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从第二届全国书法小品展看石印文先生的“样本意义”
更新时间：2025-06-10 10:03 浏览量：1
眼下，书法界最热门的话题恐怕非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莫属。对于本届小品展的得失，深圳报业集团书画院院长苏海强先生在其视频号里评价说，本届小品展作品和其他大部分书法展作品一样，终脱不开炫（炫技）、作（制作、设计）、抄（抄诗文）三字。总的来说，就是当代书法存在着严重的“有墨无文”的问题。
书法不仅仅是写字，书法生活也不仅仅是抄书生涯。书法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记录生活、表达性情、传递思想。从甲骨文、《石鼓文》《泰山刻石》，到秦代诏版权量铭文、汉代碑刻，从钟繇《宣示表》，到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文人手札，书法史上这些传世作品无不文辞古雅，无不蕴含着或一桩人事、或一则史实、或一段友情，甚至一起人世沧桑。
反观当代书法严重的“有墨无文”的问题，湖南石印文先生无疑是一个异类一般的存在。除偶尔也抄先贤诗文之外，其所书内容多是自撰诗文联赋，无不文辞古雅，立论精警，诗书俱臻高境。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当代书法，石印文先生无疑有着其独特的“样本意义”。
水涨船高
——“石印文自书诗文”评议
作者：蒋蒲英
石印文，湖南益阳市人，1971年生，大学文化，群文美术副研究馆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民建中央画院院士、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现任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益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益阳市诗词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楹联学会第六届理事，湖南省楹联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益阳市楹联家协会第二、三届主席，益阳市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益阳市文联副主席。擅文言散文、诗词楹联和书画创作，有《湘江赋》《敦煌赋》等散文获得全球征赋一等奖；有诗词荣获2009年、2012年“华夏诗词奖”；有书法作品近百次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和省文联、书协主办的展览和赛事并多次获奖；2011年被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和《对联》杂志社评为"中国当代精英联家"。2011年、2013年连续出任由文化部、中国文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一、二届"百诗百联"大赛终评评委。连续担任中国对联"甘棠奖"终评评委。2011年入选湖南省文艺"三百工程"人才库；为湖南传统文化品牌“湖湘楹联七子”之一，2013年12月9日《湖南日报》曾对其艺术进行整版报道。2017年获评入选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作为文艺工作者，热心公益事业，2025年被中共湖南省委社会工作部评为“最美志愿者”。
在当代书法展厅的聚光灯下，一幅幅装裱考究的作品竞相争艳：或如狂风骤雨般的行草奔涌着视觉冲击，或似青铜器物上的篆籀传递着古意森然。当观众的眼球被这些炫技之作反复冲刷之时，石印文的书法却如同一泓清泉，带着诗文的韵律与翰墨的快意，在展厅的某个角落静静流淌。这种现象不仅是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差异，更折射出当代书法发展进程中一个深层次的命题或思考：当毛笔与宣纸的相遇沦为技巧狂欢的时候，书法艺术是否正在失去其最本真的文化基因？当代学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文字学家蒋维崧先生曾提出“水涨船高”的比喻：将书法篆刻艺术作品比作“船”，而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则是“水”，有水则才能行船，无水则船无一用。书法家只有储备了博厚才学和高洁品行的“水”，方能使自己手底下兼具技法所创作的书法篆刻作品之“船”得以航行，否则永远难以达到艺术创作实践的高级境界。这一精辟的比喻，让“石印文自书诗文”在当代书法创作中的独特价值找到了理论依据。
文墨同辉：中国书法的千年传统
