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173 ：艺术与哲学如何回应战争荒诞？

更新时间：2026-03-09 17:13  浏览量：1

1、苏黎世达达主义的诞生，以反理性的艺术狂欢反抗战争与文明的荒诞本质。1916年，为躲避一战战火，来自德、法、俄等国的艺术家胡戈·巴尔、特里斯坦·查拉、汉斯·阿尔普、苏菲·陶柏等人聚集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共同发起达达主义运动——“达达”源自婴儿牙牙学语，意为“无意义”，恰是对战争非理性的直接回应。他们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大规模屠杀与社会疯狂，坚信传统理性文明已沦为战争帮凶，试图通过“无个性、集体化的基本艺术”拯救人类。酒馆中的表演充满挑衅：巴尔身着奇装异服朗诵无意义“声诗”，陶柏跳着粗暴机械的舞蹈，查拉从布袋中随机抽取单词拼凑诗歌，立体主义戏剧伴随刺耳杂音上演。这种彻底颠覆传统艺术秩序的表达，以荒诞对抗荒诞，成为对战争荒诞最尖锐、最直接的艺术反击。

2、汉斯·阿尔普的随机拼贴与木刻作品，以偶然性与纯真性探索艺术本质，批判战争催生的理性狂热。1916-1920年间，躲避战乱的阿尔普创作了两类核心作品：一类是色彩明快的玩具式木刻拼图，用红、黄、蓝等原色描绘简化的云朵、树叶与生物，充满孩童般的天真；另一类是标志性的随机拼贴画，他将彩色纸条撕成不规则条状，随意抛撒在画布上，待其落地后固定形成自然构图，代表作《根据偶然法则排列的正方形》便是如此诞生。阿尔普宣称“偶然性是上帝的意愿，是摆脱人类理性偏执的救赎”，这种放弃主观操控的创作方式，既呼应了达达主义“重获纯真与明晰”的核心追求，更以艺术的无序性，深刻批判了战争背后“理性规划屠杀”的荒诞逻辑，看似简单的形式下藏着对文明异化的沉痛反思。

3、库尔特·施维特斯的“梅尔茨”拼贴，以战争废墟中的垃圾为材料，重构对腐朽文明的尖锐谴责。与苏黎世达达的随机创作不同，施维特斯在战后汉诺威的街头，执着搜集战争留下的废弃物——烧焦的报纸碎片、剥落的布料边角、锈蚀的木屑、破碎的邮票与车票，这些沾满尘埃与创伤的材料，成为他创作的核心元素。他将这些“文明的残骸”精心布置，命名为“梅尔茨”（源自报纸广告中“商业银行”的德语缩写，意为“融化、重组”），代表作《梅尔茨1A》中，杂乱的材料在色彩与构图上形成隐秘的和谐，既记录了城市的苦难与荒芜，更隐喻着引发战争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崩塌。施维特斯的拼贴画不是简单的废物利用，而是用破碎重构真相，以艺术的秩序对抗战争的无序荒诞，成为时代的悲情挽歌。

4、柏林达达主义的政治化转向，以尖锐的视觉批判，抨击普鲁士军国主义与魏玛共和国的乱象，回应战争遗留的荒诞现实。1918年，曾参与苏黎世达达的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将运动传入柏林，拉乌尔·豪斯曼、格奥尔格·格罗茨、汉娜·赫希等艺术家加入后，达达主义从纯粹的艺术反抗转向激进的政治批判。他们摒弃传统拼贴，改用合成照片、漫画与文字组合，直击社会痛点：豪斯曼的《机械头》将钟表齿轮、电线与人类面部拼接，讽刺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格罗茨的《共和国机器人》描绘战争致残者戴着礼帽、挥舞国旗的怪诞形象，这些半人半机器的傀儡，既是魏玛共和国政治腐败的隐喻，也是战争创伤的视觉化呈现；赫希则通过性别视角，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与军国主义的残暴。柏林达达以艺术为武器，撕开了战后社会“虚假繁荣”的面纱，用荒诞的视觉语言回应荒诞的现实。

5、巴黎达达主义的兴起与超现实主义的萌芽，通过探索无意识的创作力量，回应战争带来的存在荒诞。1920年，查拉将达达主义传入巴黎，迅速得到安德烈·布雷东、路易·阿拉贡、菲利普·苏波等青年文人的响应。巴黎达达以文学为主要阵地，创办《文学》《达达》等杂志，通过公开演讲攻击公众审美、制造社会丑闻，迫使资产阶级直面战争带来的虚无与荒诞。布雷东等人不满于达达的纯粹破坏，开始探索“自动书写”技术——在无意识状态下快速记录思想，不受理性约束，释放“思想的类比序列”，代表作《磁场》便是集体自动书写的成果。1924年，布雷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将这种对无意识的探索系统化，他在宣言中坦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大作用”——正是战争的荒诞让现实失去意义，才促使他们转向内心，在无意识中寻找真实与自由。

