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笨”——老友大可的艺术三昧

更新时间：2026-03-05 18:18  浏览量：1

——老友大可的艺术三昧

朱永通

与大可相识二十多年了。

那时他还叫张镇顺，从诏安走出来，身上带着书画之乡的墨香，也带着闽南人那股子倔劲。二十多年，我看他把这股倔劲一路走成了“笨”——不是笨拙的笨，是大智若愚的笨，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笨，是别人都绕道走他却偏要撞上去的笨。

古人说“天道酬勤”，大可这几十年，我倒觉得该是“天道酬笨”。这“笨”之道，细细品来，恰有三重境界：一曰痴，二曰通，三曰灵。

痴：傻劲里的修行

大可不是聪明人。

聪明人不会四十年如一日地临帖，不会每天用毛笔写古体诗日记一写就是三年，不会在紫砂壶上一刀一刀雕琢十几载，只为琢磨出一门手艺。

善斋主人说他“缘起稚拙”，这“拙”字用得准。小学描红，别人描几遍就丢开，他描得横平竖直不肯罢休。师范当国画班班长，别人画花鸟图个好看，他偏要在花鸟里藏禅意。

再后来染疾卧病，读《六祖坛经》读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竟如惊雷破蛰——换作旁人，病好了也就忘了，他却从此把笔墨当成了修行。

这就是痴。痴者，病于知而笃于行。东晋顾恺之人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桓玄窃其画，佯称未取，恺之竟信，曰：“画妙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这份傻气，正是痴者本色——聪明人算得太清，知道哪条路近、哪条路好走；痴人不管这些，只顾埋着头走自己的路。艺术史家曹意强尝言：“唯痴者，其艺术才能超越自身、超越时代而最终为历史所铭记。”大可书法拿了“兰亭奖”，篆刻入了全国展，刻字也做得风生水起，按王来文先生的话说，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个有成就的书法家。可他偏不，偏要一头扎进紫砂壶里，用十几年捣鼓出个“奇壶”来。

这要不是痴，什么是痴？

通：串门串出来的圆融

王来文先生评大可的壶雕，用了句妙语：“是书法与美术的美满良缘。”我读了忍不住笑——这个比喻，说的何止是壶，分明是大可这个人。

大可有个本事，能把八辈子打不着的亲戚搞成一家人。他本是书法家，又弄篆刻，又玩刻字，后来又画画、做壶、雕石。换作旁人，这叫做“杂”。可到了大可这里，这些门类不但不打架，还亲亲热热地结了亲：壶上有书法的线条，线条里有篆刻的金石味，金石味里有画意的构图，构图里又有诗的意境。

这让我想起丰子恺先生提出的“金石书画同源”观。丰先生认为，中国艺术本是“通艺”，在中国欣赏一幅画，“便是欣赏‘书’、‘画’、‘金石’三种艺术”。古人能够创作这样的艺术，正是因为有“兼通”之修养。余英时先生论张充和，也以“通”字评之——她的通，是传统文化之通，诗书画印浑然一体，而非分科治学后的各自为政。孙绍振先生说大可在“双重错位”的时代寻求“精神自洽”，我看没那么玄——他就是个爱串门的人，串着串着，把各家各户的路都走通了，走成了一家人。所谓“圆融”，无非是把“杂”字走通了，走成了“通”。

但这个“通”，不是天生的。在圣源寺，大可清晨临帖，午后刻壶，傍晚写诗，夜里读经。多年义工做下来，晨钟暮鼓磨掉了少年狂傲，青灯古卷泡出了无限慈悲。王来文先生说他“用心德修，用心文修”，我亲眼看着这个过程——那份“通”，是用无数个枯燥的日子换来的。

大可不是天才，他是“笨”出来的通才。

灵：壶里开出的花

最让我感慨的，是大可近些年的作品。

早年他的字，锋芒毕露，有一股子要跟天下人较劲的狠劲。这几年再看，狠劲还在，但狠劲里多了些别的东西——圣源寺的晨钟暮鼓，霍童溪的溪声山色，还有那场大病后读《坛经》的顿悟，都化在笔墨里了。

他病中读经，“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如惊雷破蛰。病后的大可，确实不一样了。他刻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紫砂书刻奇壶”，每壶一愿，书丹时“念念不离自性”，镌刻处“刀刀尽显菩提”。每次赏壶，壶还是那把壶，可看着看着，就觉得壶里要开出花来。

这就是“灵”罢。陆俨少论画云：“画要好，必须有灵变。有灵必有变，不变也无灵。”又说灵气之到来，“一在笔，二在墨，三在构图”。然灵气非徒恃技法，更在心境。恽寿平尝言，作画当“笔笔作天际真人想”，须有“灵想”独造，方能“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大可之灵，正是这般境界——壶中见天地，刀下有乾坤。

可这灵，不是凭空来的。灵要有根，根就是前面说的“痴”和“通”。没有那四十年如一日的笨功夫，没有把各家各户走通的笨办法，灵就成了浮萍，漂到哪里算哪里。大可的灵，是扎在土里长出来的，是“可安居”里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泡出来的，是圣源寺年复一年的晨钟暮鼓里磨出来的。

“笨”：最清醒的选择

痴、通、灵——三重境界，说的都是“笨”。痴是笨的坚守，通是笨的圆融，灵是笨的开花。

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笨”？在我看来，“笨”是一种选择——选择不走捷径，选择不投机取巧，选择在最笨的地方下最笨的功夫。聪明人眼里有千百条路，“笨”人眼里只有一条路，就是脚下这条路。聪明人算投入产出，“笨”人不算，只管走。

大可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做减法。孙绍振先生说他有“自我简化的过程”，从纷繁的文采框架，简化为日常形象的自我寻访。这就是“笨”——把那些花里胡哨的都去掉，只剩下最朴素的自己。那个从诏安走出来的少年，走了四十多年，走成了现在的“大可山人”——名字变了，称呼变了，可骨子里那股“笨”劲，一点儿没变。

可也正是这个“笨”，让他有了根。他的诗书是从“可安居”里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作物”；他的壶雕是从十几年的笨功夫里磨出来的，是手心里长出的茧子；他的禅意是从二十多年的义工生涯里泡出来的，是晨钟暮鼓里听出的声音。

聪明人走得快，“笨”人走得远。大可走了四十年，还在走。

霍童溪的水还在流，圣源寺的钟还在响。他还在那里，一刀一刀地刻，一笔一笔地写。

这样的“笨”，天是认的！

丙午年正月初八凌晨

于厦门未来海岸蓝月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