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的城市与行动中的艺术

更新时间：2026-02-27 10:50  浏览量：1

文 / 周彦华

摘要：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加速的社会生活，在塑造出功能化的城市系统的同时，也压缩了人与城市的情感联结。如今的城市社区多以一种“强公共”的方式被动拼接，缺乏由日常亲密性自发凝聚而成的“弱公共”成分。参与式艺术在深度介入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激活了城市的“情动”。这类艺术行动遵循情动的“非表征”逻辑，使艺术与生活既相互渗透又保持独立性。通过这些实践，城市从抽象的基础设施系统，转化为由色彩、声音、温度与气味构成的具象场域；从物质、资本、技术与权力建构的象征世界，转变为由具身情动经验叠加的实在生活世界。

关键词：城市 情动 非表征性 参与式艺术

Abstract: The rapid pace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tempo of social life have produced increasingly functionalized urban systems while simultaneously compressing the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ity. Today’s urban communities are often passively assembled through a form of “strong publicness,” lacking the “weak public” dimensions that emerge organically from everyday intimacies.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socially engaged art in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has reactivated the city’s affective movements. Such artistic interventions follow a non-representational logic of affect, allowing art and life to permeate each other while still retaining their distinctiveness. Through these practices, the city is transformed from an abstract infrastructural system into a tangible sensory field composed of colors, sounds, temperatures, and smells; and from a symbolic order constructed by materials, capital, technique, and power into a real world layered with embodied affective experiences.

Keywords: city; affect; non-representational; socially engaged art

城市为何需要“情动”？过去40年，我国经历了剧烈的城市化。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在改变原有景观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动轨迹，创造出便捷的城市印象和摩登的城市记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原子化社会、空心社区、冷漠的邻里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城市从一种温暖的、亲密无间的人类居住区，变为冰冷的基础设施集合。人与城市的情感联结，正在被功能化的城市系统压缩。这样一来，重新激活城市的“情动”就显得非常必要。城市如何“情动”？近十年来，参与式艺术在城市更新、社区营造领域进行的系统性工作，让我们看到艺术激活城市“情动”的潜力。这些行动中的艺术修复、调试，甚至重塑城市的公共情感，让城市变得“情动”。与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或20世纪60年代兴盛的新前卫艺术不同，参与式艺术遵循的是情动的“非表征”的逻辑。艺术家们不再追求乌托邦的象征世界，而是试图参与到实在的世俗世界中，还原艺术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努力呈现艺术与生活既彼此覆盖，又独立共生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建立在由亲缘关系嫁接的“熟人社会”之上，社会机体的运行需要强大的情感纽带来维系。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这种情感纽带来自无法分割的、由血缘绑定的宗族关系。在传统的城市，这种情感纽带通常被无血缘的邻里关系替代。步入现代后，法律契约取代了传统的情感，成为维系个体之间关系的新纽带，这让“城市”这一本就松散的“熟人社会”，一步步瓦解。当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这种“自我负责制”的社会规范加速了城市社区的原子化。例如，商品房的出现，拆散了原本的单位大院，无数的陌生家庭居住在一栋楼宇、一个小区。家家关门闭户，这也肢解了原本熟悉的社会关系。再如，智能手机的兴起，外卖、快递的便利，为城市居民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成为仅靠手机联系的“宅男宅女”。

人类学家项飙用“附近的消失”来形容这种原子化社会的特点。他认为，“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生活完全被时间逻辑统治，导致空间逻辑的消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1〕在情感层面，这种“附近”的消失正在削弱城市的可感性。冷漠、无聊、焦虑等，成为一种集体的情绪，“内卷”抑或“躺平”就成了应对这种情绪的策略。这些公共情感在特定的时刻，凝结成为一种政治，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领域。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将这一过程称为“情感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2〕，它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强度，也重新塑造着城市的公共情感。当地方社区沦为行政控制单位和资本获取价值的场所，而非亲密的世俗生活世界的时候，这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政治和社会归属感。今天的城市社区，往往是以一种“强公共”的姿态被嫁接在一起，而缺少一种由亲密性而自发凝聚的“弱公共”成分。〔3〕正因如此，笔者赞同项飙的观点，即我们迫切地需要将“附近”作为一种视域来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在这一视域中，人们可以对现实形成更细致的理解，从而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和行动。〔4〕

“附近”的视域关注的不是深层的社会结构，而是浅层的世俗世界。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注重将文化视为由文本符号构成的指涉系统，“阐发地方社会共同遵循且参与的那个集体象征秩序”〔5〕，例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将这种方法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而“附近”的视域则是一种拒绝“深描”的文化研究视域。在该视域中的城市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符号集合，或者物质、资本、技术和权力的象征系统。相反，它是一系列具身的情动体验叠加的实在世界。简言之，是情动串联起了城市的生活世界，让抽象的基础设施变成具象的色彩、声音、温度和气味。

情动能将事物具象化，是因为情动具有非表征性。2000年前后，人文学科兴起了“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探究如何以情感作为研究文化与社会的方法论。此一转向挑战了长期主导人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范式，试图将文化与文本从符号表征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理念与21世纪兴起的“非表征理论”不谋而合。