6、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一战前线的炮火与孤寂中，完成《逻辑哲学论》，以逻辑的确定性回应存在的荒诞与世界的混乱。1914年，25岁的维特根斯坦怀着“直面死神以澄清思想”的浪漫主义情怀，主动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战壕、火炮阵地与战俘营中，他始终随身携带笔记本，持续思考语言、逻辑与世界的关系。战争的死亡威胁与生存困境，让他摆脱了日常的思维桎梏，获得了创作的极致灵感——“当世界的一切都变得荒诞，唯有逻辑能提供确定性”。1918年11月，他在意大利战俘营中完成《逻辑哲学论》手稿，这部著作以7个核心命题为框架，用编号短句呈现，提出“语言与世界的图像理论”，主张“凡不可言说者，应保持缄默”。他试图用严谨的逻辑为思想划定清晰边界，在荒诞无序的战争时代，为人类寻找精神的锚点。

7、《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与传播，彻底重塑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其严谨性与决绝态度，恰是对战争时代思想混乱的深刻回应。维特根斯坦的手稿最初因思想过于激进，屡屡遭到出版商拒绝，直到1922年，在罗素的极力推荐与亲自作序下，英文版才正式面世，一经出版便引发哲学界轰动。凯恩斯读完后评价：“这本书主宰了剑桥所有基本问题的讨论，它的清晰与深刻让一切旧有哲学显得模糊不清”；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更是将其奉为圭臬，吸收其“语言的局限性”“逻辑同义反复”等核心思想，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兴起。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宣称“已解决所有哲学难题”，战后毅然放弃哲学，前往奥地利乡村担任小学教师。这部著作的极致严谨，与战争时代的非理性荒诞形成强烈反差，其影响跨越哲学界，深刻波及艺术、语言学与思想领域。

8、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俄国至上主义，以纯粹的几何抽象抵达艺术本质，用形式的绝对清晰，回应战争现实的荒诞与混乱。一战期间，马列维奇彻底摒弃传统绘画的具象元素与叙事功能，创作出标志性的“黑色方块”——白色画布中央的黑色正方形，1915年在圣彼得堡“0.10”展览中首次亮相，被他称为“零形式”，象征艺术的起点与本质。后续创作的“白色方块”（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正方形），进一步推向纯粹抽象。他深受数学与俄国诗歌影响，在理论著作《至上主义》中提出：三角形、圆形、矩形等几何形状是自然的基本形式，具有“简洁、明晰、洁净”的数学特质，至上主义是“纯粹情感的艺术”，旨在摆脱现实的束缚。面对战争对现实世界的摧毁与异化，马列维奇转向非具象的几何世界，试图在纯粹形式中寻找超越荒诞现实的永恒本质，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艺术终极意义的追问。

9、俄国构成主义的革命实践，将艺术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用工业美学与实用主义，回应战争带来的文明崩塌与荒诞，试图重建有序的社会秩序。十月革命后，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亚历山大·罗琴科、埃尔·李西斯基等艺术家发起构成主义运动，积极响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五戈比艺术”理念——创造价廉物美、人人可享的无产阶级艺术，服务于社会重建。构成主义作品以飞机机翼、铆钉、金属板、玻璃等工业元素为核心，强调“运动”与“实用”，模糊了艺术家与工匠、建筑师与工程师的界限。塔特林1919年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以1300英尺高的螺旋上升式斜塔为主体，内置玻璃展厅，象征革命的进步与透明，虽因战后缺乏材料仅停留在模型阶段，却成为构成主义“有用的永动机”的核心象征。他们用艺术的建构性对抗战争的破坏性，试图通过艺术重建社会秩序，回应时代的荒诞与混乱。

10、亚历山大·罗琴科的摄影与海报创作，将构成主义理念推向大众，让艺术成为革命的宣传工具，以视觉力量对抗战争遗留的荒诞现实。罗琴科早年从事绘画，后因认为“绘画脱离无产阶级大众”，彻底放弃画笔转向摄影与海报设计，坚信摄影是“最无产阶级的艺术”，具有现代、谦逊、真实的特质。他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合作成立“罗琴科-马雅可夫斯基工作室”，创作了大量革命海报，运用重复构图、夸张失真、局部放大等技术，传递工业化、集体化的革命理念，代表作《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以齿轮与工人形象的拼接，极具视觉冲击力。他的摄影作品擅长俯拍、仰拍与特写，捕捉日常场景中的革命精神；同时提出“艺术应像大街上的叫喊一样引人注目”，坚决反对艺术成为“有产者的补丁”或“穷人的宝石”。罗琴科将艺术与政治、大众生活深度绑定，用直白有力的视觉语言，动员民众对抗荒诞的战后现实，参与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