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 、罗德荣｜《金瓶梅》的艺术世界（9 · 2）

更新时间：2026-02-22 13:16  浏览量：1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时代社会心理的深刻揭示

风尚所及，社会心理必然发生变化。反过来说，风尚正是人们普遍观念心理的反映吗?

读《金瓶梅》，很容易人感觉到，16世纪后期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审美情趣等确实有异于往常，表现出对传统观念的亵渎和挑战。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

《金瓶梅》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金瓶梅)第七回，30岁的孟玉楼死了丈夫，想要再嫁人。她前夫的母舅张四，“一心保举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而媒婆薛嫂却撺摄她嫁给西门庆。

按常理，这去从之间差别很大，做尚家的填房，就是举人老爷的夫人、将来有希望捞个封诰，凤冠霞帔。

——在封建时代，如果说做官是男人的人生追求的最大兴奋点，那么，夫人诰命身份就是女人的理想境界，连《牡丹亭》中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杜丽娘也不能免俗。

——而跟了西门庆，不过是一个中药铺老板的小老婆，西门庆家里早已有了一妻一妾。

因此，张四振振有词，打出尚家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土地“的王牌，攻讦西门庆“刁徒泼皮”、“打妇熬妻”，直到揭发西门庆做生意也是“里虚外实”，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孟玉楼自己选择嫁了西门庆，在乱哄哄的吵骂声中，带着她的“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还有“三二百简好三梭布”，上千两现银子，成了西门庆家的"孟三儿”。

对生活的直观理解，简单的价值取向往往决定社会一般人的行为。

商妇孟玉楼对婚姻的这种选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情势中的一种价值观念。

在中国由此上溯一百年抑或再过一百年，都是很难为人理解的。只有当社会充斥着商品，货币成为变幻一切世事的魔法师，调动着全部生店，“诗礼人家”、“田庄地上”乃至举人身份才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贬值。

在《金瓶梅》中，不仅一般读书人，像温秀才之类完全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即使中了状元、进士、当上了巡按、御史，也只保留了某种虚假的显赫、可怜兮兮地到富商家打秋风。

帮闲应伯爵甚至编了笑话、嘲笑孔子为女儿择婚，把唾沫直接喷到圣人的脸上。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许多评论家已经愤怒指出，《金瓶梅》的故事肮脏污浊，充满了巧取豪夺、尔虞我诈、背信弃义、营奸卖俏、穷极逸乐的恶行和恶德。

没有生活的亮色和诗意的光辉。是的，《金瓶梅》里没有圣人、伟人、英雄，有的只是生市井嚣杂声中的各式男女。

经商买卖，交通官府，狎妓偷情，婚丧嫁娶以及种种谋利售奸、勾心斗角是他们生活的内容，没有理想的追求，也没有道德的标榜，物质和官能的种种享受以及世俗的虚荣心已经如此深刻地成为他们这种生活行为的基本动因。

在《金瓶梅》世界里，鼓荡着毫不掩饰的卑鄙的欲念，那些灵魂卑劣的人物——恶欲膨胀的商人,耽于享乐的帝王、贪赃枉法的官吏，是这个世界为所欲为的主人，而那些并不拥有权势、金钱的妇女和下层人物，竟也这个生活的黑泥潭里翻滚，显得那样的寡廉鲜耻、道德沦丧。

但与其将这一切归咎于作者创作的“自然主义”或主观上的嗜痂成癖，倒不如去探究一下中国16世纪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观念心理的变化。

《共产党宣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透集》第1卷第270页)

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谈到晚明产生“诈作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麋汰至奏矣”的社会现象的原因时，曾引《歙志风土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商贾既多，土田不重”。货币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突出，必然引起社会观念心理的变化。

在《金颓梅》中，政权和法律都已被金钱所腐蚀，卖官鬻爵，全类商品交换。

至于人际关系也不再是传统的伦序、纲常，道义，而是惟利相交，如书中所言“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第五十八回)。汤来保的欺主，吴典恩的忘恩、应伯爵的背友，莫不如此。

若干批评家曾经惊诧于西门庆对女性的征服无往而不胜，这其中了除了性吸引的因素以外，大部分事件实际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因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愈来越露骨的卖淫”的写真。

王六儿津津乐道地将自己因财售奸之事告诉丈夫，“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吃戴。”其夫韩道国这个西门庆商店伙计竟然毫无羞耻地要他的妻子:“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第三十八回)

仆人媳妇宋惠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以后，背地不算与他衣服、汗巾、首饰、香茶之类，只银子成两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粉，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

“头上治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紬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与他的。”(第二十二、二十三回)

其他如贲四媳妇、来爵媳妇、奶妈如意儿，那些各种各样的妇女，在西门庆的性蹂躏下，显得那样地卑下，每每为几件首饰衣服、少许的银两感到由衷的欣喜，难道仅仅是她们个人道德的堕落吗?这种不堪的混乱和罪恶实际体现了一种新的道德观。

恩格斯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要“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道德观念从来都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派生物，只要人们卷进商品交换的激流，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就要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影响，而从商品交换中带来的实际利益就会冲击人们对封建道德的信念。

《金瓶梅》中西门庆有一段最惊世骇俗的话;

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强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西门庆的话不正是道出了人们在新的经济生活事实中的道德思考，反映了金钱主宰了社会以后的一种心态吗?