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简称NRT）最早由英国地理学家奈杰尔·斯威夫特（Nigel Thrift）提出。斯威夫特批判传统人文地理学科将表征凌驾在生活经验和物质性上，试图用理论家沉思般的结构图像和文本来理解生活实践。他认为，这种做法恰恰贬低了实践的重要性。〔6〕与这种观点相反，非表征理论就是将研究关注点转移到那些形塑特定场域的“世俗的实践”（mundane practices）中，将意义和价值当成是“行动中的思考”（thought-in-action）。〔7〕与关注事物“内部”层面的表征理论不同的是，非表征理论更关心事物的“外在”层面。〔8〕它强调，实践性、具身化、物质性、过程性对持续形成社会生活的重要性。〔9〕

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对情动的研究揭示了情动和非表征理论的关系。布莱恩·马苏米将情动视为相遇的身体所发生的一种特定类型的运动。他称其为“强度运动”（intensive movement），它与“广延运动”（extensive movement）相对，后者指点到点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转移。强度运动与空间和时间上的、确定的、可被根据参数“索引”（indexed）的点无关，它指的是当一个身体“撞击”（impinges）另一个身体时，身体产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改变身体的行为。〔10〕此处，“身体”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它还可以是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质的或不太具体的东西（例如一个想法）。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相遇，并在此时此刻生成了即时的情动，由此改变了原有的身体。可以说，广延运动意味着量的变化，而强度运动则意味着质的变化。在此，情动与非表征理论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关注事物强度。这种强度运动是在身体之间流动的，它的发生是即时的、瞬间的，没有持续的意识，也不是对事物稳定的反映。按照马苏米的说法，它们有自律（autonomy）的程度。〔11〕换言之，它是非表征的。

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用“普通情感”（ordinary affects）这一术语来描述强度运动的情动。它是“一种变化的、涌现的（surging），能够在感染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感染的能力，这种能力给予日常生活质量”。〔12〕斯图尔特用“普通情感”来解释世俗生活中不经意的小片段。在这些片段中，情动通过一个个“跳出”（pop up）的事件来涌现。这些事件在某些事物中让人们注意到它，使人们觉得这件事物像什么。它可能是斯图尔特所言的进入一个陌生空间的尴尬〔13〕；也可能是艾哈迈德所言的“扫兴鬼”（killjoy) 〔14〕，即与所在环境格格不入的做派；还可以是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分析电影《春风秋雨》时提到的“呱呱”〔15〕，即一种欲望的依恋物。它们都是生活中的不经意的“跳出”，但是这个瞬间涌现可以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从而改变彼此。情动正是研究这些世俗生活世界中“跳出”的事件对身体的影响。这些事件无法表征，也不能被“深描”，它就像斯图尔特所说的“水虫”（water bug) 〔16〕一样，漂浮在生活世界的表面。

情动的涌现在今天的参与式艺术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今城市社区的各种参与式艺术遵循情动的“非表征”逻辑，在公共空间制造“跳出”的事件，让情动在最为普通的生活世界中涌现出来。这些艺术实践不但在物质和权力层面重构缺失的“弱公共”，还在情感层面重塑城市的公共情感。这些艺术家的工作方法由宏观转向了微观，他们不对自己的实践进行预先设定，而是在一种“边走边看”“顺势而为” “自下而下”的状态中创作，与世俗生活世界对话、交流、协商。〔17〕他们时而激进、时而保守，在创作时不断与生活世界切磋，修正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他们对生活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们的艺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一种行动中的艺术。

例如，在深圳的城中村中，有一家名叫“握手302”的艺术空间，艺术家马立安和张凯琴每周在都这个空间里举办一场叫作“单身饭”的活动。居住在深圳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信注册来参加“单身饭”活动。这些参与者每人准备一个菜，边吃边聊。他们谈论工作、子女教育、社会福利和亲密关系等问题。深圳这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会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企业高管，领着百万年薪，有的是“打工仔”，拿着微薄的日结收入。这些年轻人通过“单身饭”的聚餐活动，认识彼此，交换信息。他们将身体长时间地浸润在“握手302”艺术空间营造的审美场景中，与该场景间发生持续的身体碰撞。这为他们钝化的情感增加了强度。特别是当一群人处于一种贫穷、资源匮乏或者频繁失业的状态时，这种“浸润”成为一种让“身体继续”的力量。〔18〕它重塑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集体凝聚感。（图1、图2、图3）

