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地方：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路径与原则

更新时间：2026-03-06 18:06  浏览量：1

文 / 陈爱梅

摘要：聚焦艺术介入乡村的在地实践路径，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乡村地方性重塑的可能与挑战。文章指出，当前艺术乡建面临外来文化渗透、城乡价值冲突以及多元主体诉求错位等现实困境，其关键在于激活乡村的内生主体性。基于跨学科视角和多案例分析，文章提出以“地方再造”为核心的实践路径，通过“发掘—重构—共享”三个阶段系统重塑乡村的文化肌理，并强调需遵循“情动叙事”“协同参与”“具身传达”三项原则以保障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分析表明，以地方再造为导向的艺术介入能够促进艺术与日常的融合，推动乡村文化身份的重建与主体性的生成。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拓展了艺术乡建的实践范式，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复兴与城乡融合机制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再造地方 介入性艺术 艺术乡建 在地艺术 乡村主体性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lized practical pathways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eshaping rural place-base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art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the infiltration of external cultures, urban-rural conflicts, and the misalignment of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The key to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lies in activating endogenous rural subjectivity.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way of “remaking place” to reconstruct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ree stages: “discovering”, “re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practice is ensured b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affective narration”,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embodied communication”.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artistic practices centered on the remaking of pla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ymbiosis of art and everyday life,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generation of subjectivity. Methodologically,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practical paradigm of art- oriente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emaking place; engaged art; art-oriented rural construction; site-specific art; rural subjectivity

艺术介入是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实践特征。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作为具有独特价值和潜力的空间，逐渐从单纯的生产生活单元转型为文化认同重构、生态价值再发现的重要场域。〔1〕在这一背景下，从公共艺术发展而来的介入性艺术作为一种可能性尝试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乡村复兴建设中。区别于单纯的乡村建造，艺术乡建不仅关注乡村的物质空间改造，更注重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乡村社会主体性的建构。在此意义上，艺术介入乡村不仅是一种文化实践，更是一种社会行动，它试图通过艺术的力量激活乡村的内在活力，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乡村的文化身份与社会价值。

然而，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如外来艺术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艺术实践与乡村需求之间的错位、多主体互动协商的复杂性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艺术介入乡村的效果，也对乡村主体性的建构造成了挑战。既有研究多聚焦艺术乡建的形式分类或乡村主体性的理论探索，却较少从实践路径层面系统回应乡村主体性建构与在地艺术实践的协同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文地理学的“地方”为核心框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构建“发掘—重构—共享”的实践路径与“情动叙事—协同参与—具身传达”的实施原则，揭示艺术乡建中地方性再生产的内在机制，为艺术赋能乡村复兴提供理论参考与行动方案。

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方式，艺术介入乡村的理论脉络通常被纳入公共艺术和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框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不平等、环境危机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一种更加注重与公众互动、激发思考和对话的“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2〕逐渐流行，许多艺术家进入城市和乡村社区，创造与公众直接对话和互动的社会空间。这一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一批关注社会现实的中国艺术家，促使乡村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实践场域。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治理体系，城乡差距拉大，乡村空心化、凋敝化和生态退化问题逐渐加剧。应对这些现实挑战，以渠岩、左靖、焦兴涛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积极发起乡村艺术项目，努力开辟实验性的本土当代艺术实践。此时，艺术介入乡村的意义已不仅限于艺术本身，而且是一种新型乡建形式（学界多称之为“艺术乡建”），旨在探索乡村与艺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关系，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

针对国内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样态，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总结。例如，按发起方式可区分为本地人自发、外来人自发、政府邀请、第三方邀请等四种类型〔3〕，按实践方法可区分为环境营造、文化复兴和产业发展等三种范式〔4〕，按介入程度可分为艺术导入型、艺术入驻型和艺术合作型等三种模式〔5〕。艺术介入乡村的形式载体复杂多样，但总体上其实践过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艺术介入的温和性。不同于理性的国家治理和粗暴的资本开发，艺术的介入往往更加柔和，它通过与村庄、村民的互动，以一种“温暖”和“情动”的方式，试图建立乡村共同体。〔6〕二是乡建参与的多重主体性。艺术家、商业机构、政府、民间组织和在地村民之间的诉求和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在艺术介入乡村的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从冲突、谈判再到妥协的循环往复。〔7〕三是目标导向的综合性。在国家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政策下，以及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驱动下，艺术介入乡村还须考虑“非艺术”层面的影响，注重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协同发展。〔8〕基于这些特征，艺术介入乡村本身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议题，是“包容了美学、可持续性、场所营造、社会公正的扩展的实践领域”〔9〕。

