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一首七言绝句，言简意丰，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大概如此！
更新时间：2026-02-06 13:48 浏览量：1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人。他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早年他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主张革新，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可惜这场改革昙花一现，失败后他被贬至偏远的朗州等地。这一去，便是二十余载。
直到晚年，他才得以重返长安。虽然岁月染白了他的鬓角，但未能磨灭他的傲骨。他写过讽刺权贵的《游玄都观》，导致再次被贬；也写过豁达乐观的《秋词》。而今天我们要鉴赏的这首《与歌者何戡》，则是他在历经沧桑重返京师后，于一次宴席上偶遇旧日歌者，触景生情所作。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二十余载
要读懂这首诗，首先要读懂这“二十余年”背后的重量。诗的首句“二十余年别帝京”，开篇便如一声沉重的叹息，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漫长的时间隧道。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二十年意味着什么？是从青丝到白发，是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到饱经风霜的迟暮老人。
当年的刘禹锡，身居庙堂之高，是推动“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长安城里的风都是暖的，马蹄声都是轻快的。然而，z的风云变幻只在朝夕之间，革新失败，他被贬出京，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涯。这期间，他去过朗州，去过连州，去过夔州，足迹遍布巴山楚水。在那些荒僻之地，陪伴他的是“巴山楚水凄凉地”，听到的是令人断肠的猿啼。
如今，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帝京”长安。可是，这二十余年的时光隔阂，让他对这座曾经无比熟悉的城市产生了一种陌生感。这种感觉，就像神话传说中的“烂柯人”王质，进山砍柴，看了一局棋，下山时斧柄已烂，世间已过百年。刘禹锡此时的心境正是如此，长安依旧繁华，街道依旧熙攘，但他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来自旧时代的幽灵。这句诗看似在陈述一个时间事实，实则饱含了无尽的心酸与无奈。
不胜情
紧承首句的沉重，第二句“重闻天乐不胜情”则将笔触从时间的维度拉向了听觉的维度，进而直击情感的深处。“天乐”，并非指天上的仙乐，而是指京城里那些高雅、精妙的宫廷音乐或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乐。这种音乐，代表着长安的繁华，代表着文明的中心，更代表着刘禹锡年轻时曾经拥有过的生活圈层。
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刘禹锡听惯了什么呢？他在《竹枝词》里写过当地的民歌，虽然清新可爱，但那毕竟是乡野之音；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里写“巴山楚水凄凉地”，那里更多的是猿啼鸟鸣，是风雨之声。此刻，当那种久违的、精致的、代表着大唐气象的“天乐”再次传入耳膜时，这种巨大的反差瞬间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
“不胜情”三个字，用得极妙。“胜”在这里是承受、禁得起的意思。“不胜情”就是说这种情感浓烈到让人无法承受。音乐是最能唤醒记忆的媒介，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过去那些鲜衣怒马的日子、那些指点江山的豪情、那些与挚友把酒言欢的场景，瞬间如潮水般涌来。然而，现实却是物是人非，这种今昔对比产生的冲击力，让诗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怆。
他听到的不是音乐，而是自己流逝的青春和那个已经回不去的盛世残梦。这种因声音而引发的情感雪崩，比起直接描写流泪或叹息，要来得更加含蓄深沉，也更具艺术感染力。
旧人何在
如果说前两句是在写时空的变迁和氛围的烘托，那么第三句“旧人唯有何戡在”则将视线聚焦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将全诗的悲剧感推向了高潮。
在宴席之上，觥筹交错，宾客满堂，但刘禹锡举目四望，却发现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那些曾经和他一起为了理想奋斗的战友们哪里去了？柳宗元，那个才华横溢、与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已经客死柳州；王叔文，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改革领袖，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二十多年的岁月侵蚀，让当年的“八司马”凋零殆尽。
在这一片陌生的喧嚣中，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歌者何戡。何戡是当年的旧相识，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可是，一个“唯”字，道尽了无限的凄凉。偌大一个长安城，千千万万的人海中，竟然只剩下一个唱歌的艺人还记得当年的旧事，还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
这句诗让人联想到杜甫的“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刘禹锡此时的感受，恐怕比杜甫还要沉重。因为他面对的不止是朋友的离世，还有理想的破灭和整个时代的变迁。在这个幸存的歌者何戡身上，刘禹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时光的大浪淘沙后侥幸留下的残贝。这种同病相怜的知遇感，超越了身份地位的差异。此刻，一个是历经宦海沉浮的朝廷命官，一个是漂泊江湖的乐工，但因为共同拥有那段“二十年前”的记忆，他们成为了彼此精神上的唯一慰藉。
渭城曲
诗的最后一句“更与殷勤唱渭城”，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艺术张力最强的地方。何戡认出了刘禹锡，这位老歌者没有选择唱那些时下流行的新曲，而是“殷勤”地，也就是极其用心、极其深情地，为刘禹锡唱了一首《渭城曲》。
《渭城曲》，即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最著名的送别诗，后来被谱入乐府，成为最流行的送别曲“阳关三叠”。
这里有一个看似矛盾却极具深意的安排：刘禹锡明明是“归来”，是回到了长安，为什么何戡要给他唱“送别”的曲子？按理说，久别重逢，应该唱《喜相逢》或者赞美重聚的歌曲才对。
这正是此诗“言简意丰，引人思索”的妙处所在。
首先，何戡唱《渭城曲》，是因为这首歌是他们那个年代的经典，唱的是旧时的曲调，唤起的是共同的回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只有这首老歌，才能配得上这对“旧人”的重逢。
其次，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渭城曲》的核心情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独与离散。虽然刘禹锡身体回到了长安，但他的心、他的时代、他的知己好友，都已经“出阳关”而去了，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对于现在的长安来说，刘禹锡其实是一个陌生人；对于刘禹锡来说，现在的长安也已不是当年的长安。这次重逢，短暂如梦，何戡深知刘禹锡的处境和心境，这一曲《渭城》，唱的不是生离，而是死别；唱的不是送行，而是招魂。
“殷勤”二字，写出了歌者何戡的善解人意和技艺精湛。他仿佛懂得刘禹锡心中所有的苦楚，于是把所有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这一曲凄婉的阳关调。在这歌声中，刘禹锡听到的不只是曲调，而是柳宗元的叹息，是王叔文的呐喊，是自己二十年蹉跎岁月的流水落花。这种以“送别之歌”来写“重逢之情”的手法，以乐景写哀情，倍增其哀，让人读来心头沉甸甸的。
结语
古典诗词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首诗便是典范。它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何戡唱完之后，刘禹锡是泪流满面，还是举杯痛饮？是沉默不语，还是长歌当哭？诗人没有写，他把这个空白留给了我们。
这就是刘禹锡，即使在写悲伤，也透着一种洞察世事的清醒。他不呼天抢地，只用“旧人唯有何戡在”这样一句看似平实的大白话，就刺痛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这首诗的艺术价值，正是在于它引人思索：当我们回首往事，面对沧海桑田的变迁时，究竟该如何安放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或许，正如诗中所暗示的那样，在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前，唯有那一份对故旧的深情，和那一曲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才是我们心灵最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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