图1 2019年7月，马立安和张凯琴考察深圳城中村 摄影/周彦华

图2 “握手302”：“单身饭” 深圳白石洲“握手302”艺术空间 2019 摄影/周彦华

图3 “握手302”：“单身饭”（局部） 深圳白石洲“握手302”艺术空间 2019 摄影/周彦华

2023年，位于重庆的独立艺术空间“器·Haus空间”发起了一系列名为“北碚计划”的城市行走计划。项目的每一期都会对北碚这座抗战时期的历史名城，以及与该地有关联的周边进行为期3—4天的考察。艺术家们通过身体的行走，调研北碚城镇化的历史。行走过程中，身体与历史基础设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强度运动。例如，项目第二期是对北碚城区进行的行走调研。参与的艺术家们沿着卢作孚的“北碚城镇化”之路，走访了北碚老城、卢作孚纪念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图书馆、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也走访了天府煤矿片区、北川铁路白庙子站遗址等。第三期项目成员则对北碚区和长寿区的水利基础设施进行了考察，他们先后到达了北碚的大磨滩水电站、长寿的狮子滩水电站等。后者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其积累的技术与人才为后来的三峡工程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从第三期开始，“北碚计划”的行走路线就已扩展至与北碚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产生交集的地方，那么第四期行走计划则直接转战贵阳——抗战时期三条南迁的路线都经过了贵阳，曾在北碚短暂停留的西南联大，也在转战云南的过程中于贵阳驻足过一段时间。策展人倪昆坚持“大历史、小叙事”〔19〕的方式，将那些不曾被看见的城市记忆和微观叙事用具身化的行走实践展现出来，在人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创造了一系列的强度运动，为这些城市的记忆赋予了情动。（图4、图5）

图4 “北碚计划”——RIAW国际艺术家工作坊实地考察 2025 重庆北碚水土镇老街 图片来源/邓尚东、倪昆

图5 “北碚计划”——RIAW国际艺术家工作坊实地考察 2025 重庆北碚天府煤矿的废弃幼儿园 图片来源/邓尚东、倪昆

上述创作案例表明，艺术家在进行参与式实践时，不是从事简单的社会批判或社会服务，而是选择了更微观的视角，希望面对更具体的问题，从而创造与世俗世界的共生关系。他们的创作既是“跳出”日常生活的行动，却也覆盖在世俗的生活世界之下。不管是“握手302”的“单身饭”还是“器·Haus空间”的城市行走计划——“北碚计划”，艺术家们都试图用这种新的参与式工作方法与城市的世俗世界进行对话。这种工作方法在“附近”的视域中，遵循着一种“非表征”的逻辑，用具身的行走、饮食等方法，重构城市的“弱”公共性，让城市不再是物质、权力、资本、技术堆砌的结构性基础设施，而是由情感和体验包裹的情动的基础设施。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加速的社会生活，在改变城市基础设施景观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城市的公共情感结构。当今的参与式艺术遵循着情动的“非表征”逻辑。它们以“附近”的研究视域观察城市，用具身的行动在平凡的世俗空间中创造“跳出”事件，串联起城市的公共生活世界。这些行动中的艺术使城市由原本抽象的基础设施集合，变为一系列由色彩、声音、温度与气味构成的具象场域；由物质、资本、技术和权力搭建的象征世界，转变为具身的情动体验叠加的实在世界。这种“跳出”可能是与我们习惯不一致的行为，与我们审美认知不一致的艺术表达，也可能是日常空间中搭建的“异托邦”，还可能是一次与主流世界的对抗，或者是集体情感的宣泄。更有甚者，它可能是一种长时间的浸润和陪伴。这些行动中的艺术是陪伴的艺术，是遇见的艺术，是更贴近生活密度和质地的艺术，是活的艺术。它从微观的世界切入对城市的重构，将情感串联在城市的结构性基础设施中，让城市“情动”起来。

注释：

〔1〕项飙、康岚《项飙专访（上）︱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2023年10月4日，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23590。

〔2〕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

〔3〕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曾将“公共”分为“强”和“弱”两种。前者可以议政且做出决策，而后者则只限于议政而不影响决策。依弗雷泽看来，“强公共”之所以强是因为它通过一种常规的政治进程来组织归属感，而“弱公共”却并不寄望于对某种特定的公民形象的模仿，而是通过激发一种亲密性让公众产生归属感。见Nancy Fraser,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Routledge, 1997.

〔4〕项飙、张子约《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

〔5〕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转引自冯雪峰《文化研究再定义:从再现范式到非再现范式》，《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6〕Paul Simpso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Routledge, 2021, p.3.

〔7〕Nigel Thrift, “The Still Point”, in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eds. Michael Keith & Steve Pile, Routledge. 1997, p.127.

〔8〕Nigel Thrift, Spatial Formations, Sage, 1996, p.6.

〔9〕Paul Simpso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Routledge, 2021, p.1.

〔10〕Thomas P. Keating, “Pre-individual Affect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Individuation of Relation”,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9, Vol.26, No.2, pp.211-226.

〔11〕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5-36.

〔12〕Kathleen Steward, Ordinary Affec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

〔13〕Kathleen Steward, K., Ordinary Affec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9-21.

〔14〕Sara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51.

〔15〕[美] 劳伦·勃兰特著，周彦华、马添翼译《情动驱力及其文化分析》，重庆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16〕Kathleen Steward, Ordinary Affec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1.

〔17〕我在与焦兴涛、张超、老K（化名）等艺术家的交流中，提炼出来了他们的创作理念。

〔18〕Ben Anderson, “Becoming and being Hopeful: Towards a Theory of Affec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24, No.5, 2006, p.744.

〔19〕倪昆访谈，访谈人：周彦华，访谈时间：2024年6月19日，地点：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北源玻璃厂器·Haus空间。

周彦华 美国佐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