尽管艺术介入乡村的理念构想颇具启发性，但其实践远非理想化的线性进程，而是伴随着多重张力和结构困境。一方面，艺术介入乡村始终面临着外来艺术和本土艺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发展主义和地方传统的深层碰撞。王南溟认为，当人们聚焦于各种新颖的艺术乡建形式时，却忽略了乡村本身就是艺术的事实。〔10〕对于外生于乡村的建设者和观赏者而言，乡村始终是对象化了的存在。〔11〕无论是“乡愁”叙事还是“遗产”定位，乡村在审美上都失去了自主性，反而被当成美化了的精神家园或被凝视的静态文物。除了“欣赏”的目光，还可能存在“误读”。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艺术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而言，地方性的自然发生的朴素的认识逻辑往往与现代科学相冲突，因此可能将乡村生活中原本富含文化意义的地方性认知方式，界定为去文化化的“风俗”“习惯”或“迷信”。〔12〕这些现象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殖民问题，即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支配和同化，同时映射出现代主义和发展主义对地方传统的挤压。在外部价值判断的强势植入下，乡村的空间、人和物被“作品化”或“景观化”，沦为传达艺术概念的工具和吸引文旅消费的符号。在国内艺术乡建实践中，常存在“以现代的、都市的审美理念去改造乡村”〔13〕的现象，其结果是：乡村空间的无差别化和去个性化程度不断加剧，乡村居民与其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也被割裂，乡村生活面临着异化和碎片化的风险。

另一方面，即使艺术家放弃精英主义立场，以谦恭的态度入场，乡建参与的多重主体性和目标导向的综合性仍对艺术介入构成巨大挑战。当前国内艺术乡建实践普遍缺乏可持续性，主要还是停留于经验层面和直觉层面，而忽视了乡建平台的制度化搭建和乡建阶段的系统性规划。〔14〕“乡村是昨天，艺术是后天”〔15〕，艺术家往往带有明确的作品意识和文化目标，希望通过艺术介入恢复或激活乡村的文化传统。这种将文艺复兴放置在乡建支配地位的话语往往与乡民、政府对乡建的现实诉求存在冲突。曾发起“碧山计划”和“大南坡计划”的策展人左靖在访谈中提道：“文化和艺术的成效特别难被评估，也很难进入既有的评价体系。”〔16〕在贵州羊蹬开展了十多年艺术实践的焦兴涛也意识到，艺术旨趣和现实利益诉求的共存是当下艺术乡建的重要趋势，“艺术不拒绝成为现实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艺术可以把整个社会结构纳入自己的方法和材料”〔17〕。艺术家渠岩曾相继发起“许村计划”和“青田范式”，他提到，很多政府干部、地方干部的想法和艺术家的立场相违背，此时艺术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多重诉求，在长期的在地守护和探索中尝试打通介入乡村的各方不同主体关系。〔18〕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介入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行动。艺术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主体的相处、协商和沟通，成为艺术介入乡村能否可持续的关键。

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参与式艺术，必须与特定场域和特定问题紧密结合，并最终实现参与主体的重塑。这一观点揭示了艺术介入乡村的核心目标——不仅是物理乡村的塑造与呈现，更是通过参与式的艺术实践激发乡民及其他参与者共同建构理想乡村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为乡村构建一种可持续的文化身份，形成乡村社会内在的“主体性”和“复原力”。〔19〕由此，有学者提出“共生”和“融和”等概念，以促进艺术介入乡村的公共性意图和连接日常生活的诉求。王志亮指出，“共生实践”是指艺术与特定地域的乡村空间、物、历史或居民建立起稳定的日常性、协商式的相互依赖关系，艺术家尝试先融入乡村，再让艺术在乡村中自然生长。〔20〕孟凡行、康泽楠提出，艺术应该向地方、向地方居民社会生活拓展，主动“融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其他行动主体，实现乡村社会内部正向价值的持续生产。〔21〕张颖回顾了日本艺术乡建的“形”与“神”，将艺术和乡村的理想关系解读为一种“互融共生”关系，政府提供补助资金等资源，乡民与艺术家共同定义艺术实践对乡村生活的意义，多主体在相互尊重的合作中寻找新的共同性，传递乡土地域的日常之美。〔22〕

