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稀声——毛泽东书信艺术大观(427)文艺为人民服务

更新时间：2026-02-05 04:35  浏览量：1

毛泽东写给袁水拍同志的一封工作信函，以行草书写就：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廿日

这封写于 1957 年 4 月 20 日的短札，是毛泽东致诗人、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的亲笔信。信中没有宏大的政治论述，却以诗人对诗人的惺惺相惜、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切期许，将创作才情、工作路径与群众立场熔于一炉，于极简笔墨间，尽显对文艺规律的深刻洞察、对知识分子成长的精准指引，更藏着 “文艺为人民、创作接地气” 的浪漫初心，是领袖文心与诗心、公心与温情的完美交融。

一、袁水拍与伟人的诗心交集

（一）袁水拍：从 “马凡陀” 到文艺战线的中坚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以笔名 “马凡陀” 蜚声文坛，是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讽刺诗人。

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袁水拍以 “马凡陀” 为笔名，创作大量山歌体讽刺诗，收录于《马凡陀的山歌》。作品以民歌民谣的通俗形式，辛辣揭露国民党统治下达官贵人的荒淫腐朽、社会黑暗与民生疾苦，语言鲜活、针砭时弊，兼具战斗性与人民性，成为国统区反独裁、争民主的文艺利器，深受群众欢迎，是 “文艺为人民” 的生动践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袁水拍调至北京，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主编副刊《人民文艺》，同时兼任《人民文学》《诗刊》编委，成为党报文艺战线的核心骨干，肩负着引领文艺创作、传播革命文化的重任。他既坚持诗歌创作，又深耕文艺理论，还翻译拜伦、休斯等欧美诗人作品，是兼具创作、理论、翻译能力的复合型文艺家，1961 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一生与中国文艺事业深度绑定。

毛泽东一生酷爱诗词，对有才华、接地气的诗人格外器重，袁水拍的创作与立场，恰好契合其 “文艺为人民服务” 的理念。1957 年 1 月，毛泽东约臧克家、袁水拍谈诗，共商《诗刊》创刊事宜，对其诗歌才华与文艺理念高度认可；此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毛泽东常以诗人身份与袁水拍探讨创作、指引工作，这份交集，始于诗心共鸣，成于立场契合，是领袖与文艺工作者之间 “以文相知、以心相交” 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1957 年文艺语境下的精准指引

此信写于 1957 年 4 月，正值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深入推进、全党整风运动启动之际，核心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贴近群众、扎根实践。此时袁水拍身居党报文艺领导岗位，李希凡（因批判《红楼梦》研究唯心论受毛泽东关注的青年学者）调入《人民日报》，二人的工作状态与创作方向，恰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 既担心文艺工作者困于案牍、脱离群众，又期许他们坚守创作初心、扎根人民，这封信正是针对二人现状的精准点拨。

二、极简笔墨里的文心、公心与温情

整封信仅百余字，语言质朴直白，无华丽辞藻，却字字珠玑，每一句都藏着对文艺规律的洞察、对同志的期许与对群众立场的坚守，尽显毛泽东书信 “言简意赅、情真意切” 的特质。

（一）开篇：诗人相惜，肯定才情

“水拍同志：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

开篇以 “水拍同志” 相称，亲切自然，打破领袖与下属的身份隔阂，尽显平等与尊重。直接点出袁水拍诗作《摇头》，直言 “写得好”，同时肯定陈毅的六言诗，以诗人对诗人的审美共鸣，传递真诚的赞赏 —— 毛泽东深知，文艺创作最需才情与热情，一句直白的肯定，是对袁水拍创作才华的高度认可，更是鼓励其坚守创作初心、笔耕不辍，不让行政事务磨灭诗心。“你应该多写些”，短短六字，满是期许，既肯定其创作价值，又点出核心方向：文艺工作者，创作是根本，不能因职务而丢了笔杆。

（二）核心：破局指引，扎根实践

“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

这是整封信的核心，是毛泽东对袁水拍工作路径的精准点拨，更是对文艺规律的深刻洞察。他敏锐指出，袁水拍困于编辑岗位、埋首案牍，易脱离生活、枯竭才情，而 “出外旅行”（即深入基层、扎根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请人代理职务”“跑几个月再回来” 的建议，不是否定编辑工作，而是打破 “职务束缚创作” 的困局，让文艺工作者在 “实践 — 创作 — 工作” 的循环中，既守好岗位，又永葆创作生命力。

这份指引，本质是坚守 “文艺源于人民、源于生活” 的初心 ——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文艺创作，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有深入基层、感知民生，才能写出有温度、有力量、有人民性的作品，这是对 “文艺为人民服务” 最朴素的践行。

