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艺术邀请，一本由视线构成的小说
更新时间：2026-03-02 10:25 浏览量：1
《视神经》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单独拿出来一篇可能并不会让你觉得有多惊艳。作者创造了一种独属于她的小说写法：每篇都有一幅画，这幅画与主题的关系强关联，可能是共同的事物，比如海，比如马；也可能是某种情绪，某种命运，某个鬼魂……它们作用于那个通常是艺术界观察者或者从业者的人，玛丽亚·盖恩萨的故事因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开。她经常为了某个心仪的画面而铺陈一个故事，比如，一个妓女穿着红色长裙隐没在医院血液病区暗夜的走廊里。
玛丽亚·盖恩萨出生于 1975 年，阿根廷作家。
经出品方“作家出版社”授权，我们把其中一篇发布如下：
各自安好
Elbuenretiro
青春期的时候，我搬去了奶奶家住。那时候的我在童年与成年状态中反复挣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与我相处。其实我们全家都搬了过去。他们说旧公寓遭了火灾，必须重新装修。但整整一年后重回那里，除了客厅的方桌上多出来一摞破损的法国《行星》杂志，一切仍和走的时候一个样——除非这个彩色的小细节就是所谓的“重新装修”。我一直不清楚这次临时搬家的真正原因，但谁的人生里没有几个谜团呢？某些细节早已消失在了往昔的夜晚，这样更好：尝试弄懂那些事只会让内心变得麻木。
奶奶的家俨然一个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半地下碉堡，大理石做的螺旋楼梯自带扶手，弯曲成问号的形状，地上部分还有一个临街而建的大花园，里面挖出一个二十米长的游泳池。多年以后，这块地被卖给了一所大学，游泳池被填平，成了壁球场。花园深处有一扇爬满蛇葡萄藤蔓的门，通往用人们的住所。大人们禁止我走那扇门，妈妈说是因为如果邻居们看见我从那里进进出出，会以为我是家里女用人的女儿。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我没把禁令当回事。那都是陪着爸爸去阿姆恰斯特吉家的时候。我们从“用人门”出来，这样就不用再从正门对着的街上绕远路了。阿姆恰斯特吉是一位专画动物的画家，住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式小楼里，爸爸去找他并不总是为了买画，更多时候是想寻求某种安慰。在他家里，爸爸可以坐在那把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用果酱瓶子倒茶喝，欣赏那些已经开始长霉斑的画。这时候的爸爸仿佛变成了和自己很像的另一个人，能够更轻松地面对自己。
住在奶奶家的这段日子里，我的朋友阿莱西娅有几次来过夜，有一天我们无所事事，爸爸便提议三人一起去画室看看。阿姆恰斯特吉平日里总是严肃正经，这天下午却变得前所未有地和蔼，我觉得他简直像被喜悦冲昏了头。没等任何人向他请求，他就主动给我们展示了（在我看来，他简直像是在给阿莱西娅一个人展示）他是如何用一支极细的貂毛画笔蘸着松节油画画的。松节油的味道太过刺激，简直像要钻进鼻骨里。我们准备辞别的时候，或许是为了在异性面前跟同为男人的画家争着出风头，我爸爸突然毫无来由地拿出支票簿，向阿姆恰斯特吉购买了一幅小猫爬树的画。阿姆恰斯特吉强调那是一只山猫。
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并不觉得那只猫特别有野性。这只猫的毛发是用赭石色和黑色一根根悉心画出的，细部处理之丰富令人难以置信。“超现实主义。”爸爸一边把画挂在奶奶的书桌前，一边这样评价道。阿莱西娅什么也没说：她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三年后的一个周六，我拉着她一起去国家艺术博物馆的那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藤田的自画像：一连串迅疾的黑色线条勾勒出那个滑溜溜的日本人和他那只狡黠的猫。阿莱西娅看向我，我很清楚她在想什么，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心灵感应：“跟这只猫比起来，你父亲那幅画里的猫就像是泡过防腐药水。”
我们互称同心姐妹；我们以俗气做作的行为保护彼此。那既代表着我们的羞涩，又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真诚。她是我另一半的自己，是更好的那一半，有时也是我心灵的私人向导。我在城市北边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她在城市正中的一所公立学校。我除了英语学得不错，其他科目都成绩平平，知识盲区一块接一块，相反，她学东西总是深入透彻，从任何地方都能吸收新知识。