上述“共生”与“融和”的理念，揭示了构建可持续艺术乡建实践对于深入在地耕耘与坚实多方协作的内在要求。这种在地实践以“地域性”为特征，强调对地方和地点的深度挖掘与重塑，使艺术成为承载在地精神的人文环境载体，进而沟通地方知识重建与乡村建设诉求，实现艺术与乡村的深度互动。〔23〕在艺术乡建实践普遍面临同质化、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的背景下，将这一理论探讨深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实践体系，便成为推动艺术乡建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关键。基于此，本研究以“地方”理论为框架，结合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构建“地方再造”的实践路径及其核心原则，从而将“互融共生”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法论，服务于乡村文化重建与内在活力的激活。

“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指在特定区位中自然与文化的整合。〔24〕段义孚（Yi-Fu Tuan）认为，地方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位置，而且是人类通过经验、记忆和情感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空间。他强调“地方为人所经验”〔25〕，在人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作为自然物理的“地点”成为人类记忆、想象和认同的场所，而这些经验又反过来重塑了“地方”的文化和社会内涵。人们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被称为“恋地情结”〔26〕，这种情感联系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附感，在地方中找到稳定的社会位置与文化身份。然而，地方并非是静止不变的。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所面临的种种冲击实际上就是地方意义逐渐消解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地方景观的同质化、地方性知识的碎片化、地方感逐渐消失、地方认同遭遇断裂的风险。在激烈且快速的断裂面前，人们被迫“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27〕。因此，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强调，在时空压缩的全球化时代，本土社会只有不断进行地方性的再生产，才能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意义。〔28〕从这一视角出发，艺术介入乡村的文化实践实为一种“地方再造”的过程，即在修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互动实践重塑人们与乡村的情感纽带，让人们对乡村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持续的归属感和依附感。结合“地方”视角及多案例经验，本文将“地方再造”的在地实践路径具体阐释为“发掘—重构—共享”三个层面，以期艺术介入乡村的在地实践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框架。

（一）发掘“地方”：空间与记忆

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对照的文明形态，始终是人类文化和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从构成上来看，一个具体的乡村“地方”，既包括物理实体（农田生态、传统建筑群、宗族祠堂等物质性存在），也有其精神面貌（如仪式性活动、节庆习俗、民艺制作等文化实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多样化的乡土特质是人与自然的恒久交互过程中赋予地方的精神和特色，承载着乡民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然而，中国近二十年来，自上而下的、由城市规划师指导的乡村建设给中国乡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一个个更富有特色、充满生态与人文价值的乡村和田园正在走向消亡。〔29〕究其原因，在乡村建设中，常存在将“发展”等同于“开发”的现象，以一种模板化、工具化的方式对待乡村，而艺术乡建则强调要尊重乡村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逻辑。因此，对乡村的发掘过程本质上是乡村文化的再发现，通过深入的空间研究与文化记忆的梳理，揭示被现代化叙事遮蔽的地方记忆和知识体系，从而为地方创生提供文化和物质基础。

在具体实践层面，方李莉曾建议，“在乡村开发前，（实践者）先要学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统，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30〕。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文化和知识总是嵌入于具体地方的社会脉络之中，要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理解某一地区居民独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31〕这意味着游牧采风式的艺术实践无法捕捉到文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只有深入日常生活中，通过人们所利用的器具和所使用的生活方式才能加深对文化的认识。在此过程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以渠岩团队为例，在广东青田村的实践中，他们通过田野调研，提炼出青田村在历史、经济、信仰、礼俗、自然、环境、农作、民俗、生活等九个方面的地方性特征，并分别根据这些生活样式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进行具体规划和设计。

