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管太严？群臣逼太紧？万历皇帝为何选择躺平？

更新时间：2025-02-24 20:01  浏览量：9

万历皇帝怠政了二十年，若放到现代，那就是一个皇帝级别的“摸鱼”艺术家。但皇帝不上班，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划水”行为，而是一场朝堂、后宫、君臣间无声的较量。这个故事，从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说起，夹杂着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一份无处诉说的无奈。

先把时间拨回到公元1572年，那是一个平凡而不平静的日子。大明朝的隆庆皇帝驾崩，十岁的朱翊钧接过了帝位的接力棒。但这位小皇帝的童年并不快乐。按理说，当了皇帝就可以挥斥方遒、享受荣华富贵，但他的一天，却和现代小学生没啥区别：早早起床、上学、写作业，生活被张居正安排得明明白白。对他来说，做皇帝像是在名校上学——严师慈母，还有全班同学（文官集团）盯着他的作业。

清晨五更天，宫殿里还是一片漆黑，乾清宫的宫女小心翼翼地挑亮灯芯，内侍悄声走进殿内，拉开帷帐，轻声唤道：“皇上，该起了。”朱翊钧翻了个身，蒙住脑袋不想动。他心里犯着嘀咕：“皇帝不是‘天之骄子’吗？怎么连觉都睡不安稳？”但拖拖拉拉也没用，远处的张居正早已等候在乾清宫门外，手捧书本，一副“学习至上”的严肃神情。

读书可是小皇帝每天的头等大事。早课在文华殿准时开始，内容涵盖《大学》、《论语》、《资治通鉴》，张居正亲自挑选的课程本着“德行修养、治国之道”的原则，让朱翊钧从小培养帝王气度。但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哪能老老实实坐得住？他偷偷掰着手指算时间，盼望着课程早点结束。

说到张居正，就得佩服这位老师的铁腕和才能。张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是明代最有作为的首辅之一。这位“教导主任”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每天早起读书，批奏章，学习如何治国理政。甚至连皇帝的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一次，张居正正苦口婆心地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翊钧偷偷将一只金玉小鸟摆件藏到袖子里，时不时拿出来玩两下，被张居正一眼看见。张老师当场拍案而起，奉上一条金句：“国家大事，岂可儿戏！”

张居正的改革，那是实打实的“动真格”：清丈土地、整顿赋役、推行“一条鞭法”，收拾了冗官冗政，让大明朝焕发出中兴的光彩。但在光鲜的成绩单背后，小皇帝的心里却早已积压了一口气。他是皇帝，却像个傀儡一样被人管着，甚至连赏赐几两银子都得请示张老师。小小年纪的朱翊钧，在张居正的严格要求下，一度连“自我”都快没了。他是皇帝，但并不像个皇帝；他拥有最高的权力，却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对他来说，皇位更像是一副沉甸甸的枷锁，而张居正则是那个冷酷而严厉的“掌控者”。

十年后，张居正去世。这一天，小皇帝仿佛等了很久。他没有痛哭流涕，而是默默地等着反击的机会。他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行动：抄家、夺爵、流放张家的后人。小皇帝心里可算舒了一口气：“终于轮到我做主了！” 但清算之后，他发现，文官集团开始沸腾了——接连弹劾、党争四起、朝堂乌烟瘴气，谁也不服谁。这使得小皇帝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他回忆起那些被压抑的年少时光，或许正是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不想管事”的种子。

明朝万历十四年，立太子这件事，彻底成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心头最沉重的枷锁。一边是朝堂上群臣的不断逼迫，口口声声喊着“祖宗家法”，一边是宠妃郑贵妃撒娇示弱，暗暗期待自己的儿子登上那个太子之位。夹在中间的万历皇帝，成了个“说不得、动不得、反抗不得”的活靶子，实实在在地憋屈。

这场大戏的起因，出在郑贵妃的宠爱与皇长子的“身份尴尬”。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是恭妃王氏所生，按理说应该立为太子。但恭妃身份卑微，又早已失宠，与万历的关系平淡得如一潭死水。再加上郑贵妃后来为万历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皇帝对这个儿子爱不释手，恨不得立刻把他捧到天上去，甚至有了废长立幼的念头。

但皇帝的这点“小心思”没能瞒住朝廷里的老臣们,群臣立马弹冠而起，挥舞着笔杆子，掀起了一场长达十五年的“争国本”风波。

早朝时，群臣鱼贯而入，文华殿内黑压压一片，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突然，一位老臣站出来，声音沉稳有力：“陛下，国本不立，何以安天下？请早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脸色一沉，抬头望着满殿的官员。那些臣子一双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目光灼灼，好像在盯着一个考试还没交卷的学生。他心里烦得很，但又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事，不急。”然而，奏折像雪片一样飞来，今天一封、明天两封，言辞越来越激烈：“长幼有序、立嫡立长，乃是祖宗家法，天子岂能违背？”