她有两个哥哥，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都爱好摇滚，成天穿着印有雷蒙斯乐队①成员头像的黑T恤。相比之下，我的兄弟们常穿的黄色鳄鱼牌衬衫就像敌军的制服。阿莱西娅告诉我的很多东西后来都成了我生命的养料：十三岁时，她带我在阿巴斯托购物中心一个肮脏的电影俱乐部看了《发条橙》；六个月后她递给我一本破烂得像被狗啃过的塞林格的《九故事》；她还让我听了有生以来第一盘至上乐队②的磁带，那是她的兄弟们跑去爱因斯坦卡带店翻录的。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像一阵旋风席卷她父亲开的酒吧，在半指高的威士忌里加上三块冰，再倒满苏打水，这样调出来的酒，每喝一口都能把舌头刺激得麻木肿胀。
十七岁的时候，我们俨然诗人口中的女王，每天嗜烟如命，乘着出租车在市区穿梭，寻觅最完美的聚会。是的，当然了，有时候事情也没那么称心如意，那么我们便各自安好，直到两人中的某一个终于不再端着架子，主动拨通另一个的电话，游手好闲的时光随即再度降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对方奉若神明，就像在埃及，人们会敬重神圣的猫那样。而当我们的关系重新回到彼此灵魂共鸣的最高点，当我们空前一致、对彼此脑中所想无所不知，不安的浪潮便又一次侵袭而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她突然打来电话：“如果我妈妈打电话来问，你就跟她说我今晚在你家过夜。” 而后并未进一步解释就挂断了。
当我星期天晚上给她回电话时，她才告诉我：“我去郊游了。”我并不想进一步追问，因为能隐隐感觉到阿莱西娅为自己设立了一片禁区，阻止我涉足。后来我才知道她去了莫雷诺市①的一处乡间别墅，喝死藤水去了。她从没邀请过我。她乐得将我摆在她人生的边缘位置，总喜欢让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她。
“噢，瞧他多可爱！”看到这个眼睛像竹叶一样细斜的日本男人在“三岛丸”号的甲板上散步时，女人们都会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穿一套洋李色西装，戴一顶圆笠帽，像是英国探险者在热带山地时会戴的同款。他胸前还垂着一条翡翠项链，这也是他的衣装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这个男人1886年生于东京新大桥，隅田川在他的诞生地拐过一道急弯，让此处的河水变得难以预知。他从身为帝国将官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武士的堂皇做派，也继承了早逝的母亲（他五岁时她便去世了）的淡漠疏离。然而，是欧洲最终点燃了他献身艺术的雄心壮志——明治维新将西方艺术形象引入了日本，先锋的欧式艺术让这个曾热衷浮世绘的青年眼花缭乱（“住在岛上的人，注定会与世隔绝！”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他在东京覆雪的街道穿梭，腋下挟着一本塞尚的小画册；晚餐时他研究画面入了神，全然不顾米粒落在圣维克多山上。登上“三岛丸”时，藤田嗣治二十七岁。他的目的地是巴黎。那时候，他尚不知道那是一座能予人新生的城市。也或许他是知道的，或许他寻求的正是这一点。
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推广可通过电台预约的出租车时，有的公司推出了“常旅券”促销活动——给常旅客分发一张绿色的硬质小卡片，乘客每次约车后可以积分，累计次数可以兑换大奖：免费双人晚宴，餐厅任君选择。我们总会挑“甜心”餐厅——比亚克雷斯波街区的那间阿拉伯小酒馆——因为阿莱西娅就喜欢那种异域风情，而我则中意那里的衰败感。我们雷打不动地预订最隐蔽的角落里的那张桌子。那上面始终铺着红色桌布，摆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水烟袋充当花瓶。
“无聊死我了，姐妹。布宜诺斯艾利斯太烂了。”一天晚上，阿莱西娅对我说。餐厅里一个穆斯林女侍正朝着对面桌子前的一个男人摇晃自己的肚皮。
她这句话我已经至少听过一百万遍。何必再回答呢？
“你别傻傻的了，”她继续说，“你就不想出去走走吗？到外面的世界？”
“不是很想。按中国的属相论，我属狗。每一天我的沉郁和雄心都在角力，获胜的始终是前者。”
“你是想说，眼下这一切不会让你产生窒息感？”