近年来，从建筑设计和民俗学中衍生出的考现学，以其富有表现力的图绘和体验叙述为乡村价值发掘与呈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地方文化记忆通过物质空间、仪式活动和口述传统得以保存和传递，而考现学注重从民众日常生活的层面切入，关注历史与环境影响下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观察生活的整体”达成“对他人主体性选择的真实还原”〔32〕。2019年，左靖及其团队来到河南省修武县大南坡村，以“乡村考现学”为理念展开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系统梳理了大南坡村的历史、风物与文化独特性。他们对大南坡的建筑、地形和自然景观进行了详细记录，例如通过手绘和摄影捕捉古民居的传统风格与旧礼堂的历史痕迹，又通过图绘农耕方式和手工艺过程，将物质文化景观转化为视觉叙事。陈奇带领的社区营造团队通过访谈大南坡村民，收集了大量资料，还原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如怀梆戏、扭秧歌等。（图1）这些实践表明，深入的地方调研能够发掘当地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并将其转化为艺术的灵感来源，为后续的乡村价值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图1 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大南坡礼堂 图片来源/李国胜｜左靖工作室

（二）重构“地方”：艺术与日常

艺术乡建的目的并非满足所谓的怀旧或乡愁，而是创造出一种与时代同步、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艺术介入乡村的第二阶段——重构地方，是指通过艺术介入，将所发掘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资源以及外部审美经验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创造性重塑地方记忆、地方知识与经验，赋予乡村“地点”以独特性，为乡村塑造出具有吸引力的地域身份。艺术理论家权美媛（Miwon Kwon）认为，恰当的艺术介入不仅为恢复独特的地方性体验提供灵感，同时也给特定地点创造新的身份特征带来可能。〔33〕一方面，艺术可以唤起与地方所关联的情感记忆，激发乡民对于过去的生活与历史经验，以及对于故土的再建构与再想象。另一方面，艺术可以强化作为地方真实体验的所在，唤起人们对于往昔及地方的场所经验，并通过身体经验重建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34〕在艺术介入乡村过程中，既要尊重乡民的地方性审美文化，同时也要超越简单的文化差异性，建构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和新的文化空间。

这种基于本土文化、地方景观和地域特色而展开的美学实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创生模式。以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例，这一始于2000年的艺术实践项目要求艺术家必须采取“去作品化”的手法，艺术家与村民合作，利用稻田、废弃民居、积雪等元素创作特定场域作品，将现代艺术融入地方叙事。例如，卡巴科夫的《梯田》（2000年）在越后妻有的稻田中构建梯形平台，并在梯田间放置表现农耕劳作的雕像群。这些雕像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通过深入访谈村民，提炼出关于犁地、播种、插秧、割稻等农耕记忆的视觉化呈现。〔35〕《梯田》如立体绘本般展开，既再现了雪国农耕的劳动场景，也通过现代艺术的几何构图，将乡村景观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场域。这种创作理念深化了地方的文化特质，使越后妻有的乡村从边缘化的农业区转变为国际文化地标，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社会与经济活力。

地方性重构不仅包括对乡村景观和文化资源的再利用，也是重建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过程。在焦兴涛看来，“艺术真正与生活无缝衔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艺术，（在乡村）艺术无非就是赋予人与人关系的形状和情感而已”〔36〕。他在贵州羊磴的实践表明，有效的艺术介入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创作主体的在地转化。当地素人艺术家谢小春以个人生活记忆为根基创作羊蹬系列画作，并不断向八十多岁的父亲求证历史细节。这种代际间的知识传递，使他的作品既保持个体表达的真实性，又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厚度。二是日常空间的功能重构。由谢小春主持的艺术空间“小春堂”，既是中药铺，延续配药问诊的日常功能，又展示凝结市集记忆的画作、木雕，还保留麻将桌作为社交场域，成为融合了生活、生业和生产为一体的新质公共空间。〔37〕三是参与式的地方建构。“羊磴十二景”项目（2016年）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收集当地老人记忆，经艺术转化后邀请羊磴村民参观并投票，最终确定了12幅能够代表羊蹬的景观。（图2）这种“艺术即生活”的路径，在主体性创作及日常生活之间建构起了共享的空间和时间，让艺术在乡民和艺术家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自然生长。〔38〕更重要的是，艺术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乡民重识自我价值的媒介，艺术创作、诠释和选择成为社区共识的凝聚点，为重新塑造地方认同提供了契机。

