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鲜为人知的密战艺术

更新时间：2026-01-15 15:21  浏览量：1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他还是鲜为人知的秘密活动家。

中共的秘密工作，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堪称一流。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更是弥足珍贵。但是，有关专著，却是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中共的隐蔽战线向来有严格的保密规则，人们很难看到相关文字材料。

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

外国间谍杀人越货，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而中共的隐蔽战线，却是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这是为什么？中共的隐蔽战线，具有优良的文化基因，社会形象好。这要从周恩来创建秘密组织谈起。

据笔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

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的年份。国民党的屠杀教训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举枪，一手握刀！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中共创建特务组织，为何比国民党早了一步？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活动，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掌握敌人动向。特科一成立，就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党务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这样，国民党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就被共产党“拉出来”了。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充特务手段，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学业出色的三名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于是，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被共产党暗中掌握。

特科还设法伸入上海滩的帮会，青帮头子杜月笙聘请的顾问杨度要求进步，周恩来特批将其发展为特别党员。

周恩来创建特科，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人员到设备到经费，都要自行筹集。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周恩来创造了多项第一。

开办第一期培训班。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人。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租界警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制定第一个规则。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创建第一部电台。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很不可靠。而且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编制第一部密码。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他亲自创建并领导一个庞大的秘密系统，这在世界政治领袖中是极其罕见的。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起步早，起点高。一创建就是中央直属机构，而且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而国民党则晚了一步，中统晚了3个月，军统则晚了5年。这样，中共虽然处于弱势，但隐蔽战线却始终领先。与国际上比较，各国的情报机关往往与反间谍机关分立，编制在军队，而不是在中央。国际上其他主要大国设立管理全国情报机构的中央机关，则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可以说，中共开展秘密战，在国际上也不落后。

重视细节，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常识，细节决定成败。可是，在周恩来这里，细节决定的岂止是成败，更是生死存亡！

住处，要找前后都有门的楼房，而且，前门是一条街，后门是另一条街 。万一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逃脱。

开会，要事先“踩盘子”，看路线，紧急撤离时不能误入死胡同。

出门，要精心化装，30岁的周恩来可以化装成老人以至妇女。 联络，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

保密，严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中共的组织系统，不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在白区，党组织又分为两个系统，情报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不与同级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个系统富于秘密活动经验，相对而言，遭受破坏较少。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历险，始终没有被捕。

合法而干净的情报收集方式

秘密战争充满谋略手段，一切较量，说到底都是人员素质的较量。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特务头子”的形象，往往同恐怖和丑恶联系在一起。中共隐蔽战线的名声却相当好，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都是人中俊杰。周恩来更是全世界声誉最高的秘密工作负责人，既是党性楷模，又是人性楷模，党内外国内外无不尊敬，举世罕见，今古罕有。

君子，诡道，这两种似乎矛盾的形象，怎能结合呢？

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走向第二次合作。敌友转换，需要黏合剂，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周恩来人脉广泛，到哪里都能找到朋友。 中共早期“左”倾，王明说“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工作对象“要兵不要官”。周恩来向来不“左”，朱德当过军阀，杨度当过反动政客，都由周恩来批准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走向成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在重庆广交朋友，工作对象扩展到社会上层、对方核心、外国盟友。

交朋友也要有本钱。蒋介石交朋友可以给官给钱，中共缺少政权经济资源，何以服人？周恩来依靠的是人文资源，先人后己。让官，国民参政会争名额，中共让出两名给民盟。让钱，陶行知贫病而死，周恩来让人办公司资助民主人士。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蒋介石送给韩练成五万大洋，韩练成却去找周恩来，共产党能够给民族和个人提供前途！

交朋友，还要结交善于交朋友的朋友。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幕僚，宋美龄的教友。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委托阎宝航从中调解，阎宝航同周恩来结交，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和苏联做秘密情报工作。阎宝航在国民党上层有众多朋友，从而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周恩来富于个人魅力，能够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同共产主义先进思想完美结合，感化朋友。

交朋友本是传统的社交方式，周恩来却有创新。周恩来交友不仅多交，而且深交，能够把朋友变成同志。

周恩来充分发挥个人魅力。把交友这种常见的公关方式发挥到极致，上升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法，而且巧妙地运用到情报收集中。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在秘密战线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内线侦察。内线侦察无非两种途径：“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很难，入口要通过审查，进去也不一定能达到理想位置。“拉出来”则更有效，对象已经位于那个能够拿到情报的位置。

但是，“拉出来”的人可靠吗？如何保证内线的忠诚，正是对系统政治素质的重大考验。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青年学生。他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分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按计划，这批学员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

秘密战线上的国共相争，共产党员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对手，只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但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并成长为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层。

人才竞争无界限，国内有竞争，国际上也有竞争。中共领袖虽然暂居西北小城，却把眼光放射到国际上，不仅有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走进来”，还有周恩来的“走出去”。

“阳谋”与“阴谋”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空前复杂，以前是你死我活，现在却是合作中有斗争。如何斗争？蒋介石的惯用手段是杀，敌对关系明杀，合作关系暗杀。暗杀、下毒、爆破，这些行动手段在特工圈内称为“脏活儿”，不能见天日。蒋介石做“脏活儿”，中共做什么活儿呢？

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吴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负责译电。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西安情报站搞调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数字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1/3。

调查研究、广交朋友，这种情报收集方式在圈内称为“干净活儿”。国民党做“脏活儿”，共产党做“干净活儿”，两种活儿公开到社会上，蒋介石就丢脸了。民主党派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政治”。

秘密斗争也有境界，这种方式合法而干净，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都可以使用。

弱势起家的共产党，早已养成重视情报的习惯。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展开全面的情报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组织全党全军各根据地政权和秘密工作。重庆的南方局，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潜入上海、香港，组织对日本占领区的秘密工作。情报触角不仅伸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伸向国际，深入敌营。很快发现重要动向：美、苏、英等大国，正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地方派系，有8条渠道同日本特务密谈。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战会被国际孤立，共产党的抗战会被国内孤立。

怎么应对？中共连续发表声明，发布新闻，揭露国内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山西，王世英点出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代表名单；香港，潘汉年拿出军统特务同日本特务密谈的协议；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告诉美国记者，美国正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等战略物资。

阴谋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谈，被迫中止。

秘密情报公开使用，这种手段光明正大，毛泽东笑称自己是搞“阳谋”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多个行业，在国际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全面落后，唯有军事处于第一方阵。

军事优胜的原因何在？统帅毛泽东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是领军，“知彼”是搞情报，这说明：秘密战是公开战的重要辅助方式，密战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武林秘籍”！从1927年到1976年的近50年间，周恩来始终是党和政府中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为中国密战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8期，文：郝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