（三）延伸：同理点拨，警惕脱离群众

“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由袁水拍延伸至李希凡，尽显领袖对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深切关怀。李希凡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崭露头角，调入《人民日报》后，从学术研究转向新闻工作，毛泽东敏锐发现其问题：脱离校园与群众，陷入行政事务，易失去学术研究的客观理性与 “平心说理” 的态度。

“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是为李希凡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 —— 校园是学术研究的沃土，教书能贴近青年、贴近群众，研究能坚守学术初心，避免陷入官僚化、脱离群众的困境。“脱离群众”“平心说理不足”，一针见血点出知识分子的共性问题，更是对所有文艺、学术工作者的警示：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不能脱离人民、丢掉客观理性，这是 “为人民服务” 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具体体现。

（四）结尾：同志情谊，简洁厚重

“同志的敬礼！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日”

结尾以 “同志的敬礼” 收尾，没有居高临下的指令，只有同志间的平等致意，尽显谦和与温情。落款简洁规范，既符合书信体例，又彰显伟人质朴本色 —— 于工作，是精准指引；于情谊，是同志相惜，刚正与温情并存，原则与初心共生。

三、文艺初心、群众立场与精神风骨的三重回响

这封短札，不仅是对两位文艺工作者的个人指引，更折射出毛泽东一生坚守的文艺观、群众观与精神风骨，是 “文艺为人民、初心照前行” 的生动诠释。

（一）文艺观：创作扎根人民，才情源于实践

信中对袁水拍 “多写、跑基层”、对李希凡 “回校、接地气” 的指引，核心是坚守 “文艺源于人民、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始终认为，文艺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是人民生活的反映、群众心声的传递，文艺工作者唯有深入基层、感知民生，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有人民性的作品。

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扎根民间、贴近群众；而一旦困于案牍、脱离实践，创作便易失去烟火气与战斗性。这封信，是对袁水拍过往创作的肯定，更是对其未来方向的守护，让 “文艺为人民” 的初心，通过私人书信传递，成为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

（二）群众观：警惕脱离群众，坚守人民立场

“脱离群众”，是信中最核心的警示，也是毛泽东一生最反对的倾向。无论是对袁水拍 “跑出去” 的建议，还是对李希凡 “回学校” 的点拨，本质都是防止知识分子、干部陷入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

在毛泽东看来，权力、职务、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非脱离群众的资本。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无论身处高位，都要始终贴近人民、倾听民意，保持 “平心说理” 的客观与谦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这份群众立场，是 “为人民服务” 信仰在文艺、学术领域的具体延伸，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三）精神风骨：知人善任，情系文心，公私分明

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没有以权力压人，而是以诗人的共情、领袖的远见，精准把握袁水拍、李希凡的特质，给出贴合个人成长、契合时代需求的指引，尽显知人善任的智慧。他既肯定袁水拍的创作才情，不因其行政职务否定其诗人身份；又关心李希凡的学术成长，不让其陷入行政泥潭，尽显对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珍视与呵护。

同时，这份指引，无关私情，全为公心 —— 一切以文艺事业发展、知识分子成长、人民利益为核心，不搞特殊照顾，不做私人偏袒，尽显 “公私分明、情系人民” 的伟人风骨。他的关怀，不是狭隘的私情，而是对文艺事业、对人民群众的大爱，是 “大我” 情怀与 “小我” 温情的完美交融。

这封百余字的短札，是毛泽东文心、诗心与公心的完美共生，是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寄语，更是 “文艺为人民” 初心的生动写照。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在对创作的期许、对实践的指引、对群众的坚守中，藏着最深厚的家国情怀；没有生硬的说教，却在直白的话语、真诚的期许里，传递着最坚定的信仰；没有华丽的笔墨，却在质朴的文字间，尽显诗人的浪漫与领袖的风骨。

这份浪漫，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文心的赤诚、初心的纯粹 —— 是诗人对诗人的惺惺相惜，是领袖对文艺的深情守护，是 “文艺扎根人民、创作源于实践” 的执着坚守。它让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有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磅礴气魄，更有 “情系文心、关怀才人” 的柔软与真诚；“文艺为人民” 也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藏在尺素之间、落在行动之上的初心与使命，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光芒。

尺素虽短，文心悠长；笔墨虽淡，风骨千秋。这封信所承载的文艺初心、群众立场与精神风骨，终将跨越时空，成为激励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笔耕不辍、坚守初心的精神灯塔，在岁月中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