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课分数线高了，艺术就“矮”了？

更新时间：2026-01-27 10:05  浏览量：1

文 | 方翊

社会对艺术生的评价，常呈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冰火两重天”：一面是被赞叹的“才子”，因其会弹琴、绘画而备受称许；另一面却是被刻板印象化的“学渣”，被贴上“不会读书才学艺术”的标签。

客观而言，这种社会印象并非全然空穴来风。掌握一门艺术技能确实容易赋予个体“才子”光环。然而，长期以来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的现实，也的确在客观上巩固了“艺术生=不会读书”的偏见。更有一些因文化课成绩不佳而“半路出家”转向艺考的考生，把艺术学院当成获取高等教育文凭的捷径，进一步为社会负面评价留下口实。

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开始对这一积弊进行系统性纠偏。2021年9月，教育部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至2024年，此项艺考改革在各省（区、市）全面落地，文化课门槛被大幅抬升。然而，对此社会反响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将过多时间投入文化课学习是对艺术专业训练的浪费；同时，部分专业突出但文化课稍逊的考生被拒之门外，也引发了部分家长与招生院校的争议与不满。

调整实施了数十年的政策，在短期内必然伴随阵痛。但从艺术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根本规律审视，深厚的文化底蕴绝非艺术学习的累赘，相反，它是艺术理解与创造的深层土壤，是艺术家得以持续成长的核心驱动力。

艺术学习究竟需要哪些核心文化底蕴？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从一段亲历谈起。我的儿子方演曾就读于科尔本音乐学院高中部，有次我去看望他并陪他在琴房练琴，突然问他：“什么叫懂贝多芬或肖邦？有什么标准吗？”他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我接着提出一个设想：“如果你穿越回贝多芬或肖邦的时代，你能和他们同时代的歌德、席勒、黑格尔，或是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密茨凯维奇这些文学家、哲学家进行深入交流吗？若不能，那你或许还不能说真正懂了他们的音乐。因为不理解孕育伟大艺术的那些思想与心灵，便难以触及作品深处的精神内核。”

翻看历史，就知道无论是贝多芬还是肖邦，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往来亦无“白丁”。但专门化的艺术教育，长期以来的误区在于，将其窄化为单纯的技能训练，即便加入一些专业相关理论，也往往忽视其赖以诞生的人文思想土壤。当代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在其《何为艺术》中指出，艺术作品本质上是“体现出的意义”。一件物品成为艺术品，关键在于它承载了特定理念。倘若艺术创作者缺乏相应的文化积淀与思想深度，作品便容易沦为“视觉上的空洞”，缺少灵魂的内核。

即便在强调艺术形式自律性的音乐理论中，文化素养的地位也至关重要。音乐美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在其经典《论音乐的美》中，虽主张音乐之美在于其自身形式，但也明确指出，这种美是“精神从内部进行的自我造型”。他将音乐创作定义为一场“智力的运作”，并强调“受过文化熏陶的心灵”才能洞察音调组合中内在的有机性与理性逻辑。这意味着，即便是最纯粹的形式艺术，其创作与深度欣赏也要求高度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而这正是广泛文化素养所培育的结果。

社会学视角为此提供了另一重论证。前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赫伯特·甘斯，在《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中提出了一个关键见解：高级文化相较于其他文化形态的优势在于其“全面性”——它致力于系统性地探讨抽象的社会、政治及哲学议题。而接触与驾驭这种文化，通常需要以“强调人文科学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为前提，因为这类教育构建了处理复杂理念与符号系统的必要认知框架。艺术生如果缺乏这种“人文脚手架”，便难以真正进入高级文化的深层语境，创作易流于表面与模仿。

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文化素养的根本性作用。在《文化的解释》中，他提出：人是悬挂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他将文化视为一套指导行为的程序。艺术创作并非孤立的手艺展示，而是在一个公共的、充满象征的符号系统中进行表达。如果艺术学习者文化根基浅薄，便意味着他在试图进入并参与这个复杂的“社会语义系统”时迷失自我。提高文化学习的要求，从这一视角看，正是为了确保未来的艺术从业者能理解、运用并创新这些“意义的网络”，而不是仅仅沉迷于技术真空中。

必须明确的是，大学阶段接受艺术专业教育，其目的与出路并不必然是艺术从业者。事实上，有相当比例的艺术专业毕业生步入社会后，会广泛进入教育、文化管理、创意产业、金融乃至其他跨界领域。他们实现成功转型的底气，往往来自通识教育所奠定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学习方法。

然而，我们正面临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当高等教育普遍呼吁加强以人文艺术为核心的博雅教育时，艺术专业自身的通识人文课程却常被边缘化。这不禁令人忧虑：倘若未来的艺术创作者都无需接受深厚的人文滋养，那么博雅教育所倡导的“通过艺术与人文启迪心智”的目标，又将如何实现？

当然，改革的推进需伴随冷静的反思：增加文化课学习时间，提高高考分数，是否必然带来文化素养的有效积淀？“刷题”提分，与赫伯特·甘斯所强调的、旨在培养社会理解力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文教育是否一致？因此，未来的评价体系应朝更科学、多元的方向探索。同时，也要为极少数符合“天才”特质，即其艺术才能表现异于常人、具备独特灵性的个体，在录取制度中保留必要的例外通道。

归根结底，文化素养的深度和广度是艺术学习的必要条件。艺术学院不应是技术学校，而应是智者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手段表达对世界深度理解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