中国书法史始终回荡着文心与墨韵的交响。王羲之在永和九年暮春雅集中微醺挥毫，《兰亭序》的笔墨技法和字形变化，与文章中对世界、人生的慨叹浑然天成；颜真卿面对失去至亲饱含血泪写就《祭侄文稿》，颤抖干枯的笔触里浸透着悲愤与忠烈之气；苏东坡在黄州寒食节的苦雨中泼墨，将跌宕不平的愁闷心绪与《寒食帖》中欹侧结构和起伏跳荡的章法自然暗合。这些传世杰作揭示着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当笔墨技巧与诗文创作走到同一频道的时候，线条的韵律便获得了灵魂的震颤，创作的价值自然有了质的提升。
古代文人书房中，“诗书画”从来不是割裂的技艺。唐代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作为晋唐两座书法巅峰的完美结合，结法率意，格致散乱而不烂漫，被《宣和书谱》评价为“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宋人米芾在《蜀素帖》《苕溪诗帖》中的自书诗作，将绢帛纹理与诗句意境熔铸为独特的空间节奏，在向我们传递风流潇洒的笔法韵致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米芾作为一个文人诗家的丰采；明人唐伯虎的《落花诗》册看似伤春，实则乃自叹之作，正所谓“其胸中块垒郁勃之气，无由自泄，假诸风云月露以泄之”。由是而观，书写是文人宣泄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文墨同辉的创作传统培育出了书法家特有的文化品格：书法家既是文字的书写者，同时也是书写内容的创造者，毛笔在纸上游走的轨迹，实则是创作者文学创作的形象外化或者是物质彰显。
而在当代文科教育体系中，书法艺术专业被推至单一的独立的学科地位，这对于书法这门艺术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同时也让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书法艺术最本真的文化基因似乎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稀释：书法专业学生将大量精力投入于对古代碑帖的机械临摹，却很少接受系统的语言学、文字学等文学教育，对文言文、诗词对联的创作训练更是少之又少。某美院书法专业的教学大纲显示，文学课程仅占总课时的8%，这种教育结构性失衡导致年轻书法家的作品往往徒具古法之形貌，却难觅跃动的文心。
石印文书法的艺术主张与实践
石印文的书法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文人书卷气质，这在近年来他参与各种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书写内容大都以自创诗词联语为主，一直秉持这种被业界称为诗书合璧的创作方式，使观者在品读文字内容时，自然进入书法家的精神世界，在欣赏笔墨韵味时触摸到诗意的肌理。这正是“文墨同辉”的中国书法千年传统和“水涨船高”理论的最佳诠释。
石印文的书法创作以行草、楷书为主，他不追求五体兼擅，特别强调“文质兼美”的艺术主张，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此处所说的“文”是相对“质”而言的，属于表面形式的“文”（通“纹”），也不是风骚文采的“文”。这种主张体现在他的每一幅作品中，无论是流畅自然的行书，还是端庄典雅的楷书，亦或是奔放不羁的草书，都始终包含着石印文对诗文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例如他在对联“周情孔思初为水，王范钟规合是船”中跋道：“余以书家从艺，当以文采、识见、品行为基础，笔墨技法为堂构，方能立名于世。又譬如水之于船，水可载船行远，水涨则船高。当代学人，山东大学教授蒋公维崧峻斋先生亦持此论，余自厕艺林，必自躬行，每与人谈书亦必以此衡度，当今抄书名手，纵得钟王法乳可乱楮叶者，概不在我眼也”。从这段话中透露的信息就是：字外修炼，在石印文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1971年出生于农民之家的石印文，首先是一个诗人、楹联家，然后才是一个书法家。他在成为湖南知名书法家之前，已在湖南诗词楹联界崭露头角。25年前就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1 年入选湖南省文艺“三百工程”人才库；为湖南传统文化品牌“湖湘楹联七子”之一，2017 年获评入选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一段时期，石印文对书坛“重文轻质”的现状表示出强烈的担忧，他特别看不起那些只会写字、偶尔题跋或落款便露出文墨不通的马脚的“书法家”，2013年12月9日，《湖南日报》湘江副刊整版报道石印文的艺术事迹时，用的标题就是《不要叫我书法家》，观点明确，虽觉有些偏激，但由此可见“书法家”这个名字，在当年石印文个人的艺术词典中，应有的修为是多么的全面！当然，石印文是在用相对另类的方式展现一种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忧患情怀。好在书坛也有自然的觉醒，十多年来，一大批具有文学修养、能诗能文的书法家，活跃在当今书坛，当代书法艺术有望朝着更加良性合理的方向发展前进。
石印文书法创作的三重突围