有一年冬天我倒是体验过窒息感。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冬天，因为“冰上假日”巡演那年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现场招募演员。对此我妈妈评价：“这不是艺术，这简直是马戏班子。你还不如盼着大彼得罗夫大剧院①来搞巡演呢。”我短暂的冰上演员梦就此终结。每当妈妈降下圣旨，我都会认真听，哪怕极不情愿。因为我妈妈总有一种奇妙的预知能力，家里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遵从她的预言。她自己却认为自己是女巫，真正的女巫，因为她是在万圣节出生的（滑稽的是，我恰巧出生在与之相对的圣诞节，这本应把我变成一个圣女，最终我却成了满腹抱怨、痛恨自己生日的人，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当主角）。
妈妈觉得，参加“冰上假日”的巡演就等同于宣告自己加入了失败者的行列，在名为“失败”的大平原上又扎起一顶帐篷。其实我内心深处并不反对她的主张：它为我大肆释放自己的懒惰提供了完美的借口。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战争会让你觉得，你就是情愿主动输掉它们。我七年级的成绩单上写着：“当你想出人头地时，你是能做到的，但你几乎从未想过出人头地。”多年来，我愈加坚信，落败者是更优雅的一方。而在我的朋友阿莱西娅看来，我所有的论点都再愚蠢不过。她向往高耸的顶峰，我想她很快就会抵达那里。
“三岛丸”抵达伦敦。藤田下了船，他并不能准确区分不同城市的差别，也并未为这一错误感到担忧：很快他便找到了工作，在戈登·塞弗里奇爵士①的店里裁剪定制西装。藤田练得一手好剪子，但不久他便思索：“我逃离一个岛国，不是为了来到另一个岛上。”当他最终抵达巴黎，只能以法尔桂耶尔城的一间有野猫盘踞的寒冷公寓作为落脚地。他和楼下的意大利艺术家成了朋友，这位邻居每逢付不出房钱，都会以自己的画作相抵。
门房太太为此十分恼怒，大声斥责道：“你这些画唯一能派上的用场就是修理木头床架子！”她一边拆下画框，一边还在画布上啐了一口，不偏不倚正落在画面上一处潦草字迹——莫迪里阿尼①——的下方。那是1915年。一场战争正席卷外面的世界，但藤田只顾每日画画。当他实在饿得没力气继续画了，就下楼到肉铺去向屠户讨要一点卖剩下的肝脏，美其名曰是替他的猫讨的，但所谓的猫当然就是他自己。
十月的某一天，阿莱西娅去了巴塞罗那。“西班牙已经落后一百年了！”她给我看机票时，我说。
“是阿莫多瓦落后了还是费利佩·冈萨雷斯②落后了？”她回戗我。
此前她从未展露出政治上的远见，不过她那次去西班牙正赶上2001年年末，两个月后，我们这里便深陷旋涡中心③。准备离开西班牙的那周，她给我打来电话，以一贯的狂热语气向我倾诉，说她有两个消息告诉我，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则不太光彩：好消息是她似乎在加泰罗尼亚电视台打通了门路，不太光彩的消息是她正在跟一位开红色法拉利、穿白色牛仔裤、在毛里求斯坐拥数家酒店的四十八岁男士谈恋爱。“是，我都明白，不会的，只是短暂玩玩而已。你那边是什么声音？街上有人敲锅抗议吗？你到窗边去，我也想听。”对于她来说，我们的市井之声仿佛已经成了异国语言，像原住民部落里响起的无法破译的鼓点。
加泰罗尼亚电视台的门路后来发现行不通，但她并未因此沮丧，而是决定从更基础的东西做起。她开始给《先锋报》投短稿件，大致都是《棚户区有谁穿上了体面的裤子？》或《奎尔公园让人又怕又厌》这类的文章，一律石沉大海。当年有无数拉丁美洲人试图在欧洲社会立足，各类报刊上都充斥着主张“刚左新闻主义”的文章。开法拉利的老头儿因为工作去了伦敦，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他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阿莱西娅，足见他为人谨慎，凡事都讲究一步一步来。两周后他给她打了电话，要求她把钥匙留在他的办公室，从公寓里搬走。
她把钥匙扔进下水道，在英格列斯百货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是十二月，她负责打包圣诞包裹。她一直相当擅长用剪刀给包装缎带打卷儿，直到卷出完美的圈饰，但西班牙的主妇更中意不带装饰的。“可见小卷卷很有阿根廷特色，”她对我说，“这儿的一切都太朴素了。”
一天她告诉我，她被选中参加一个记者培训班，她这个连银行账单都看不明白的人如今要进修国际经济课程，为期一个月。最后，成绩最好的十个人可以加入调查团队，探访世界各地。培训主办方名叫“新能国际”（SinergiC InternationaL）——不规范的名字里带四个大写字母，就是这么荒谬。我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发现它没有官方网站，甚至搜遍整个谷歌都没找到相关信息。公布最终成绩的时候，她名列前十，入选了。“探访世界各地”的第一站将是非洲。
