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但其艺术水准确实可圈可点
更新时间：2025-06-06 21:37 浏览量：2
沙家浜的故事原型要追溯到1939年新四军东进时期。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转移时，在阳澄湖畔留下了以刘飞、夏光为首的三十六名伤病员。这些伤员在当地百姓掩护下，以芦苇荡为天然屏障，不仅养好了伤，还重新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这段真实历史，成为后来文艺创作的源泉。
1943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你是游击兵团》这首歌曲，首次用艺术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歌词中"阳澄湖畔，虞山之麓"的描写，已经勾勒出后来沙家浜故事的基本场景。这首战地歌曲在部队中广为传唱，为后来的文艺创作埋下了种子。
1957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兴起，这段历史被重新发掘。崔左夫的纪实文学详细记录了三十六名伤病员的事迹，刘飞的回忆录则以亲历者视角还原了历史细节。这两部作品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两年后，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的《碧水红旗》（后改名《芦荡火种》），首次将这段历史完整地搬上舞台。
《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早年师从沈从文，在解放前的文坛已小有名气。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笔下流淌着与老师一脉相承的温润文字，写市井百态，绘人间烟火，却始终与主流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以清新质朴的笔触描绘乡土中国，字里行间透着对普通人性的深切关怀。
1963年出版的《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这部小说集虽然面向少年儿童，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三篇小说都以农场为背景，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劳动生活的诗意。这种将平凡生活艺术化的能力，正是汪曾祺文学特质的体现。与此同时，他还尝试剧本创作，《王昭君》《凌烟阁》等作品显示出他在不同文学体裁上的探索。
回到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很快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1963年的春天，剧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改编沪剧《芦荡火种》。这个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坚持斗争的故事，原本是沪剧舞台上的普通剧目，却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下，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汪曾祺接手改编工作时，正值文艺界开始强调"革命现代戏"的特殊时期。这位刚从农村劳动归来的文人，以其独特的文学修养和对戏曲艺术的深刻理解，在保留原作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他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概念化创作模式，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让郭建光、阿庆嫂等角色都活了起来。特别是对阿庆嫂这个茶馆老板娘的形象塑造，既保持了她作为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又赋予了这个市井人物鲜活的个性特征。
改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彩排时，她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冷淡。这位后来被称为"文艺革命旗手"的人物，看完演出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倒是彭真、罗瑞卿等领导，看出了这个戏的潜力，指示剧团继续打磨。汪曾祺在压力之下，反而激发出了更大的创作热情。他反复推敲每一句台词，调整每一场戏的结构，甚至亲自到后台与演员交流，讲解人物心理。
最终完成的剧本，在保持革命主题的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趣味。汪曾祺巧妙地运用京剧的唱念做打，将严肃的革命题材演绎得生动感人。他写的唱词既有文学性又朗朗上口，道白则充满生活气息，完全摆脱了当时革命题材作品常见的说教味。
1964年，《芦荡火种》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轰动。观众们惊讶地发现，革命题材的京剧原来可以如此好看。剧场里座无虚席，连演百余场而不衰。《北京日报》不吝溢美之词，称赞这是"京剧革命化的成功范例"。汪曾祺的名字，也因此与这部后来更名为《沙家浜》的样板戏紧紧联系在一起。
然而，成功带来的不只是荣誉。随着《沙家浜》被树为"样板"，汪曾祺不得不面对更多因素的介入。剧本被要求反复修改，一些他精心设计的细节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更"革命化"的内容。这位向来远离政治的文人，就这样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汪曾祺对"样板戏"的评价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直言"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批评其创作方法"遗祸无穷"；另一方面，作为亲历者，他又客观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和在排演过程中的具体进步。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他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全盘否定，也没有为撇清关系而刻意贬低，而是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更难得的是，即便经历了如此磨难，汪曾祺依然保持着"从不干扰别人，更谈不上伤害别人"的处世原则。这种宽容并非源于懦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豁达。他亲眼见证了太多人在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彼此伤害的悲剧，深知仇恨只会带来更多伤害。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的文字中少有怨怼，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沉思和对人性的理解。
汪曾祺的遭遇是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既要面对外部的压力，又要坚守内心的底线。这种困境不仅考验着一个人的政治智慧，更考验着其人格操守。汪曾祺最终以他的文学作品和处世态度，证明了一个真正文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