万历看着满地跪着的官员，心里憋闷得像堵了块大石头。他想反驳，但文官们全程“不听解释”。回到寝宫，万历一脸疲惫，靠在龙椅上，随手扔下一堆奏折。他看着郑贵妃，眼中透着些许无奈：“这些人就是不肯饶朕，朕难道连立谁为太子的权力都没有吗？”郑贵妃眼含泪光，温言劝道：“皇上，三皇子才是您的心头肉啊。难道他们还能逼您就范？”

但这事，偏偏就是能逼他。文官集团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开始弹劾一些支持皇帝的官员，形成了集体“道德绑架”。朝臣写奏折写到手抽筋，万历看奏折看到眼皮打架，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平息这场风波。万历想拖，但文官们更懂“软磨硬泡”的真谛。

最初，他们陈词恳切；后来，言辞激烈；再后来，竟有官员写道：“臣请与国本同存亡！”万历尝试反击，先是想了个主意：不如同时册封几个儿子，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去。于是，他提出了“三王并封”的方案，但群臣们岂会轻易上当？东林党领袖站出来一声怒喝：“三王并封，乃乱国之兆！陛下，您这是何等糊涂！”见糊弄不过,万历愤而将奏折掷向地上，厉声道：“立嗣乃是朕的家事，岂轮得到你们来指手画脚？”然而，这一声反驳非但没有震慑住群臣，反倒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陛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祖宗法度岂容践踏？”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心战”中，万历内心早已疲惫不堪。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只是“立太子”的问题，而是皇帝权威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一场较量。而他，却渐渐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选择了最消极的反抗方式——避而不见。

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慈圣太后出面干预，群臣的强压之下，朱常洛被正式册立为太子。这场拖延了十五年的“争国本”风波，才算是告一段落。而万历皇帝，则彻底对朝堂失去了耐心，心里升起一丝悲凉：“你们赢了，但朕，从此不管了。”

自此以后，万历彻底开启了“不上朝、不理政”的生活，用深宫的门扉将自己和这喧嚣的朝堂隔绝开来。他不是无能，而是无力改变；他不是任性，而是被逼无奈。他的沉默，是对文官集团的抗议，更是对权力斗争的深深失望。

要说万历怠政的历史根源，得追溯到嘉靖时期。嘉靖皇帝为了给自己的父亲争个名分，打破祖制，掀起了“嘉靖大礼议”的轩然大波。朝堂上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对抗，闹得天翻地覆。结果呢？皇帝赢了，但文官集团从此开始分裂，形成了党争的土壤。

到了万历朝，这种分裂愈演愈烈：朝堂上党派林立，东林党、浙党轮番上演互相弹劾的戏码。皇帝看在眼里，烦在心里。他再一次感叹：“你们吵得这么欢，朕怎么可能放心把天下交给你们？”

文官们的“刚正不阿”，有时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动不动就“冒死上书”，一边在朝堂上高喊忠义，一边在私底下结党营私，谁也不比谁干净。面对这些，万历皇帝选择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我什么都不管，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万历的怠政，还有后宫的一笔账。郑贵妃深受宠爱，她的存在不仅让皇后备受冷落，也成为了朝堂斗争的导火索。郑贵妃生下三皇子后，万历皇帝对她更是百依百顺，这让朝臣们寝食难安。

皇后王氏则成了一个悲情的角色。她勤勉持家，甚至帮皇帝整理奏章，却始终无法得到万历的欢心。后宫的失衡，反映出整个大明王朝的危机：家不齐，国何以治？

万历皇帝的不理政，看似是他的任性，但归根到底，是明代制度的衰败和政治斗争的产物。他并非无能，而是无力改变。站在朝堂之上，面对党争、后宫干政、文官挑衅，他选择了退缩。

朝堂乌烟瘴气，边关战火燃起，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天下大势摇摇欲坠。大明朝的衰败，并非一日之寒，而万历的怠政，只是让这个帝国的沉沦加速了一步。

站在历史的门槛回望万历皇帝的一生，他的无奈写在了空荡荡的金銮殿里，也写在了他对权力的逃避之中。他曾励精图治，也曾雄心勃勃，但最后却选择了“消极反抗”。

他的怠政，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这份“无奈与荒凉”，始终提醒后人：帝王权力的背后，究竟是荣耀，还是枷锁？

参考文献

《万历怠政背后的无奈与荒凉》，解天芳，2017，载《黑龙江史志》

《明神宗朱翊钧与后妃的爱恨情仇》，程彩霞，2021，《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