图2 羊磴素人艺术家们的部分作品 摄影/陈爱梅

（三）共享“地方”：认知与共识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9〕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概念范畴的大小，可以小到一个村庄，也可以大到一整个文化区域、民族甚至国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乡村社会中蕴含的“乡土性”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地方的特色，同时也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文化深层结构，包含着对自然节律、血缘宗族、社会机制的独特理解，象征着中国人记忆、情感和归属感的核心空间。〔40〕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地方性审美经验修复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构建有了更深刻的联结。而共享地方正是其中的关键联结过程：借助艺术介入的“触媒”作用〔41〕，艺术家通过塑造景观和文化意象，将乡村的文化价值可视化，勾连城市与乡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城乡互动提供新的纽带，保障乡村文化修复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共享实践层面，主要存在三种并行路径：其一是社区参与的长期艺术项目，如林正碌在福建屏南推动的艺术助学计划，通过教村民绘画和改造老屋，让乡民创作走向城市，吸引新村民返乡创业，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内生发展机制。（图3）其二是艺术节庆与活动，例如许村国际艺术节以驻地创作为核心，五届以来吸引一百多位知名艺术家参与，促进跨国之间的文化与交融；关中忙罢艺术节则以丰富的乡村文艺展演为特色，创新性地将小麦丰收仪式、秦腔表演与实验戏剧结合，激发观众对民俗传统与地方戏剧的认知与保护。其三是展览与出版，左靖团队的工作尤为典型，其主编的《碧山》杂志书系列记录了传统文化的处境与出路，成为乡村问题的重要思想阵地；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黟县百工”单元将徽州工匠技艺转化为模块化展陈；2020年“乡村考现学”离村展通过艺术棱镜呈现修武乡村的日常生活韵律与地方精神。这些路径在实践中相互交织，既独立发挥作用，又共同将乡村的文化价值与现实困境传递至多元受众，从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参与。

图3 修复后的屏南县四坪村古民居 摄影/陈爱梅

综上，“地方再造”的实践路径以乡村的地域性为根基，从文化认知到价值转化，构成了一个连续且递进的过程。其中，发掘是地方再造的基础，通过田野调查和文化梳理揭示乡村的历史脉络与地方逻辑；重构借助艺术介入将这些资源融入日常生活并塑造地域身份，使地方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意义；共享则通过文化实践跨越地域界限构建情感共鸣与社会价值，使乡村从封闭的地理单元迈向开放的文化共同体。正如哈维所言，这种地方再造的过程实则是尝试构建“一个可以建立有意义根基的可行家园”〔42〕，它不仅能修复乡村的地方性，更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使艺术成为联结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桥梁，从而为应对全球化时代乡村面临的同质化危机提供了一种基于地方主体性的文化方案。

“发掘—重构—共享”的实践路径，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了一套从文化认知到价值转化的系统性行动框架。然而，在具体的乡村场域中，这一框架的有效实施常因地方人文禀赋、治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面临不确定性。在中国乡村场域中，艺术乡建不仅是种艺术或文化实践，更是具有明确社会意图的行动与实践过程，其本质上具有实验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根据当地情况不断演变和调整，并在社区参与过程中推动积极的变化。若缺乏相应的方法论指引，艺术介入极易重蹈外来文化误读、主体间协商失败或地方经验表达失真的覆辙。因此，为确保地方再造路径能够扎根乡土、激活内生动力，有必要提炼出一套贯穿实践始终的创作原则，作为连接宏观路径与微观行动的方法论保障。基于介入性艺术实践自身的特征和艺术乡建的复杂性，本文进一步提炼出情动叙事、协同参与和具身传达三个创作原则。这些原则并非对已有实践的简单归纳，而是回应如何有效连接地方性与当代性、情感体验与社会价值的深层需求，帮助破解艺术乡建中常见的文化冲突、主体失衡与体验隔阂等常见困境。在实际应用中，它们往往贯穿地方性再造的全过程，通过捕捉情感、调动参与和传递体验，使得艺术介入既能扎根地方，又能超越地方，帮助激活乡民主体性，带来可持续的文化与社会效应。

