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谈书法：艺术不要批评，就是要百花齐放！

更新时间：2025-06-10 14:49  浏览量：2

曾翔在谈书法时说：艺术不要批评，就是要百花齐放！对于曾翔的这个观点当然也是有人叫好，有的人认为这个是给他的丑书找借口。

曾翔的“不要批评”论，源自对艺术创作主体性的深刻认知。他在一次采访中直言：“真艺术家不需要批评，假艺术家批评也没用”，强调艺术应回归创作者的本心。这种观点暗合海德格尔“艺术是真理的自行置入”理论——真正的艺术作品具有自足性，其价值不依赖外部评价。例如，曾翔的《心经》系列通过解构文字结构，将佛教“空性”转化为视觉语言，这种实验性探索本身就是对传统书法范式的超越。

艺术批评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建设性批评（如邱振中指出曾翔作品“接近书法行为艺术边界”）能推动创作深化；另一方面，恶意攻击（如网络上对曾翔“丑书”的谩骂）可能窒息创新。曾翔的极端回应，实则是对当前批评生态失衡的反抗——当批评沦为“人情批评”“红包批评”，艺术家选择屏蔽噪音，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曾翔的“百花齐放”并非简单鼓励风格多样，而是主张艺术创作应突破传统书法的规范性束缚。他发明的“飞龙滚天体”（重复书写“花”字）和“怼书”（以戳点解构文字），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这种探索与毛泽东“百花齐放”政策的初衷不谋而合——通过多元竞争激发文化活力，但曾翔将其推向极致，甚至宣称“传统书法已过时”，引发了对艺术本体的争议。

历史上，任何突破性艺术实践都伴随争议：王羲之的“新体”被时人批评为“野鹜”，颜真卿的楷书曾被斥为“粗俗”，金农的“漆书”被视为“非正统”。曾翔的“吼书”与这些案例本质相同——通过解构既有规范，拓展艺术边界。正如他将自己与毕加索对比时所言：“西方艺术家能从书法中获得灵感，我们为何不能突破传统？”

时间是艺术价值的终极裁判。王献之在唐代遭李世民贬抑，却在宋代被米芾推崇为“草圣”；曾翔的作品虽被大众视为“丑书”，却被大英博物馆纳入“中西艺术对话”项目。这种评价的流动性表明，真正的艺术突破往往需要时间沉淀，而批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非绝对权威，而是价值发现的参与者。

曾翔的“百花齐放”论在书法教育中引发矛盾：一方面，其探索精神有助于激发学生创造力；另一方面，过度强调“自由表达”可能导致初学者忽视基本功训练。河北省教育厅在书法教育政策中强调“传统技法与创新意识并重”，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回应。例如，田英章的楷书教学虽被批评为“标准化”，但其系统性训练仍是书法入门的有效路径。

曾翔的争议本质上是精英审美与大众审美的碰撞。年轻一代对“吼书”“射书”的接受度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这种差异在抖音等平台尤为明显。正如王冬龄的“乱书”虽遭传统派批评，却在年轻艺术爱好者中引发共鸣，艺术评价标准的代际更迭，要求书法家在创新时兼顾公众认知的渐进性。

言恭达指出：“批评要有建设性，而非谩骂”，这要求批评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艺术史视野。例如，邱振中从“书法行为艺术边界”的角度分析曾翔作品，而非简单否定，这种专业批评能为创作提供有益参照。

曾翔的“艺术不要批评，就是要百花齐放”，既是对艺术自主性的呐喊，也是对当代书法生态的警示。真正的艺术繁荣，需要如曾翔般的“破坏者”打破既有范式，也需要如二田般的“守护者”维系传统根基。正如毛泽东书写的“百花齐放”洒脱奔放，书法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动态平衡——在解构中重构，在争议中前行。当批评不再是枷锁，而是助力艺术生长的雨露，当创新不再是对抗，而是与传统对话的桥梁，书法方能真正抵达“复归平正”的高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