“去安哥拉。你想想，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后面会写出多棒的小说。”电话里她对我说。
藤田的结发妻子独自留在了日本，但他几乎从不会想起她。一个人踏上路途总是更方便，也走得更快。他孤身一人的特质日渐显著，最终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日本人“藤田”就这样变成了法国人“伏吉塔”①。巴黎居民争相抢购他的画，也接纳了他这个人。伏吉塔每天都开一辆老式巴洛赛车光顾圆顶屋咖啡馆，车的散热器上装着罗丹雕的铜像，像船艏饰物一般。
面对早已挤在门口的人群（最狂热的追随者为了视野更好，甚至已经爬到了树上），他悄无声息地下了车。走进咖啡馆前，他总会略一驻足，微微前倾身体致意，口中说着：“今晚要喝个痛快。”①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但也没人主动承认自己听不懂，每个人都患上了另类的“黄热病”，陷入各自的谵妄。人人都想见识一下迷人的伏吉塔先生，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看看他的圆框眼镜，看看他两只耳朵上的金耳环和像倒扣的米饭碗一样的流苏，看看他那像是用木炭画出的小胡子。“有机会的话，你希望自己成为哪位历史人物？”一位记者在灯柱上向他大喊。“亚当，第一个欧洲人。”他回答。
被视为日本文化重心的集体精神，在他看来只会让自己得荨麻疹。他的同乡们往往前脚刚在马赛港下船，后脚就开始画鱼、古寺和樱树枝，但伏吉塔选择画面色苍白的女人，他把水墨画和油画的技巧加以结合，让整个巴黎画派都赞不绝口。这位日本画家对白色的使用最令人津津乐道：他的白色前所未见，乃是用滑石粉、白铅和钙石混合出的一种神秘新颜色。唯有他的猫见证过这颜色的调配过程，了解个中奥义。
在那些年里，伏吉塔还画了自画像，画中的他总是与那只狡黠的猫为伴。他没给它起过名字，但他的朋友们称它为“疯伏伏”①。他说画猫是为了让眼睛休息一下。如果留心细看这些自画像，便会发现画上猫的形象揭示了画上的伏吉塔没有展露出来的一切：神经质、焦虑、渴望得到认可。不妨再去国家艺术博物馆看看藤田的画吧：那是1932年，画家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留下的。当时举办了一场尽人皆知的画展，吸引了六万多人前来参观，博物馆周围的仰慕者队伍接近失控，藤田不得不躲进储物室。
头几个月里，我会让阿莱西娅给我看看她写的东西。“打完电话我就给你发过去。”她总说，但随后就忘得无影无踪。她时不时会往我邮箱里发一张照片，但拍的都不是人，更像是风景明信片。聊起她去的那些地方时，她俨然一位导游，早已准备好一套标准回答，像放录音带一样对答如流。她说自己一路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但从没提过团队中任何一位同伴的名字。
有时她告诉我，她在那个缺乏逻辑的金字塔体系里不断晋升，一会儿从记者变成了口译员，一会儿又从顾问变成了外勤。这愈加使我好奇：她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在脑海里勾勒出的那些异域画面，因她的只言片语变得越来越古怪。她是间谍吗？不可能，她那个大嘴巴；她是要价不菲的出游旅伴吗？似乎又不至于这么浅显；难道她在孟加拉国贩卖婴儿？她可没那么冷血。既然她不告诉我答案，我就自己猜想：大概她只是一个庸俗的撰稿人，那种为了钱什么都写的记者？
她曾告诉我，她在某次非洲国家峰会上采访过三位财政部长。
“你采访了腐败的化身？”我问。
“说出来怕你不信，他们都是蛮有意思的人。”她以绝对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腔调作答，几乎让我以为有人在监听我们这通电话。
要是我在她面前，肯定会给她一拳。她既没有成为真正的记者，也没有如自己预料的一样当上明星作家，但她对此拒不承认，为了维系我们的友谊，她仍旧扮演着外国职场人士的角色。我感到她是如此遥远，从那时起，我便叫她“安哥拉”。
“安哥拉”每年会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次，顺道约我吃午餐。现在她总挑那些价格最高昂的餐厅，而且总是迟到。她每次都穿动物印花①丝巾，身上的淡淡香水味永远与众不同，永远精致无匹。她剪了欧洲女人常留的短发，曾经天然小麦色的头发也染了新颜色。她满嘴西班牙俗语，相当恼人，谈论阿根廷的时候总会撇撇嘴。她用企业信用卡付款。我们仍然可以拿任何一件小事互开玩笑，她会发出那种自称为“笑到要自杀”的大笑，我会笑到用餐巾纸擦眼泪，拜托她别再说了，因为我的脸笑得直疼。