（一）情动叙事

地方再造中的情动叙事原则是指通过艺术手段捕捉和表达主观情感、感官体验及社会关系的呈现方式，超越理性的客观描述，从而对抗外部视角对乡村文化的“对象化”与“误读”。作为地方的乡村，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社会关系与情感体验的生成场域。正如向丽所言，蕴藉于艺术乡建之中的乡愁美学是审美现代性的表征，艺术乡建作为当代审美革命的重要实践，创造出对乡村新的感知机制，在传统与现代、记忆与重构的多元叠合中形构更富于生机的乡村空间。〔43〕这种机制的本质，是一种生成式的审美实践，建立在新的艺术观念、社会可感性和主体性基础上。此时，艺术体现为一种社会中介，能够发明主体间的新的关系形式；这类艺术的审美机制也不再遵从传统意义上的形式美学法则，而是一种混合了情感、情绪、幻想等感觉的“情动”在发生作用，让各种连接到独特经验的主体性时刻汇聚在一起。〔44〕

将此理论视角置于“地方再造”的路径中，情动叙事便成为连接各环节的感性媒介，构建起人与地方的情绪互动。这要求艺术家摒弃精英主义的审美霸权，转而通过感性的艺术表达，耐心捕捉并放大乡村内部的情感结构，从而在情感共鸣中弥合外来艺术与本土文化之间的鸿沟。例如在发掘阶段，不仅要记录乡村的物质景观形态，还要通过捕捉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时刻，使地方知识充满温度；在重构阶段，通过艺术化的叙事与符号转化，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碎片化的地方记忆与生活经验重新编织为连贯的意义网络；在共享阶段，则通过具有表现力的展览将这些感性表达传递至外部，引发城市观众的情感共鸣，形塑认同感。通过一系列有温度的艺术表达，情动叙事为发掘、重构与共享等不同环节奠定情感基础，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提升乡村地方性的可感性。由此，情动叙事建立起乡村内外个体与他者的互动桥梁，让地方性再造触及人心，而非流于表面改造。

（二）协同参与

地方性不仅源于地方本身，还在于其与其他地方及社会过程的互动。〔45〕协同参与原则是指通过调动多方主体共同行动，超越个体创作，构建开放共建的过程，强调主体责任、权力与利益的匹配，从而加强艺术乡建的可持续性和可延展性。首先，这一原则要求艺术家扮演多重角色：既是保持反思性的创作者，也是连接各方资源的协调者，更是促成价值转换的媒介人。艺术家要主动启蒙受到现代化发展主义影响的基层干部，积极建构与地方干部、乡村乡贤、乡村组织权力掌握者、村民、艺术家、学者、投资人等主体的良性关系。例如，渠岩团队遵循“被动进场，主动做事”原则，与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获得持续的经济和人力支持，增强艺术创作和乡村保育的自主性。左靖团队则试图通过空间、文化、产品和关系的有机融合，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如其运营的“碧山工销社”系列店集合了出版、展览、零售、手工艺等多项体验，构建一个互补型的城乡互动文化空间。在这些实践中，协同参与并非意味着消解艺术家的专业价值，而是要求其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地方知识系统，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成为激发社区内生创造力的催化剂。

其次，协同参与原则还需要形成制度化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艺术的“触媒”作用，在政府、市场和社区的互动中建构长效的价值转化机制。例如，在“青田范式”的多主体互动机制下，政府负责基础设施配套，艺术家主导创意设计，公益组织提供物质资源，村民委员会监督实施。项目前期，渠岩与乡民、乡贤通过访谈与观察整合集体知识，梳理文化脉络，定期组织村民讨论地方需求。在此基础上，与政府、社会组织、乡民联合完成“一口口水”“烧番塔”等参与式艺术项目，在增强社区联系的同时，将乡村价值转化为社会关注与经济效益。艺术家退场后，当地公益组织仍然秉承艺术家的乡建理念，运营乡村公共空间并延续文化传播，与乡民合作举办研学项目、读书会和节庆活动等。在“青田范式”的经验中，设置资源共享与责任共担的协同参与机制是艺术介入得以成功的关键。此时，艺术实践不仅服务于外部审美需求，更能回应地方社区的内在诉求，“地方再造”成为集体行动的成果，构建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恢复的韧性。〔46〕

