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稀声——毛泽东书信艺术大观(408)广纳民意，求真务实

更新时间：2026-02-02 18:23 浏览量：1

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一封工作信函，以行草书写就：

任之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

顺致敬意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封1955年5月26日的工作信函，是毛泽东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字任之）5月25日来信的即时回应，全文百余字，简洁凝练却兼具思想深度、工作智慧与党际温情。信函诞生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关键期，聚焦粮食、镇反、合作社等核心政务，既展现了党求真务实的决策作风，也见证了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历程，是建国初期政务沟通与统一战线工作的生动文献。

一、1955年的时代语境与双方履职关联

1955年5月，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深化与社会主义改造提速的关键节点，多项核心政务推进面临复杂挑战，这是信函诞生的核心时代背景，也决定了双方沟通的政务核心导向。

从政务全局来看，彼时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处于整顿巩固阶段，1955年初中央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着力纠正前期发展过急、强迫命令等问题，规范合作社建设，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运动推进的真实成效，多次调研征询意见以完善政策。粮食工作方面，中央刚于3月出台紧急指示，推行“定产、定购、定销”措施，缓解农村粮食购销的紧张局面，稳定农民生产情绪，粮食政策的落地效果亟需基层实情支撑。镇反工作则处于深化阶段，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逐步推进，如何精准把握政策尺度、避免偏差，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考量。

这三大议题既是当时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黄炎培履职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领域。

从双方关联来看，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核心领导人，兼具经济学家与政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深耕工商界改造与轻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主动调研基层政务落实情况，及时向中央反馈意见、建言献策，5月25日的来信便是其结合调研实情，就相关政务提出的意见与汇报。而毛泽东始终重视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价值，注重通过多元渠道征询意见，既已召集15个省市负责同志了解实情，也认真对待黄炎培的建言，这封复函既是政务回应，也是对民主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肯定与引导。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距毛泽东后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尚有两个多月，中央仍在反复调研论证，力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信函中“进一步研究”的表述正是这一决策思路的直接体现。

二、极简笔墨中的四层政务内涵

信函以“收信致谢—理念阐释—工作叮嘱—材料反馈”为逻辑脉络，无一句赘言，既完成了政务沟通的核心诉求，又传递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合作理念，可拆解为四个层次逐一赏析。

第一层：礼貌开篇，彰显党际尊重与政务规范

“任之先生：五月二十五日惠书收读。”

开篇极简却尽显分寸，“任之先生”的称谓贴合黄炎培的民主人士身份与双方长期交往的敬重基调，区别于纯粹的党内政务沟通，既延续了两人从延安时期“窑洞对”以来的信任与情谊，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平等相待，契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惠书”一词为谦辞，体现了对黄炎培建言行为的尊重，“收读”二字明确告知来信已妥善处理、认真研读，杜绝高层对民主人士来信的敷衍，为后续政务沟通奠定了真诚务实的基调，尽显政务沟通的规范性与人文温度。

第二层：阐释决策理念，传递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

这是信函的核心思想体现，既阐释了中央的决策逻辑，也彰显了辩证务实的执政智慧：

其一，明确“广纳民意”的决策理念，将“不厌求详征求意见”作为重要问题决策的基本原则，凸显了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肯定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建言献策的价值，呼应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要求。

其二，以具体行动佐证决策诚意，提及“征询十五个省市负责同志意见”，说明中央对粮食、镇反、合作社三大核心政务的调研已形成多元渠道，并非单一依赖高层研判，而是兼顾地方实情与各界声音，贴合1955年政务整顿与政策完善的工作导向。

其三，秉持辩证审慎的态度，“证实了……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的表述，既肯定了前期调研与最高国务会议相关论述的合理性，又不固守既有结论，体现了“实事求是、不唯经验、不唯主观”的执政风格，避免决策中的片面化与绝对化，这也是对当时农业合作化、粮食购销等工作中避免急躁冒进的思路呼应。

第三层：精准叮嘱，传递科学的工作方法与期许

“先生此次下去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

这句叮嘱看似简洁，实则兼具针对性与指导性，蕴含双重深意：

一方面，贴合黄炎培的调研任务，黄炎培作为民主人士，其基层考查的结论将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全面分析方法”的叮嘱，既是提醒其避免片面化、主观化，既看到政务推进的成效，也关注存在的问题，契合当时中央纠正工作偏差、精准推进政务的需求；

另一方面，传递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呼应了建国初期党在各项工作中倡导的“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原则，既体现了毛泽东对黄炎培调研工作的重视与期许，也暗含着对民主人士参与政务调研的科学引导，确保调研成果的真实性与参考价值，为粮食政策优化、合作社整顿等工作提供可靠支撑。

第四层：反馈材料，强化党际协作与共识凝聚

“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顺致敬意。”

这部分既是对黄炎培所附材料的回应，也是强化党与民主党派协作的重要举措：

其一，以“很有兴趣”肯定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成果，民建作为联系工商界的民主党派，其会议材料必然包含工商界改造、基层经济发展等相关内容，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高度契合，毛泽东的肯定既是对民建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工商界改造相关调研的重视。

其二，“拟发各党派参考”的安排，将民建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参考素材，既扩大了民主人士意见的影响力，也推动各党派围绕国家核心政务形成共识、协同发力，践行了统一战线“凝聚合力、共促发展”的核心目标。最后以“顺致敬意”收尾，庄重得体，既符合政务信函的规范，也延续了开篇的尊重基调，完成了“沟通—肯定—协作”的完整闭环。

三、信函的核心价值与时代意义

这封百余字的工作信函，虽篇幅简短，却承载着多重价值，既是政务沟通的典范，也是党际合作与执政智慧的生动体现。

其一，统一战线与党际合作的见证。信函清晰展现了新中国初期党与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同向发力”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尊重黄炎培的参政议政权利，认真对待其建言与材料，既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也不忽视民主人士的价值，彰显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理念，为后续统一战线工作与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也成为党团结民主人士、凝聚治理合力的生动范本。

其二，求真务实的执政智慧与工作方法的传承。信函中“广纳意见、审慎决策、全面分析”的思路，贯穿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基层实情的重视，也传递了科学的决策方法与调研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既肯定前期成果，又不固守成规，这种辩证务实的作风，不仅为当时粮食、合作社、镇反等政务的推进提供了指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优良工作传统。

其三，政务沟通的典范样本。信函兼顾严谨性与人文温度，既恪守政务沟通的规范，清晰完成收信回应、工作叮嘱、材料反馈等核心诉求，又以谦逊的态度、得体的称谓传递尊重，避免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实现了“政务高效沟通”与“情感真诚联结”的统一，为建国初期乃至后世的政务信函写作、高层与民主人士沟通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其四，时代治理需求的精准回应。信函聚焦1955年农业合作化整顿、粮食购销优化、镇反深化等核心治理议题，既体现了中央对复杂政务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通过多元调研、广纳民意破解治理难题的思路，为当时各项政务的有序推进凝聚了共识、提供了方法支撑，助力缓解农村粮食紧张、规范合作社发展等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