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稀声——毛泽东书信艺术大观(419)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更新时间：2026-02-04 08:54  浏览量：1

毛泽东给仇鳌的工作信件，以行草书写就：

亦山先生：

十月五日惠书收到，甚为感谢。贵体宜于静养，谨祝新寓吉胜。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侠骨丹心 共赴山河：从农家子弟到乱世侠儒

仇鳌，字亦山，1879年生于湘阴县归义乡（今属汨罗）一个佃农家庭，自幼便带湘人骨子里的硬气与韧劲，1970年于北京辞世，享年91岁，走完了一生跌宕、侠肝义胆的传奇之路。

他是横跨新旧民主革命的硬核志士，既是挥毫泼墨的文人、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也是敢闯敢拼的民主革命家，三次东渡日本求学，深耕政法与师范，一身学识皆化作救国救民的底气，更凭一身正气在江湖与庙堂间站稳脚跟，成为乱世中不可多得的“定盘星”式人物。

从华兴会到同盟会，从反清革命到和平建国，他全程躬身入局，不恋权位、不媚世俗，既有文人的风骨，更有江湖的豪情，终成一代诤友、千秋名士，骨灰归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英名永留青史。

侠行天下，不负山河

（一）投身革命，剑指清廷

仇亦山的江湖路，从投身反清革命始便自带锋芒。1904年赴日留学期间，他一腔热血加入华兴会，紧随黄兴、宋教仁等人奔走呼号，立志推翻帝制、解救苍生于水火。同年回国筹备长沙起义，奈何事败受挫，却未折半分锐气，转而执教长沙民立一中，暗中积蓄革命力量。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毅然加入，成为早期骨干，后因营救革命志士禹之谟身份暴露，被清廷列入“黑名单”，遂改名仇鳌再次东渡，入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兼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与保皇派唇枪舌剑、激烈论战，笔锋如刀，直击封建糟粕的要害，为革命思想传播摇旗呐喊。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后，他受邀出任吴淞军政分府秘书长，辅佐学友李燮和执掌军务，为辛亥革命的推进立下汗马功劳，尽显乱世志士的担当。

（二）深耕湘土，聚力救国

辛亥革命后，仇亦山受命回湘，主持国民党湖南支部改组事宜，虽挂名副支部长，却是实际的“灵魂人物”，兼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期间，他借机安插革命志士、健全基层组织，让国民党在湖南基层拥有极强的号召力，为后续讨袁运动筑牢根基。1917年“驱张运动”中，他更是穿针引线、运筹帷幄，远赴上海以激将法说动谭延闿，再赴广西联络陆荣廷重构湘桂联盟，联手赶跑北洋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百姓解除暴政之苦，尽显江湖大佬的斡旋之才与侠义之心。他不恋官场虚名，更多时候深耕文教公益，讲学、办报、办学，凭学识与正直，在湖南士绅与青年群体中声望赫赫，成为湘地江湖与文坛的“双料标杆”。

（三）倾囊相助，护航革命火种

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毛泽东、何叔衡欲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却困于场地与经费，束手无策之际，想到了素有侠名、尊重新思想的仇亦山。彼时他主持船山学社，手握场地与资源，听闻来意后，毫无半分犹豫，当场拍板相助——划出学社四合院作为校址，每月拨付400块大洋办学经费，亲自出任校长，亲笔题写校名，全力护航这所中共早期干部培训学校。他顶住军阀压力，以船山学社为掩护，让自修大学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公开活动阵地，两年间培养200余名革命骨干，为革命火种的延续注入硬核力量。后来赵恒惕对学校虎视眈眈，他为保护师生安全，主动卸任，远赴欧美考察，用一身风骨为革命火种遮风挡雨，这份恩情，毛泽东终身铭记。

（四）临危受命，力促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解放战争席卷江南，白崇禧率重兵驻防湖广，妄图死守长沙，一场血战一触即发。此时，中共地下党联络仇亦山，转达毛泽东、林伯渠等老友的问候，恳请他凭声望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已是古稀之年的仇亦山，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与程潜分工协作，程潜主持军事起义部署，他则坐镇长沙，奔走于党政、文教、工商各界，联络贤达、安抚民心，硬生生织就一张“和平大网”。面对白崇禧的威逼利诱——劝他南下避祸、许以高官厚禄，他直言驳斥、断然拒绝，掷地有声道“我这把年纪，早已看轻生死，只求顺天时、应民心”，一身硬气令白崇禧无可奈何。1949年8月，他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联名通电起义，促成长沙不费一枪一炮和平解放，创下38年来湘地最盛之举，用晚年余热，为湖南百姓换来了安宁。

他用一生践行了侠儒的风骨，堪称乱世中的“脊梁”。他传世的《半肺老人吟草》《辛亥革命前后杂忆》等诗文，字字皆是家国情怀、侠骨丹心，成为后世缅怀他的珍贵印记。

侠影留名，不负此生

仇亦山的一生，高光时刻皆与家国大义相伴，每一幕都尽显江湖豪情与志士担当。

其一，同盟会论战保皇派：东渡日本期间，他以《民报》为阵地，笔锋直指保皇派的迂腐谬论，言辞犀利、掷地有声，打破封建思想桎梏，为革命思想传播扫清障碍，成为同盟会舆论战的核心骨干，尽显文人志士的锋芒。