（三）具身传达

地方经验是通过人群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实践日复一日操演出来的，身体的移动与感知在空间与时间中交织，形成了地方内部生活节奏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乡村地方性的核心特质。〔47〕传统乡村文化的形成以村落空间为依托，以村民共同参与为特征，是一种建立在村落历史记忆、精神文化、生产生活之上的文化综合体。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与打工经济的兴起，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乡土文化所依赖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日渐消退，乡村场域中的文化实践逐步“退场”。在这一前提下，艺术介入乡村需秉承具身传达原则，即强调身体性的投入和沉浸，坚持“第一现场”的原生性，恢复地方的日常互动。需注意的是，这种具身性并非内在于某一客体或事件，而是显影于具体场景中所有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从建筑修复到节庆仪式，从媒介传播到巡回展览，艺术介入是一个完整且持续的过程，促使乡村经验从静态的展示转变为动态的感知过程，为地方再造赋予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通过这种原真性的重溯，在对内层面具身传达有助于主体性重塑。以真实的身体感知来传递地方的真实质感，作品和活动得以承载真实的生命力。例如，在青田村的“烧番塔”项目里，当乡民亲身参与到经艺术恢复的地方节庆中，身体被构建为蕴含行动、审美和社会的完整结构，激发他们更深层次的认同与更坚实的主体性，地方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联结过去和未来，缓冲了认同的断裂和乡土性的弥散。〔48〕（图4）与此同时，具身传达也指向对外层面的共识构建。乡村的地方经验往往难以通过传统的展览或影像记录完整传达，因此让外部受众来到现场进行身体性的参与，成为打破城乡二元、建立文化共鸣的关键。例如在大南坡村，左靖团队与村民合作发起“南坡秋兴”年度活动，通过身体共处、民俗欣赏、集体创作等方式，让外部参与者深度融入乡村生活，感知地方性的独特节奏。此时，乡村地方性从被观看的对象，变成一种被体验、被共同塑造的动态过程。（图5）通过将乡村的印记与资源向更广泛的受众传递，艺术介入能跨越地域界限构建情感共鸣与社会共识，将地方潜能转化为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当代价值，也确保了地方性知识的活态传承与社会认同。

图4 2025青田烧番塔暨成人礼活动现场 杏坛镇宣文办

图5 “南坡秋兴2025”活动现场 图片来源/张鑫｜左靖工作室

从情动叙事、协同参与到具身传达，三者共同构成了驱动“地方再造”路径有效运转的方法论体系。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贯穿于发掘、重构、共享的全过程，通过情感共鸣、社会协作与身体经验的多维互动，赋予艺术乡建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情动叙事以感性表达捕捉地方记忆，深化主体对乡村的认同；协同参与通过多元主体协商平衡权力结构，确保艺术实践与社区诉求的契合；具身传达则依托身体在场的沉浸体验，使地方知识超越符号化展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这三个原则相互交织、层层递进，不仅强化了路径各阶段的实施效果，更在整体上推动艺术介入从物理改造升华为社会赋权，最终实现地方性从静态传统向活态文化的动态转化。由此，乡村社会主体性得以在艺术与日常的深度融合中重新确立，形成兼具文化韧性与社会创新价值的可持续机制。

作为社会实践的介入性艺术，不再局限于美学表达，而是一种广泛的赋权过程。〔49〕在艺术乡建的话语与实践中，这一赋权过程集中体现为乡村文化身份的建构。本文通过对艺术介入乡村的理论基础、实践特征、面临困境的系统探讨，提出“地方再造”的在地实践路径，试图为乡村复兴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一路径要求艺术实践超越物质空间的表层改造，转而将艺术作为人文环境载体来重塑乡村文化身份和社会价值。在实践脉络上，通过地方的“发掘—重构—共享”，激活乡村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乡村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与交流。在创作原则上，以“情动叙事”捕捉乡村的独特情感与美学特质，以“协同参与”确保艺术实践与乡村建设的融合，以“具身传达”增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在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地方再造”的在地实践路径，有望为乡村与城市的深层互动开辟多元路径，同时为艺术介入背景下乡村主体性的建构和乡民文化自信的建立提供坚实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地方性评估指标的构建，分析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实践模式和经验教训。此外，还可以关注艺术介入乡村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区参与的机制，以促进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

注释：

〔1〕M. Woods, “Rural geography III: Rural futures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36, No.1, 2012, pp.125-134.

〔2〕Lacy Suzanne, Mapping the Terrain: New Genre Public Art, Bay Press, 1995, p.19.