首先，石印文的书法创作打通了当代书法艺术竞技场中技法展示与书写内容的生硬隔阂，旗帜鲜明地提倡书法艺术创作回归“文质兼美”的要求。在普遍注重“技法之上”和“形式即内容”的当代书坛，这样的主张，必须是一个“孤勇着”，因为在“以参展与否来衡量水平高低”的现今书法界，你一意孤行地带着“文质兼美”审美价值去参与投稿，很有可能铩羽而归，费力不讨好。石印文的书法创作，有一个时间段几乎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投稿，每次遇到征稿，他总是会认真地准备一件自作诗文的作品投递出去，令人欣慰的是，让他取得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两件作品居然都是自作诗联，这可能是一种偶合，也可能是对石印文执着的一种回报。
其次，石印文的书法创作在“文心”与“技法”的天平上，分放着不同重量的砝码。在书法创作方面，石印文深知“技道并进”的道理， 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质”高于“文（纹）”的重要意义。苏轼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句，同时也有“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的著名理论。从东坡这两段论述来看，古往今来，评论书法，往往会同时探讨书家的文字修养、生平事迹，倘若书家的学养不够、人品不佳，即便其书法技艺精湛，也不足为贵。事实证明，历史上能够让我们仰望膜拜的书法家，无一不是文学大家和道德楷模。从其反面人物如蔡京、秦桧、康生等人的身后影响来看，就可以知道东坡之论确无虚发。我们所见到的石印文带有时代印记和个人情感温度的书法作品，虽然在技法上不能比肩当今一流书法，但带给我们的欣赏愉悦，远不只是一幅某体“复印件”所能比拟的。这种强调书法作品本身格调与书家文化修养人格品质相紧密联系的审美标准，一直贯穿在石印文的艺术实践道路上，从未变过。直到石印文成为当地书法家协会的负责人，由于他这一独特的价值观，在益阳本土，就有一批优秀的能作诗作文的青年书法家聚集在他的周边，使一个地方的书法创作氛围出现了前所未有崇尚“水涨船高”的气象，整体书法创作水平也跻身全省前列。
其次，石印文不随流俗，在当代文艺界“字匠”和“文人”之间找到了一个适宜自己的准确位置。石印文极其重视个人修为，注重打造自己的文艺ID。他很谦虚，虽然在书协和诗词楹联协会都兼过要职，但他还是戏称自己是“在书法界中只是会写诗词楹联的人，在诗词楹联界中就只是写字的人”，石印文这种不矜高明的自我调侃，为他能够悠闲游走于各个界别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气度潇散的“多栖”文艺家形象。
石印文书法创作的当代意义
我们再看石印文的书法创作，在书体选择与个人创作风貌方面，石印文展现出对传统精髓的深刻把握和有效取舍。他的楷书取法欧阳询，方正整肃而不失灵动之感，行书草书追摹颜鲁公的迟涩凌厉和米芾、王铎的爽利奔放却节制有度。这种选择并非简单的风格拼贴糅合，而是基于书写内容的情感需要所进行的理性搭配。试想，一篇意境空明的《春江花月夜》，如果用雄强朴茂的魏碑体去书写，一篇表达豪情壮志的《观沧海》，如果用清丽纤细的瘦金体来书写，带给观众和读者的情感输出，是不是会非常错乱？正因为石印文对这种错乱情感输出的规避，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结果。当多数书法家沉迷于制造视觉奇观时，他的作品却始终保持着文人书翰的亲切感。
如果说石印文书法只是为了服务于其文艺ID的打造，那就是我们太忽视他作为一个书法家的社会担当和使命了。因此可以这么说，石印文的创作实践为当代书法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他曾经也提出“诗联不求工整而最重意趣，书作不尚技巧而要追气韵”的艺术主张。这种观念直指当下书法创作的症结：当展览机制催生出大量为视觉效果服务的“设计性书写”时，书法正在异化为脱离文本的抽象符号游戏，倘若一直这样下去，书法还是我们心中期待的书法吗？ 石印文的创作实践或许指明了当代书法走出困境的路径——让笔墨重新成为思想表达的载体，而非技术表演的工具。
展望未来，书法艺术的突破或许正在于回归其本源，即“文墨同辉”。在数字技术重构艺术生态的今天，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完全模仿王羲之笔法，能够生成以假乱真的书法作品的今天，书法家最珍贵的特质，恰恰是那种将生命体验、文化积淀与艺术创造熔铸一体的综合素养。这种素养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贬值，反而会在文化自觉的复苏中焕发新的生机。或许，当代书法需要的不是痴迷于炫技的“书法表演者”，而是像石印文这样甘于寂寞的“文化守夜人”，在诗文与笔墨的相互滋养中，守护着书法艺术最本真的精神火种。让我们铭记“水涨船高”的艺术箴言，在提升文化修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让书法艺术之“船”在文化之“水”的托举下，驶向更加辉煌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