其二，护航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他不顾军阀压力，倾囊相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用资源与声望为革命骨干培养铺路，这份不计党派、唯重民心的胸襟，成为他一生的高光，也让他与毛泽东结下跨越半生的忘年之交，被毛泽东终身感念。

其三，力促长沙和平解放：1949年，古稀之年临危受命，于乱世中斡旋各方、坚守初心，顶住强权压力促成和平起义，避免长沙陷入战火，保住一城百姓安宁，这份功绩，永载湘地史册，成为他晚年最耀眼的荣光。

其四，中南海赴宴受盛赞：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洗尘，席间频频举杯，向众人盛赞“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这份来自伟人的认可，是对他一生革命贡献的最高褒奖，也彰显了两人之间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

其五，直言敢谏成“诤友”：1951年，他致信毛泽东，洋洋数千言，既盛赞党的革命成就，也恳切建言“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阅后深为赞同，亲笔回信称“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这份坦诚相待，成为国共两党人士相交的典范，也尽显他的侠骨与赤诚。

其六，陪宴溥仪传佳话：1962年春节，他受邀赴毛泽东家宴，陪同特赦后的溥仪，毛泽东风趣调侃“他们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一句玩笑，道尽他参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功绩，也成为一段跨越时代的江湖佳话。

肝胆相照，忘年情深

仇亦山与毛泽东的交情，始于革命初心，忠于家国大义，跨越半生、肝胆相照，既有江湖儿女的惺惺相惜，也有志士之间的坦诚相待，更有文人墨客的唱和之乐，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两人的交集，最早可追溯到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彼时仇亦山已是湘地知名学者、革命志士，常在各地讲学，毛泽东仰慕其学识与风骨，常前往聆听，默默汲取养分，这份早年的敬佩，成为两人日后相交的根基。1921年，毛泽东登门求助创办自修大学，仇亦山的倾力相助，让这份情谊彻底扎根，此后，毛泽东常与何叔衡等人前往仇亦山家中，围坐畅谈、共论时事，仇夫人亲手泡制的汨罗姜盐芝麻豆子茶，成为两人情谊的见证，毛泽东每次都要连喝五六碗，还打趣为汨罗谷酒取名“汨罗春”，江湖儿女的烟火气与赤诚，在席间尽显。

1925年仇亦山东渡欧美考察，两人被迫别离，此后二十余年未曾谋面，却始终书信往来、彼此惦念，未曾断绝联系。1927年“马日事变”后，仇亦山被列为“共党嫌疑”遭搜捕，侥幸脱险后，毛泽东特意托人专函慰问，这份牵挂，跨越山海、历经风雨，始终未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念及旧情与功绩，两次力邀仇亦山赴京——先是3月电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仇亦山因患肺癌回电辞谢；10月毛泽东又亲笔致信，言辞恳切“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并派军区人员下乡寻访，这份盛情，终让仇亦山动容赴京。抵达北京后，毛泽东派李维汉陪同他参观，随后在中南海设家宴洗尘，席间毛泽东再次盛赞他当年的相助之功，直言“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份坦荡与感恩，尽显伟人胸襟。后来毛泽东力邀他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仇亦山以年老辞谢，毛泽东风趣劝说“你只要去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人”，这份包容与敬重，堪称忘年之交的典范。

两人的交流，从来都是坦诚相待、直言不讳。1951年，仇亦山致信毛泽东，洋洋数千言，既深刻研读马列与毛泽东著作，盛赞党的革命成就，也毫不避讳地建言献策，提醒党要始终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兼顾党内党外、共克时艰。毛泽东阅信后深为佩服，当即亲笔回信，直言“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这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坦诚，是两人情谊的核心，更是志士与伟人的彼此成就。

定居北京后，仇亦山常与邵力子、章士钊等老友唱和题诗，毛泽东每逢佳时令节，总会派人慰问、馈赠礼品，时常书柬相邀、小酌畅谈，每次相见，毛泽东都会亲自出门迎接、搀扶老人，关怀备至。两人虽身份悬殊，却始终以老友相称，无尊卑之别，有江湖豪情、有文人雅致、有家国情怀，闲暇时论诗写字、共话山河，仇亦山诗法少陵、字师平原，笔墨间尽是侠骨丹心，与毛泽东的诗文唱和，成为乱世之后、山河安定的风雅佳话。

1970年仇亦山在北京病逝，这位与伟人相知相守、侠骨一生的志士，终落得圆满落幕。他与毛泽东的情谊，跨越党派、历经风雨，始于侠义、忠于家国，既是江湖儿女的惺惺相惜，也是伟人与诤友的肝胆相照，永载史册、流传千古。而仇亦山一生，侠骨丹心、坚守气节，不负山河、不负初心，用一生诠释了“阅尽兴亡乔木在”的志士风骨，成为后世敬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