〔3〕王宝升、尹爱慕《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个案比较研究》，《包装工程》2018年第4期。

〔4〕曾莉、齐君《环境、文化、产业——论艺术乡建历程上的三个主要范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0年第2期。

〔5〕林卓《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公共艺术》2018年第5期。

〔6〕渠岩《乡村危机，艺术何为？》，《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

〔7〕刘姝曼《乡村振兴战略下艺术乡建的“多重主体性”——以“青田范式”为例》，《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

〔8〕唐静菡《中外“公共艺术”的起源、发展类型比较研究》，《美术观察》2022年第6期。

〔9〕Nina Felshin, “Introduction”, in But is it? The Spirit of Art as Activism, ed. Nina Felshin, Bay Press, 1994, pp.9-31.

〔10〕王南溟《乡建、艺术乡建与城乡互动中的几种理论视角》，《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

〔11〕高建平《美学的围城：乡村与城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7卷第5期。

〔12〕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3〕季中扬《“艺术乡建”的审美理念及其文化逻辑》，《粤海风》2021年第5期。

〔14〕方李莉、范晓颖《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美术》2023年第7期。

〔15〕孙君《艺术的想象与乡村的真实》，《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

〔16〕李叶、左靖《左靖：乡村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设计”》，《设计》2023年第12期。

〔17〕梁钦东、周飞舟、渠敬东等《乡村振兴：跨界构建与文化自觉》，《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

〔18〕渠岩《同舟共济：艺术乡建中的多主体联动机制与在地实践》，《公共艺术》2024年第1期。

〔19〕张颖《概念、方法与路径：艺术赋能乡村的三个基本问题》，《美术》2024年第1期。

〔20〕王志亮《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在乡村的共生实践（引论）》，《艺术当代》2016年第10期。

〔21〕孟凡行、康泽楠《从介入到融和：艺术乡建的路径探索》，《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9期。

〔22〕张颖《异质与共生：日本当代艺术乡建诸模式》，《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23〕李艳、毛一茗《“在地性”观念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在地实践》，《艺术评论》2020年第6期。

〔24〕Fred Lukermann, “Geography as a Formal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the Present Study of Loc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54, No.1, 1964, p. 167.

〔25〕[美] 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26〕[美] 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商务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27〕J. Friedmann, “Reflections on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the Citie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1, No.2, 2007, pp.257-279.

〔28〕D. Harvey,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in: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1996, pp.291-326.

〔29〕俞孔坚《回到土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30〕方李莉、向丽《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1〕[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杨德睿译《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0页。

〔32〕韦苑《考现学溯源与摄影的考现应用》，中国摄影杂志社官方网站，https://www.cphoto.com.cn/content/article/101054.html（2024年9月10日）。

〔33〕Miwon Kwo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Notes on Site Specificity”, October, 1997, No.80, pp.85-110.

〔34〕罗易扉《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35〕[日] 北川富朗著，欧小林译《乡土再造之力：大地艺术节的10种创想》，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7页。

〔36〕刘鹏飞《焦兴涛谈羊磴计划——重建艺术与生活的连接》，《艺术中国》2022年6月22日，http://art.china.cn/txt/2022-06/22/content_ 42011075.html。

〔37〕李竹《作为日常的乡土性景观——一个非典型的乡村美术馆“小春堂”》，《美术观察》2021年第5期。

〔38〕任海《当代艺术的生成式审美——作为认识日常生活世界模式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7期。

〔3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40〕张颖《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本土化问题与方法论困境》，《民族艺术》2021年第5期。

〔41〕邓小南、渠敬东、渠岩等《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42〕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p.316.

〔43〕向丽《怀旧·乡愁·乌托邦——中国艺术乡建的三重面向》，《民族艺术》2021年第3期。

〔44〕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esthetics, trans. Simon Pleasance et al., Les presses du réel, 2013 (French original published in 1998 as 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 pp.14-16.

〔45〕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146-156.

〔46〕张海彬、吴晓倩、张海琳《艺术乡建参与者的主体融合与共生》，《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5期。

〔47〕David Seamon,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No.70, 1980, pp.279-281.

〔48〕屈行甫《艺术介入背景下乡村民俗活动的柔性活化及其文化价值——以广东顺德青田烧奔塔民俗为例》，《美学研究》2024年第4期。

〔49〕Malcolm Miles, Art, Space and the City: Public Art and Urban Futures, Routledge, 1997, pp.99-106.

陈爱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