造成晚明“代变风移”的普遍社会心理基础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歙志风土论》)。

正如当时一首《题钱》的歌所唱: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寻虎觅豺，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石林逸兴》卷五)

金钱使一切传统的秩序、偶象和美德都失了圣洁的光环，比起金钱，天堂地狱、皇帝阁老、三坟五典、纲常名教算得了什么?

《金瓶梅》中，常时节把西门给他的12两碎银子放在桌上，说出了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啊你下去。”(第五十六回)

写的不正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吗?

绣像本《金瓶梅》插图

晚明社会新思潮的形象传达

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与腐朽的专制制度并行，胆大妄为的金钱与封建权势的结合，使晚明陷入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动荡和黑暗。

《金瓶梅》大胆逼视现实人生，通过“财色”的描写切入生活，不仅写出了那个时代生活的现象，而且传达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从而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征,这正是《金瓶梅》所以能被称为“社会风俗史”的根本原因。

本来，到中晚明，中国封建文明似乎已经快要走完它的历史道路，在庞大的社会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生产行为、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新因素，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经济秩序，而且大大动摇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引起了社会心理和风习的变化。

纲常伦理、忠孝节义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这种观念的动摇实际上标志着这一社会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晚明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思潮。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3页)

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支点的晚明社会新思潮，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本体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从而使被压抑的人性在某些方面得到舒展。

如果说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其目的还只是为了补救纲常道德的崩溃，仅仅是因为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力量，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那么王学经王艮发展到颜钧、何心隐、焦竑、李贽等人，就已是“非名教所能羁络”了。

到万历中，异说“共相推挽，靡然成风。谓传注为支离，谓经书为糟粕，谓躬行实践为迂腐，谓人伦物理为幻妄，谓纪纲法度为桎梏，谓礼义廉耻为虚伪”(冯琦《北海集》卷十八)，

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圣贤偶象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理学蒙味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和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尽管晚明社会思潮并不像某些论者强调的那样等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质的规定性，没有形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的思想体系，而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天折，但是，这一思潮无疑是中国民族在“中世纪”黑暗中的一度觉醒。

《明代心学研究：白沙学、甘泉学与阳明学》 黄明同著

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是晚明社会新思潮的理论出发点。

从李梦阳的“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是言也非浅之所识也”(《空同子·伦学》)，到李贽将“好货”、“好色”与“勤学”、“进取”等并列，作为人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的“迩言”(《答邓明府》)。

人们高扬起“食、色，性也”的古老旗帜，肯定人的原始本能，鼓吹个体的官能享受。

这在“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泯没的时代，无疑是对礼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其思想史意义是对人的生力的一种对象化的确认，因而表现为对传统的人生意义、价值以及对礼法的亵渎和挑战。

晚明对“人欲”的张扬，并非个别思想家为了建立学派的标新立异，而是植根于社会经济现实的升华。

但是，历史的一切都受它的大文化背景制约，中国16世纪后期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为历史质的突破提供充足的条件，于是发展的结果只能如此：一切都呈现出畸变，无论是生活现实和理论思想概莫能外。

当晚明社会思潮只能使用陈旧的思想武器反叛传统的时候，这种反叛就只有矫往过正地采取极端的形式，而被呼唤出来的野性，却变成了一股溢出历史河道的汹涌洪水，不仅冲决了传统的堤坝，也淹没了理性，并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和传统的重建，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晚明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是蓬勃兴起的文学新潮。

与社会思潮桴鼓相应，晚明文学新潮突出的特点是对礼教禁欲主义的揭露抨击、对人性解放的鼓噪，包括以极端的粗俗的形式对“好货好色”等人欲的肯定和张扬。

作为晚明文学新潮的代表作品之一，《金瓶梅》的全部描写所体现出来的意兴心绪，都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脉搏合拍。

清人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回回评开头说“此书单重财色”。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描写“财色”人欲的书，或者说“财色”是这本书描写最显著的表征，作者突出描写了晚明社会以金钱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的色欲成份。

但如果像张竹坡那样说作者“独罪财色”(《竹坡闲话》)，主观上完全站在批判的立场，恐非尽然。

不错，书中有揭露，有讽刺，“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在正文以前，作者还特意写了抨击“酒色财气”的《四贪词》，书中也到处充斥着道德说教，似乎使我们不能怀疑他的道德态度。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说对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生活的绘声绘色的描写中，从作品所溢流出来的审美情趣中，还可以深深感到作者的另外一种心理意识，即对财色浓厚的兴趣;

他放肆地渲染情欲，对偷期苟合和纵欲狂淫的床笫活动也一一加以描摹;对人们围绕金钱的活动则连细节也不放过(如李三、黄四向西门庆借债，借了还，还了借，经过很复杂，作者在十几回书中连写到此事，但最后的帐目竟然不差)。

