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理性的情感》：情感过程视域下的艺术解码

更新时间：2026-02-08 09:53  浏览量：3

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警示诗歌诉诸情感可能侵蚀理性，亚里士多德以“净化说”为艺术情感辩护以来，“艺术与情感的关系”始终是西方美学的核心命题。然而两千余年的讨论中，“情感到底是什么”“艺术如何唤起情感”的底层逻辑始终模糊——直到珍妮弗・罗宾逊在《超越理性的情感：艺术如何以情动人》中，以哲学的严密论证嫁接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构建起一套“情感过程理论”，为这一经典议题提供了跨学科的全新解答。作为美国美学学会前主席（2009—2013）的代表作，该书避开当代分析美学对先锋艺术的过度聚焦，转而以《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等经典艺术为样本，追问“艺术为何能超越理性边界，直击人类情感深处”，其理论突破与思辨深度，为文学评论与艺术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方法论启示。

从“静态定义”到“动态过程”

罗宾逊的理论建构始于对既有情感理论的系统清算。在她看来，无论是将情感等同于“私人感觉”的经验主义观点，还是视情感为“行为倾向”的行为主义主张，抑或是占据主流的“认知评判理论”，都陷入了“静态定义情感”的误区，无法解释艺术引发的复杂情感体验。

针对“情感即感觉”的观点，罗宾逊指出其致命缺陷：感觉无法区分情感的独特性——“当我心爱之人出现时的战栗，与上楼梯过快时的战栗，生理感受相似，但前者是爱的表达，后者是运动后的反应。”同样，“行为倾向理论”也难以成立：羞耻与尴尬常表现出相似的回避行为，但前者源于“自我价值感的贬低”，后者仅为“社交情境的不适”，行为本身无法承载情感的深层差异。而在对“认知评判理论”的批判中，罗宾逊的论证更具颠覆性。她承认评判是情感的重要组成，但坚决反对将评判视为情感的核心——“我可以评判‘某人冒犯了我’，却不因此感到愤怒，仅以‘世道常情’泰然处之。”这意味着，认知评判既非情感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前提，传统理论始终未能触及情感的本质。

正是基于这种批判，罗宾逊提出了全新的“情感过程理论”：情感不是静态的心理状态，而是“以自动‘非认知评估’为起点，引发生理变化与行动倾向，最终伴随认知监控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认知评估”是关键——它先于理性反思，自动对情境做出判断（如听到尖锐音乐时本能的紧张），随后触发心跳加速、肌肉紧绷等生理反应，最后才进入认知层面的分析（“我为何感到紧张”）。这种“先于理性”的特质，正是情感“超越理性”的核心内涵，也为艺术的情感唤起机制提供了关键钥匙：当我们欣赏《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首先被打动的是生死离别场景引发的本能共情（非认知评估），而后才会理性分析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艺术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能绕过理性防线，直接激活人类共通的情感反应机制。

从“情感教育”到“形式应对”

在第二部分“文学中的情感”中，罗宾逊将“情感过程理论”应用于具体文本分析，打破了“文学情感仅为内容表达”的传统认知，揭示出文学通过“情感教育”与“形式设置”双重路径引导读者情感的深层逻辑。

罗宾逊首先追问：“为恰当地理解诗歌和小说，我们需要对它们做出情感反应吗？”她的答案是肯定的——文学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过情感体验教育读者理解生活”。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读者对安娜的同情，并非源于理性认知“安娜是悲剧人物”，而是源于文本唤起的“非认知评估”：当安娜在火车站绝望地走向铁轨时，读者会本能地感受到“生命消逝的恐惧”与“理想破灭的悲痛”，这种情感体验让读者超越个人经验，理解“爱情与社会规训的冲突”“个体选择的代价”等深层命题。这种“情感教育”不是说教，而是通过情感共鸣让读者“亲历”他人的命运，从而获得对生活的更广阔认知——正如罗宾逊所言，“唯有通过情感，人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

而文学的“形式设置”，则是引导读者情感的重要“应对机制”。罗宾逊以戏剧的“三一律”为例：时间、地点、情节的集中，并非单纯的结构要求，而是为了“强化情感的连贯性”——《哈姆雷特》中城堡的封闭空间，不断压缩读者的情感体验，使哈姆雷特的犹豫与痛苦得以持续累积，最终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中达到顶点。同样，小说的叙事视角也承担着情感引导功能：《简・爱》的第一人称视角，让读者直接“代入”简的处境，其对平等爱情的渴望不再是抽象的主题，而是读者能亲身体验的情感诉求。这种“形式设置”的本质，是为读者的情感反应提供“安全出口”——它既让读者充分投入情感，又通过艺术形式的区隔（“这是虚构故事”），避免情感陷入失控，实现“共情而不沉溺”的平衡。

破解“无内容艺术的情感悖论”

在“艺术中的情感表现”与“音乐与情感”两部分，罗宾逊进一步拓展理论边界，回应了两个长期困扰美学界的难题：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如何转化为普遍的艺术表现？“无内容”的纯器乐为何能唤起情感？

针对第一个问题，罗宾逊批判了浪漫主义“艺术即艺术家情感宣泄”的观点。她指出，艺术表现的情感不是艺术家的私人情绪，而是“经过提炼的普遍情感”。梵高的《星夜》并非单纯宣泄他的精神痛苦，而是将个人的焦虑转化为“旋转的星空”这一视觉符号，唤起观众对“宇宙神秘力量”的共同感知——艺术家的任务，是“将私人情感转化为可被共享的情感形式”，而非直接倾诉个人悲喜。这种“情感转化”的过程，本质上是“非认知评估”的普遍化：梵高对星空的独特感受，触发了人类共通的“对未知的敬畏”，从而让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情感力量。

而在对音乐情感的分析中，罗宾逊的理论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长期以来，纯器乐的情感表现被视为悖论——没有歌词与情节，音乐如何传达悲伤或喜悦？罗宾逊的答案依然紧扣“情感过程理论”：纯器乐通过“音响特征触发听众的非认知评估”，从而唤起情感。例如，缓慢的节奏、低沉的音调会自动引发“压抑”的非认知评估，让听众感受到悲伤；而快速的节奏、明亮的音色则触发“愉悦”的评估，带来欢快的体验。这种情感唤起无需理性中介——“当我们听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篇，‘当当当当’的节奏会直接引发心跳加速的生理反应，随后才会意识到‘这是命运的叩问’”。罗宾逊进一步指出，听众对音乐的情感理解，正是“情感过程”的完整体现：从音响触发的本能反应，到生理层面的共鸣，再到认知层面的意义赋予，音乐的情感体验恰恰印证了“情感超越理性”的本质。

跨学科视野下的艺术情感研究

《超越理性的情感》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学科壁垒，以“情感过程”为纽带，构建起一套解释艺术情感的系统性理论。罗宾逊既没有陷入哲学的抽象思辨，也没有停留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而是将二者结合——用哲学论证确立理论框架，用心理学实验（如神经生物学对情感生理反应的研究）支撑观点，使理论既有思辨深度，又具实证基础。这种跨学科方法，为文学评论提供了全新视角：当我们分析《红楼梦》时，不仅可以从人物关系、社会背景切入，还能关注“宝黛初见时的本能共情”（非认知评估）、“黛玉葬花时的生理共鸣”（生理反应）、“读者对悲剧命运的认知反思”（认知监控），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情感魅力。

从柏拉图到罗宾逊，人类对艺术与情感关系的探索从未停止。《超越理性的情感》的贡献，在于它不再将情感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它能激活人类最本真的情感反应，让我们在理性之外，重新感受生命的温度与深度。（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