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且行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艺术进行时

更新时间：2026-02-25 22:08  浏览量：1

文 / 王志亮

摘要：当城市的“附近”成为问题，社区艺术就可能成为其中一项解决之道。社区艺术既讨论如何在物理层面重建社区的复杂性，又讨论如何在主体层面唤起居民感知附近的热情。社区艺术的主体包括艺术家与策展人、社区工作者及设计规划师，关系结构包括附近的他人、物和空间，两者作用的共同核心是社区居民。在社区艺术试图解决城市附近问题的过程中，关系是基础，情动（affect）是意指，它们最终有助于居民的创造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当前，国内的城市社区艺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须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关键词：社区艺术 情动 附近 城市

Abstract: As the issue of urban“The Nearby” emerges, community art presents itself as a potential solution. On one hand, it focuses on restoring the physical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neighborhoods; on the other hand, it aims to reawaken residents’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i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at a subjective level. The key actors in community art include artists and curators, community workers, and design planners.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includes nearby people, objects, and spaces, all of which converge around the community resident as the shared core.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nearness in community art, relationality forms the foundation, with affect serving as its core significance, gradually awakening residents’ creative and civic awareness. Currently, urban community art in China remains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it urgently requires stronger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policy frameworks.

Keywords: community art; affect; the nearby; urban

近年来，深入城市社区和公众日常生活的项目正在蓬勃兴起，如果要给予这些项目一个名称，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社区艺术”。从现象来看，在2008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家一股脑儿地扎进城市郊区和乡村，开展了各类公共艺术项目，这是今天讨论该话题的时间起点。究其原因，这可能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新世纪初的炙手可热，到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骤然降温有关。历经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路径越来越清晰，那些最初怀着乡愁扎根农村的艺术家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规划师、企业、地方政府展开合作，这股潮流现在被统称为“艺术乡建”；还有一些艺术家、策展人、社会活动者深耕城市社区，这正是今天我们谈的“社区艺术”。相较于如今理论与实践并进的艺术乡建，我们对社区艺术的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社区艺术实践本身也远没有像艺术乡建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开来。

对于艺术家而言，乡村是远方，城市是附近。艺术乡建是建设一个远方的异托邦（heterotopia），相比之下，社区艺术更倾向于重构身边的日常生活。之于参与者而言，关切附近，这对城市来说要比乡村更迫切。也难怪社会学家项飙急切呼吁艺术家、研究者和行动者一起合作，帮助市民重新认识附近，以附近为基础，重新反思个人生活与意识形态，参与公共讨论。在提出“附近的消失”这一问题之后，项飙又给出了“你好，陌生人”的解决之道。他把这个存在问题的社会现实描述为“透明，不透气”，意思是说社会空间看起来很敞亮，但人际关系是疏离的。〔1〕可见，城市社区艺术行动共享两个基本前提：客观方面，作为物理空间存在的“附近”，其多样性正在消失；主观方面，当下城市居民多被困于功绩社会，不再关心附近的他人和环境。所以，社区艺术不是一般的美术馆艺术和工作室艺术，它遵循着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基于上述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前提，社区艺术的方向便可分为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如何在物理层面重建社区的复杂性，二是如何在主体层面唤起居民感知附近的热情。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互相联结。若只有物理空间的重建，那可能会让社区承担进一步单一化或空洞化的风险；若只是单纯地组织艺术活动，社区艺术就可能成为偶发性的节日庆典。

沿着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社区艺术角色结构：艺术家与策展人、社区工作者、设计规划师，三者交叉重合之处的核心是居民。这三种角色的划分并不必然涉及三类不同的主体，通常同一主体也会同时承担不同的角色。例如，艺术家可能既是社区工作者，又是设计规划师。但是，无论三种角色的主体如何变化，社区艺术的核心一直是本地居民，这是其与其他类型艺术的本质区别。当然，强调居民是核心，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媒介和本体不重要，而是所有社区艺术都必须在以居民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之上，再展开其他创新性行动。既然核心是人，那么社区艺术最基础的逻辑就是创设一种新型关系情景，在其中重建主体与物、空间及他人的关系。因此，我们又可以推导出另外一个三元结构图式，笔者称之为社区艺术关系结构：三个单元分别是 (附近) 他人、(附近) 物、(附近) 空间，三者交叉之处是（居民）主体。对比可见，社区艺术的关系结构和角色结构的核心都是作为主体的居民，而与居民发生关系的各个要素的限定词都是附近。依此推论，我们可以把社区艺术界定为围绕社区居民展开的，与附近各要素相关的关系生产。

