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稀声——毛泽东书信艺术大观(405)平等相待，群策群力

更新时间：2026-02-02 11:21  浏览量：2

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一封工作信函，以行草书写就：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需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封1955年11月17日的信函，是毛泽东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的政务回应，篇幅精简却意蕴深厚。它扎根于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阶段，既承载着党与民主人士的同心之谊，更凝聚着务实的治理智慧与辩证的工作方法，成为解读新中国初期工商业社会治理思路、党际合作实践的重要文献。

黄炎培（1878-1965年），字任之，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职业教育先驱，更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其人生轨迹与国家救亡图存、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1. 民主先驱与救国斗士：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1917年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0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发起建立民主建国会，始终站在抗日救亡与民主建国的前沿。1945年延安之行中，他以“兴亡周期率”相询，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这场“窑洞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经典对话，奠定了两人长期信任的合作基础。

2，党际合作的典范：黄炎培一生坚守民主信念，早年多次拒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的高官厚禄，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劝说，打破“不做官”的初衷，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新中国首位执掌部委的民主党派人士之一，践行“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是做事不是做官”的理念，成为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生动写照。

3. 工商业治理的核心参与者：作为民主建国会核心领导人，黄炎培长期深耕工商界，熟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动态与工商业发展痛点，建国初期全程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成为连接中国共产党与工商界群体的重要桥梁，牵头推动工商界人士思想转变与行业规范化发展，其工作建议直接对接国家工商业治理决策。

建国初期工商业治理的时代语境

1955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转折期，工商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现状与实践难题，这也是信函诞生的核心时代背景：

从社会现状来看，建国初期，国家刚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仍占据重要地位，但行业内存在诸多乱象——部分工商户固守旧有经营思维，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行为时有发生；城乡工商业发展不均衡，大城市行业改造推进较快，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仍滞后；工商界人士思想分化，既有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也有对改造持疑虑、抵触态度的群体，如何引导工商界主动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治理核心难题。

从政策推进来看，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明确加快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毛泽东两次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认清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随后赴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期间仍心系工商业改造进展。黄炎培作为轻工业部部长与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在推进改造工作中，深入调研并向毛泽东致信（即信函中提及的“从医院给我的信”），汇报工商界改造进展、反映实践问题并提出工作建议，彼时毛泽东正处于外出旅行调研中，返程后便写下这封复函。

极简笔墨中的治理智慧与人文温度

这封信函全文百余字，兼顾私人关怀与政务指导，层层递进、言简意赅，既回应黄炎培的工作汇报，又明确工商业治理的核心方向，可分为四个层次赏析：

第一层：温情开篇，兼顾私谊与尊重

“任之先生：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

称谓得体，彰显党际尊重：以“任之先生”相称，既贴合黄炎培的民主人士身份，也延续了两人长期交往的敬重基调，区别于纯粹的政务指令式沟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平等相待与真诚尊重，契合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合作理念。

关怀入微，联结私人情感：开篇先关切黄炎培的病情，为其痊愈感到高兴并叮嘱保养，而非直接切入政务话题，既呼应了黄炎培“从医院来信”的背景，也凸显了两人超越政务的知己情谊——从1920年上海杜威讲座的偶遇，到延安时期的坦诚对话，再到建国后的携手共事，这份情谊成为党际合作的坚实基础，也让政务沟通更具温度。

第二层：肯定进展，传递治理信心

“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

这一句简短评价，蕴含着多重治理智慧：一是肯定黄炎培的工作成效，黄炎培深耕工商界改造，牵头推动民主建国会配合党的政策，引导工商界人士转变思想，这句“令人欣慰”是对其履职的高度认可，也能进一步调动民主人士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二是传递国家对工商业改造的信心，1955年改造工作虽面临诸多难题，但中央始终认可阶段性成果，避免因局部问题否定整体进展，稳定工商界与基层干部的工作心态；三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为后续提出改进方向铺垫基调。

第三层：精准施策，明确治理核心方向

“惟需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这部分是信函的核心，精准对接建国初期工商业治理的痛点，提出三大具体举措，彰显了辩证的治理思维：

聚焦“思想改造”，破解核心难题：针对工商界思想分化、改造不均衡的问题，提出“加强教育”并普及到各类城市、各个行业，抓住了工商业治理的关键——唯有转变工商界人士的思想观念，才能推动改造工作落地，而非单纯依靠行政强制，体现了“以教育引导为主、强制规范为辅”的柔性治理思路。

创新工作方法，贴合群体特性：提出在工商界推行“自我批评”，贴合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思想觉悟、重视自身声誉的特点，避免了简单粗暴的批评指责，引导工商界人士主动反思经营行为、纠正思想偏差，实现“自我提升、主动融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在工商业治理中的灵活运用。

强化经验推广，提升治理效能：明确“推广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工作方法——工商联合会作为工商界的自治组织，其讨论形成的经验贴合行业实际，便于在全国推广，既减少了治理成本，又能让各地结合自身情况灵活借鉴，破解了“一刀切”的治理困境。

第四层：务实致歉，彰显谦逊作风

“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敬意。”

一句“未能早复”的致歉，简洁务实却彰显了国家领导人的谦逊作风——彼时毛泽东正忙于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调研农业发展规划，即便政务繁忙，仍主动说明延迟复函的原因，不敷衍、不推诿，既尊重黄炎培的工作付出，也展现了党务实亲民、平等相待的工作作风；以“顺致敬意”收尾，庄重得体，兼顾政务礼仪与私人情谊，形成完整的沟通闭环。

治理智慧与时代意义

这封简短的信函，既是党际合作的见证，也是新中国初期工商业治理思路的浓缩，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党际合作的典范价值：信函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尊重黄炎培的民主人士身份与工作付出，倾听其工作建议并给予明确指导；黄炎培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主动反映工商界情况，双方同向发力推动国家建设，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工商业治理的方法论价值：信函中提出的“加强思想教育”“推行自我批评”“推广实践经验”三大举措，构建了“思想引导—方法创新—经验复用”的治理框架，既兼顾了柔性引导与刚性规范，又贴合工商界的群体特性，成为新中国初期工商业改造的重要工作指引，也为当下行业治理、社会组织引导提供了宝贵借鉴。

3. 工作作风的示范价值：信函以平实的语言、谦逊的态度，展现了“实事求是、平等相待、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既肯定进展又明确方向；既关注政务工作，又关怀个人健康，实现了“刚性治理与人文温度”的统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与领袖风范。

放到当下，信函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一，在行业治理中，要坚持“思想引导与实践规范相结合”，注重柔性治理，尊重行业群体的特性，引导其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其二，要重视经验推广与方法创新，鼓励基层探索贴合实际的治理模式，避免“一刀切”，提升治理效能；

其三，要坚持多党合作、群策群力，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凝聚治理合力，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这封致黄炎培的信函，是“文简而意丰”的政务典范，它扎根于建国初期工商业改造的时代土壤，既承载着党与民主人士的同心之谊，又浓缩着务实的治理智慧，既回应了当时的工商业治理难题，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成为见证新中国治理理念、党际合作历程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