应该承认，《金瓶梅》的作者实际对当时社会新生活感到振奋，被中国16世纪的思想新潮所感染，否则他不会地去热情地描摹那种充满新色素的市井生活。

他热情地去再现活，对一切异于往常的生活现象都产生了不可抑制的表现欲。于是在《金瓶梅》中出现了最为人们所垢病，因而给它的传播带来极大阻力的性描写问题。

对性欲、性关系、性行为的描写是《金瓶梅》历来遭禁的主要原因。虽然有不少热心的评论家或者申说作品中的性行为描写并不多，或者从作者“劝诫”的目的、“暴露”的动机和“形象塑造”的艺术需要等方面为作者辩解，似乎都未能把问题阐释清楚。

其实，《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并不少，在作品中它不仅是那样地露骨、那样恣肆铺陈,而且那横流的肉欲，实际已经渗入到作品的审美情趣之中，以至删不胜删，躲不胜躲。

如果仅仅根据这一点讨伐“《金瓶梅》诲淫”，实在并非师出无名。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仅仅是叙述的美学品位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

《世情图卷：读懂古典小说》 宁宗一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首先，《金瓶梅》的种种性描写，对纵欲之风的展示，是对禁欲主义“否定性放大”的晚明社会的不无夸饰的写照。

其次，《金瓶梅》性描写的粗鄙，对“人类最恶劣的情欲”的张扬，无论是形态上，还是意识上，都受到晚明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限定。

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一个社会两性关系处于何种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个社会人性所能达到的程度标志,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水平的尺度,或者说两性关系形态是反映一个社会本质的重要方面。

晚明是一个历史的畸性扭结，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人们的性关系和性意识也表现出畸性和病态。

禁欲被打破以后是纵欲的宣泄，或者说纵欲正是晚明破坏禁欲主义的形式;晚明社会思潮更以宣扬人的原始本性、鼓吹恣情享乐为斗争武器。

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那么仅仅强调人的原始本能无疑是对人的本性的另一种异化。

原始、片面的性意识是《金瓶梅》性描写偏差的要害，这对我们是很有垂诫意义的。

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描写连同《金瓶梅》的其他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并形象地传达出时代的思想文化精神，那么，那个时代的本质实际上也就尽在其中了。

不错，作为中国小说中的煌煌巨著，《金瓶梅》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作品。

在《金瓶梅》中，创造和因袭、弘大和卑琐、深刻和浅薄、朴实和庸俗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其内容的杂驳、倾向的错乱都很惊人，技巧的粗疏幼稚也随处可见。但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和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却近似欧洲的近代小说。

《金瓶梅》确是写出了“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分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

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冲击着陈旧的社会，变异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风尚和思观念;但是，由这个古老封闭社会体系中产生的种种新因素，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原有结构的稳定坚固又在运动中扭曲变形;于是社会出现了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

因此，整个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就由新社会即将分娩前的阵痛，变成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煎熬。

《末世的狂欢：》 石钟扬 著

有悲剧的历史，必然有悲剧的人生。即使那个经常制造他人悲剧的西门庆，也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马克思曾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论断商人资本是“促进封建生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资本论》第3卷第372页),并认为欧洲前资本主义的商人是中世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资本论》第3卷第1019页)。

中国16世纪精明的商人西门庆，那个由“西门大郎”到“西门大官人”，又变成“西门大老爷”的中国商人，曾经表现出怎样非凡的野性力量和进攻的姿态。

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金钱和异性的追求占有，也表现在他对封建社会秩序的侵扰和破坏。

他凭借金钱顺利地挤进以维护封建秩序为职能的官僚行列，还有能量干预其他官员的升贬(第七十七回)，从而令制度和法律的作用颠倒,严重破坏了旧体制的平衡。

当他色胆包天地到“世代簪缨”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的时候，似乎大有手提钱袋强闯贵族妇女密室的欧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

但曾几何时，西门庆和他的事业就“灯吹火灭”，其“依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

人们总是将西门庆的结局归结为“纵欲丧身”，以其为“性格悲剧”，但这种认识明显是受了《金瓶梅》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肤浅理解的影响。

西门庆的悲剧本质上是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历史悲剧。中国从来就是大一统的呈权社会，有其特殊的结构稳定性和调解机制。

在这个社会中，权高于一切，财不敌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最终只有以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但商人也因此迷失了自我，并最终逃脱不了整体失败的命运。

中国16世纪的西门庆们的悲剧不在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历史长子权，而在于他们必然耗损于封建母体的种种惯有引力之中。

尽管商人们的个人出身可能不同，但他们产生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不可避免地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种种恶性的基因，强大的传统文化氛围将促进遗传因子从内部导致他们的自我毁灭。

因此，西门庆的悲剧早已包含在他自身运动的过程之中，不管他以哪种形式自我完成。

他的“多财货而恣欲”的自暴自弃，“就成为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资本及其肉身的代表的自暴自弃——西门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悲剧象征”。(李时人《金瓶梅新论·何满子序言》

马克思说:“现代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作为一部“风俗史”性的作品，《金瓶梅》不仅是时代生活和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它的价值无疑是值得我们充分认识的。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