学者周彦华曾在论述公共艺术的情动转向时，指出这类关系生产的重要性。她认为，当代公共艺术正在经历着一场被称为情动转向的思潮，其中“关系”是基础，然后才是“情动”。〔2〕她所论及的“关系”来自伯瑞奥德的《关系美学》，主要是指主体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的属性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系的生成性特征，另一方面是关系的复数性特征。前者关涉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和参与者作为主体成长的可能性，后者涉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多元化。相比之下，社区艺术的三元关系结构要比《关系美学》所论及的更复杂，后者主要是人际关系，而前者还包括人与物、空间的关系。不过，两者的重合之处在于，其核心目的都是居民（参与者）的主体性生成。

关系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是激发主体的情动。所以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创立的新型关系情景是激发参与主体情动的前提条件，而情动是关系的意指或结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从斯宾诺莎和德勒兹的理论出发，呼应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克劳弗（Patricia Ticineto Clough）与简·哈雷（Jean Halley）的观点，指出国内当代艺术的情动转向，其中公共艺术和社区艺术中的情动因素可以看作此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3〕具体来说，情动既可以成为我们观察社区艺术的一种视角，也可以是社区艺术实践努力的方向。在艺术中触摸情动，就是看一件作品如何在创建各类关系情景的基础上，处理参与者的感觉布局，周彦华把它等同于朗西埃的“可感性的分配”〔4〕。于是，情动就可以把社区艺术对附近的关切联系起来。社区艺术的要旨恰是要重建社区居民对附近人、物和空间的情感联结，也就是把主体趋向内部的感知觉分配给附近诸要素。

位于南京的多伦路社区美术馆是一家扎根社区的艺术机构，其空间由多伦路社区的储物仓库改造而来，深嵌在社区内部，已成为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图1) “丁成：毛线”是该美术馆与艺术家丁成合作的一个社区艺术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关系的联结和情动的产生。丁成在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下，征集多伦路社区居民的废旧毛衣，挖掘每件衣物背后的故事，提炼出“爱心、福禄、安康、财运、和岁、喜乐”12个字，对应6种情感符号。 (图2）以毛线做成的12个字陈列于12块展板上，每一块展板对应一件衣物。每件衣物的毛线以10元/厘米的单价抽拉售卖，售后所得资金用于居委会公共艺术项目。单就空间而言，社区美术馆的建设本身就属于重建多样化“附近”的尝试，这几乎是所有社区艺术共享的空间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作为日常沉睡之物的旧毛衣被艺术项目唤醒，而且被放入一个带有仪式功能的展示空间，于是一件实用之物被审美化了。毛衣由居民家里被转移到社区美术馆的过程，正是重建居民与日常之物关系的过程。在社区艺术中，关系是基础，情动是指向，关系和情动的对象首先是参与其中的居民，其次才是一般公众。艺术家提炼出来的6种情感符号是这个项目中情动指向的具体体现。在江苏广播电视台的采访中，居民激动地讲述一条围巾与祖孙三代人的故事。就这样，居民平淡的日常情感在艺术项目的激发之下，升华为审美意义上更为强大的情动。

图1 南京市多伦路社区美术馆入口外景

图2 “丁成：毛线”空间现场 南京多伦路社区美术馆 2025

情动的视角仍偏重于激发情感的强度，从斯宾诺莎到德勒兹的情动观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区分社区艺术与一般艺术。在以社区艺术为代表的参与式艺术中，情动不只在于“情”，更在于“动”。关于艺术中的行动转向，美国学者格兰·凯斯特（Grant Kester）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凯斯特关注发生在社会现场的艺术，这正对应我们如今讨论的城市社区艺术。基于这些发生在社会现场的当代艺术，他提出了艺术由“文本”到“行动”的转向。〔5〕在凯斯特看来，不管艺术家采取何种媒介进行创作，只要他是在向观众提供一个已经存在的观念，并试图教导观众，那么这件作品就是文本式的。行动的艺术则不同，艺术家的创作不存在意义预设，其目的是让参与者动起来，以调解策略触发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结果。沿着行动主义的路线，笔者曾提出参与式艺术中“主体重塑”的观点。现在看来，“重塑”一词并不准确，低估了参与者的主动性，暗含了艺术家与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6〕

社区艺术不应遵从艺术下乡的模式，简单把艺术送到居民家门口，然后弥补居民无法前往标准美术馆观看展览的遗憾。当下很多社区在物业服务中心开展非遗课堂、公益讲座等活动，这虽应鼓励，但并不是我们讨论语境中的社区艺术。无论社区艺术的样式如何多样化，居民参与都是其共享的基础，此处的参与不是被动的听和看，而是动手去创造、去讲述，这其实就是凯斯特所说的对话式艺术和合作式艺术。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得以纠正以前所用的“重塑”一词，转而使用“觉醒”。在社区艺术中，参与者的行动是两种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一是创造意识，二是公民意识。当然，它们都是以情动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情动，就没有行动。

