。从结绳记事的朦胧，到刻画符号的雏形，再到甲骨文的契刻、金文的铸铭，每一个方块字的诞生，都离不开先民双手的创造。那一笔一画，不是随意的线条堆砌，而是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对生产生活的总结，凝聚着世代相传的心血，更流露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缜密深邃的思维。山川草木的形态、鸟兽虫鱼的动态、人事劳作的姿态，皆被先民提炼为方整匀称的笔画，汇聚成形神兼备的方块字，这最初的“勾画”，便是书法最质朴的开端。
二、书法是对方块汉字的淬炼提升，更是推动其发展创新的核心动力。方块字的成熟历程，正是书法的演进历程。先民最初的勾画，为方块字定下了“方”的骨骼，而历代书家的书写实践，则为其注入了生长的活力。从甲骨文的瘦硬挺拔，到秦篆的匀净圆融，再到汉隶的蚕头燕尾，继而楷、行、草各体纷呈，每一次书体的变革，都是书法对汉字形态的重新塑造与升华。书法的书写法则，让方块字从单纯的交流工具，逐渐形成严谨的结构规范、丰富的笔法体系，使汉字在保持“方块”本体的同时，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跨越，走向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可以说，没有书法的千锤百炼，便没有今日方整端庄、意蕴万千的方块汉字。
三、字即书法，形存则韵在，书法的魅力因方块字的本体而永存。有人将计算机打出的字与书法字对立，殊不知，即便机器复刻了字形，也无法复制书法的精神内核，而方块字本身，早已自带书法的基因。先民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方块字，本就蕴含着“严谨而有法度”的书写准则：横平竖直的规矩，疏密相间的布局，欹正相生的平衡，这些正是书法最基本的要义。书法，究其根本，便是“写字之法”——当方块字被赋予了笔法的灵动、墨法的韵味、章法的格局，当书写者将心境与修养融入笔画之间，“字”便升华为“书法”。而即便剥离了笔墨的表象，方块字的形质仍在，那由先民创造的、蕴含着书写智慧的形体，便是书法永恒的基石。形不灭，则书法的根脉不灭；字长存，则书法的魅力永存。
书法与方块字，本就是一体两面。方块字是书法的肉身，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书法是方块字的灵魂，赋予其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从先民的指尖勾画，到历代书家的笔墨传承，字以载道，书以抒情，二者相融相济，终将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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