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稀声——毛泽东书信艺术大观(457)狂草与唯物史观的邂逅

更新时间：2026-02-11 16:48  浏览量：1

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一封工作长信，全文以行草书横写书就：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以行草书横写致章士钊一信，笔墨纵逸间藏着治国理政的胸襟，亦含着对学术真理的敬畏与对前辈学者的温情。其中“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一段，字字含情、句句藏理，既饱含对章士钊学术成果的珍视，又精准锚定彼时国内唯物史观主导的哲学思潮，在坚守思想原则的同时，彰显着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与人文温情，浪漫笔触下藏着求真务实的治学底色，更折射出一个时代哲学思潮与学术研究的辩证共生之道。

1965年国内哲学唯物史观已成为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绝对主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应用达到鼎盛，阶级斗争理论更是贯穿学术研究、社会治理的核心脉络。

自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等人首次运用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30年代郭沫若、陶希圣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阐释中国上古社会，唯物史观逐步风行学界，成为青年学者的“精神信仰与行为指针”，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更是渗透到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根本遵循与价值标尺，正如夏鼐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国际标签，更是中国学者的自我认同标识。这种思潮之下，学术研究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框架，阶级斗争视角成为解读历史、评判学术成果的重要依据，任何脱离这一框架的研究，都极易引发学界争议，而这段文字的诞生，恰是毛泽东对这一思潮的精准把握，也是对学术研究与个人思想边界的清醒界定，其中暗含的温情与理性，在彼时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潮背景下，更显珍贵。

信段开篇“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笔墨质朴、情感真挚，没有丝毫执政者的疏离感，唯有对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由衷珍视，这份珍视，恰恰是对彼时哲学思潮的一种温和平衡。

此处的《指要》，即章士钊耗费半生心血编撰的《柳文指要》，该书分为“体要之部”与“通要之部”，是章士钊深耕柳宗元文集的结晶，毛泽东对其反复品读，甚至提及“友人也想读”——据史料记载，这位“友人”便是康生，足见其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章士钊作为近代以来的知名学者，其世界观形成于旧时代，深受传统学术思想熏陶，并未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的核心主张，而毛泽东对其著作的反复研读，并非为了苛责其思想上的“不足”，而是纯粹认可其学术价值，这份态度，打破了彼时“唯唯物史观论”的片面倾向——

在1965年的哲学思潮中，部分学者陷入“思想划线”的误区，将唯物史观奉为唯一真理，忽视甚至否定传统学术成果的价值，而毛泽东的这段表述，以温情的笔触肯定了传统学术的魅力，暗含着“学术多元、兼容并蓄”的深层理念，也为后续界定“唯物史观与个人思想”的边界埋下伏笔。

紧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直指核心：“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这句话精准点透了彼时哲学思潮的核心内核，也点出了《柳文指要》与时代主流思想的核心分歧。1965年，唯物史观主导下，阶级斗争理论已深度渗透学术各领域，成为评判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尺，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侧重传统义理考据，未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视角解读柳宗元文集，这在当时便是学界眼中的“大问题”。

但毛泽东并未苛责，反而清醒表态“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这份通透，正是对彼时哲学思潮的理性审视——他深知，章士钊等老一辈学者的世界观形成于旧时代，深受传统学术熏陶，难以完全契合新时代的唯物史观，强行要求改动，既是对学者个人思想的不尊重，也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

这份表态，看似温和，实则蕴含着对哲学思潮与学术研究边界的清醒界定，更打破了彼时部分学者“唯唯物史观论”的片面误区。1965年的哲学思潮中，部分人陷入“思想划线”，将唯物史观奉为唯一真理，否定一切脱离该框架的传统学术成果，而毛泽东既坚守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这一“大问题”，又不将其绝对化，尊重老一辈学者的思想局限与学术选择。这种“守原则而不僵化，重主流而不排他”的态度，正是其人文情怀与学术智慧的彰显。

而“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一句，更是字字恳切，既提前预判了彼时哲学思潮下，章士钊著作可能面临的争议，又给予其鼓励与支撑，暗含着对学术争鸣的包容。在1965年的思潮背景下，学术批评往往与思想导向绑定，脱离唯物史观的研究极易遭遇尖锐批评，毛泽东提前提醒，既是对章士钊的保护，也传递出“学术争论应有之，不必畏惧批评”的理念——这与他后来支持高二适文章公之于世的态度一脉相承，都是对学术自由与真理追求的坚守。

毛泽东对彼时哲学思潮的辩证正确把握：他既明确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的主导地位，贴合时代思想导向，又不盲从思潮中的片面倾向，尊重学术规律与学者个性。这种平衡，在当时极具现实意义——既避免了传统学术成果被全盘否定，又维护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实现了“思想引领”与“学术包容”的辩证统一。

进一步延伸，这段文字蕴含的精神，更超越了时代，对后世哲学研究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一，坚守主流思想导向的同时，尊重学术多元性，不搞“单一化”“绝对化”，为不同视角的研究保留空间；

其二，尊重学者的思想局限与学术选择，不苛责、不强迫，彰显人文关怀；

其三，鼓励学术争鸣，包容不同声音，让真理在批评与探讨中愈发清晰。

这些精神，至今仍对哲学思潮传播、学术研究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也让这段质朴而真挚的信文，在岁月中始终闪耀着理性与温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