我们先来看创造意识。参与者创造意识的觉醒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与艺术家在社区发起的项目，成为艺术家项目的合作者；第二阶段是参与艺术家发起的项目，在艺术家的项目中独立创作；第三阶段是获得一种恒常的艺术创作冲动，即便艺术家不在场，自己依然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居民创造意识觉醒的行动，其实是让参与者过上主动创作艺术的生活。笔者认为，社区艺术追求的这种主体创造意识的觉醒，恰恰是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旨——大众从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创造。目前，在社区艺术的层面上，能够激发大众主动创造的社区艺术项目还非常少，它们往往只停留在参与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很难进入第三阶段。北京郊区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新工人文学小组是最早且较为罕见的城市社区艺术成功案例，它培养出了范雨素、胡小海等独立写作者。在这些写作者身上，我们看到了社区艺术进入第三阶段行动的范本，艺术与生活在这类新文艺主体身上做到了真正的融合。

2025年10月，多伦路社区美术馆开展了“休想退步：韩旭艺术项目”，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大众书写实验。 (图3）他把书法链接到社区，但不是去教社区居民写出标准的书体，而是鼓励参与者用各种日常用品书写汉字，建立参与者敢于书写的自信。类似的社区艺术项目，都是处于激发参与者创造意识的第二阶段。能否像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那样，动员积极的参与者真正转变为独立的创造者，这是当代社区艺术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也将会是最有成就感的项目成果。参与者转换为创作者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贬低处于前两个阶段的艺术项目价值，三个阶段的项目是同时并存的关系，而非替代性的等级关系。

图3 “休想退步”项目现场 南京多伦路社区美术馆 2025

我们再来看公民意识。很多城市社区艺术项目都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社区“营造”和“治理”，其实质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让他们关注附近，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事务之中。在博伊斯提出“社会雕塑”的概念之后，唤起公民意识的事件本身就是艺术。王南溟在上海发起“社区枢纽站”项目，以此为依托在浦东新区建设各类社区项目，他称之为艺术社区。其中，“星梦停车棚”是社区枢纽站发起最早且最为成功的社区艺术项目。这个项目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把一座废旧的停车棚改造为“美术馆+停车棚”的复合型空间。但在停车棚美术馆化的背后，是东昌新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社区自治意识的觉醒。笔者曾前往星梦停车棚考察，全程由居民志愿者接待，社区书记曹俊讲解了停车棚美术馆建立的全过程。彼时笔者的确感受到，社区艺术不单单是艺术进社区，而是一场深入社区内部的居民总动员。由胡燕子发起的“童年秘密档案馆”项目，位于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该项目由美术馆艺术作品发展而来，最终落实到社区内部，致力于关注儿童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个项目与上海的“星梦停车棚”所针对的居民社区自治意识不同，它并不局限于社区内部，而是聚焦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社会议题，例如儿童的性教育。近一两年，“童年秘密档案馆”引发的社会关注度持续提升，央视频、《南方人物周刊》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也说明社区艺术项目正在为动员公众参与解决特定社会议题贡献力量。

综观全国城市社区艺术现状，这一潮流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远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阶段。尤其是在北方城市，社区作为政府基层治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多数情况下是隐形的，存在感甚至不及物业管理公司。艺术家在社区内开展的活动大部分也是以“游击队”的形式展开，并未与社区居民形成良性互动。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优秀社区艺术项目多集中在南方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南北差异。但是，即便是在南方城市展开的社区艺术，也很少有项目能够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获得充足的财政资助。所以，现在社区艺术家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他们既无法融入主流当代艺术界，又无法在社区体系中找到合法身份。这种两难处境注定社区艺术家和活动家的业余身份，也导致社区艺术目前仍停留在随机、偶然的发展阶段。总之，在理论上，虽然学者和艺术家认识到重建城市主体对“附近”的情感联结的重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国内相关机构尚未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策保障。那些能够进入城市社区和公众日常生活的艺术实践，时至今日还属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群众活动。

注释：

〔1〕项飙提出的附近意识，应是当下所有城市社区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起点。具体论述可参见：项飙、张子约《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关于近期他对“陌生人”主题的讨论可参考：项飙等《你好，陌生人》，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

〔2〕周彦华《“关系”的基础与“情动”的意指：再论〈关系美学〉与公共艺术的情动转向》，《公共艺术》2019年第2期。

〔3〕周彦华《“情动转向”下的当代公共情感研究与艺术》，《公共艺术》2024年第3期。

〔4〕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eds. & trans. Gabriel Rockhill, Bloomsbury, 2004.

〔5〕Grant H. Kester, The One and The Many: Contemporary Collaborative Art in a Global Contex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9.

〔6〕王志亮《参与式艺术的问题意识与主体重塑》，《公共艺术》2021年第3期。

王志亮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艺术与边界实验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