但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能读懂对方多少。我们自以为已经熟识太久，已经能看穿彼此。我觉得，青年时代那个闪着金光的小女孩阿莱西娅，已经在追求精彩人生的道路上将自己消耗尽了。她又会怎么看我呢？或许显而易见：我是原地踏步的那个，从来如此。
1933年，伏吉塔再度登船远行。他回到日本，变回了藤田。“当我坐到榻榻米上，在墨碗里蘸笔时，旅居客乡的漫长岁月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接受东京一家日报的采访时，他这样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做出了职业生涯最糟糕的媚俗选择：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他带着任务画下了一百幅装腔作势的画作。1943年完成的《阿图岛①的最后一战》杂乱无章地描绘了战场上已成尸体的断肢残臂——没人能想象，正是同一双手曾在1922年画下《躺在茹伊印花布上的裸女》中散发着大理石色泽的娇女吉吉②。这位曾经身披希腊长袍与伊莎多拉·邓肯挽手同行的古怪流浪者，如今穿上了军官制服和作战靴，堂而皇之地守护着摆在他画作前的储蓄罐，呼吁观众为“大业”捐款。
但从一开始，他唯一倾心的事业就只有个人的荣誉与成功。当美国人踏上日本领土，他便即刻脱掉了军服，着手为麦克阿瑟将军绘制圣诞贺卡。变色龙一般的人格和对于声名的野望一点点吞噬了他的才华：他越来越不像他自己，他的画也越来越无趣。第一次的背叛总会导致一连串的背叛，藤田彻底迷失了自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再次去法国，买下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石制小屋，给自己增添了一个首名“列奥纳德”，以纪念达·芬奇。他仍披着最后一层伪装，直到他察觉死亡渐渐逼近的脚步，终于决定皈依天主教：他特意为自己将在兰斯大教堂举办的受洗仪式设计了服装，寄出许多邀请函，但仪式当天的教堂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孩子躲在忏悔室，向他叫喊着：“疯子！疯子！”
我小时候去看过眼科医生，因为看东西总有重影。医学上的专业叫法是“复视”。矫正的时候，医生让我看向一台仪器，里面有两只山猫的影像，各自悬浮在某个白色的空间。我必须调动眼部肌肉，努力让两个影像贴近、重合。那天在一年一次的聚会上，我坐在桌前望着“安哥拉”，又产生了和小时候一样的感觉，仿佛注视着两个彻底分离、永远无法交叠的人影。
“你还在写诗吗？那种憔悴的哥特式的诗？”上次她问我。
“还在写。”
“打算拿它们干点啥？”
“还没想好。现在写得还不够，还要再多写一些，但总是没空写。”
“胡说，”她仿佛同时也在为这二十年里无数没说出口的事下判决，“诗不是空闲的时候写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姐们儿？你把自己当什么了？我想。这想法刚一冒头，我便意识到它是多么糟糕，我不该这样想她，但实在是受够了她对我保守秘密，受够了她把我隔绝在边缘、独自去追求她所谓的——怎么说呢？成功？独立？告别之前我与她机械地客套，提议在她离开阿根廷前再聚一次，她说还有一大堆事要做，但如果有“空闲”（与此同时，双手戏谑地在空中比画出一个引号）的话，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她用企业信用卡付了账。我陪她走出去打出租车。她转过身，我们互相拥抱，一个迅速的、空洞的拥抱。出租车开走前，她摇下车窗，对我说：
“等我写完小说，寄给你看？”
“你愿意就行。”我说。我还想多说几句，说些真心话，但路口信号灯已经变绿了，我只来得及再补充一句：“把丝巾收起来吧，当心真的变成伊莎多拉。”①
而我真正想说的是：“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我常会在想象中虚构这样一个房间，门口贴着大贴纸，写着：“别来打扰，我们正在经历危机。”房间里弥漫维珍妮牌薄荷烟的香味，音响开到最大，放查特·贝克的《你再也无法回家》。如果在墙边贴一个玻璃杯，把耳朵靠在上面，还能听见两个女生在里面说上一整夜的悄悄话，直到天亮。这个房间里住着她，我那如今已经无处可寻的明星女友。这个房间里也住着某一部分的我自己，很大一部分。直到今天，我回家前还会把手伸进信箱，摸索有没有装着她的小说的包裹寄来。在难得能够将我无限的不安全感抛诸一旁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祈盼那会是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四百页的大书，能够一次性彻底止息我脑海中所有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