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艺术品”还是“淫秽物”？法律视角下的创作自由

更新时间：2025-07-14 00:46  浏览量：1

近百名年轻女性创作者，因在海棠文学城发表耽美小说，被认定涉嫌 “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面临跨省约谈、自首甚至刑事处罚。

有人为求缓刑四处借钱，有人自费坐飞机去外地公安局 “认罪”，即便最终罚款了事，刑事案底也可能伴随一生。

当法律的尺子遇上小众的表达，我们该如何划定自由与边界的红线？

“淫秽物品” 是这场争议的核心，但这个标签的定义，却停留在三十年前。

1993 年，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明确将 “同性性爱描写” 列为淫秽物品，认为这类内容 “会勾起性欲、让人道德腐化堕落”。而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一部作品是否 “淫秽”，往往由两三名公安人员说了算，他们既无专业资质，也无需对判断逻辑负责。

这种界定方式，早已与社会观念脱节。

中国政法大学陈碧教授指出，刑法对 “淫秽” 的认定，本质上是用道德判断替代了法律逻辑。“法律说‘淫秽物品会诱发犯罪’，但没有数据支撑”。

北京大学赵宏教授则从宪法角度提出质疑：“艺术自由是基本权利，但我们很少讨论它的边界。耽美作品即便包含性描写，难道就不能被纳入艺术自由的范畴？”

更讽刺的是，法律打击 “淫秽物品” 的传统理由，“保护女性”，在耽美作品中完全失效。

传统色情作品常物化女性，而耽美创作多是女性视角的自主表达，甚至暗含对父权文化的解构。当执法者以 “保护女性” 为由处罚她们时，更像一场对女性自主意识的 “越俎代庖”。

海棠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几乎是一场女性内部的 “对话”，创作者是女性，读者是女性，连争议的焦点，都绕不开女性该如何表达欲望。

耽美文化从日本传入后，在中国成了年轻女性的 “精神自留地”。她们通过书写男性之间的情感与欲望，避开传统男女叙事中女性的 “被凝视” 地位，获得一种更自由的情欲想象。有年轻读者说：“看耽美时，我不用焦虑如何取悦男性，只是单纯感受情感的流动。”

但这种表达，却常被贴上 “低俗”“不道德” 的标签。

陈碧教授观察到一个矛盾：“女性主义内部也有分歧。有人说‘要禁绝淫秽物品保护女性’，但另一些女性说‘不用你保护，这是我的自由’。” 当法律以 “保护者” 自居时，反而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压制，仿佛女性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需求，必须被 “正确的价值观” 规训。

赵宏教授则提到更深层的撕裂：“同样是刑法领域，我们反对作品刻画‘男性征服女性’，却又不容忍女性自主表达情欲。这背后，是对女性‘规训式’的期待，既希望她们‘纯洁’，又害怕她们‘失控’。”

“今天可以因为一篇小说跨省抓人，明天就可能因为一句言论、一个小众爱好动用刑罚。” 赵宏教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法律的威慑力，源于其稳定性与可预测性，而非 “想抓谁就抓谁” 的随意性。当 “鉴黄师” 的主观判断能决定一个人的罪与罚，当 “社会公德” 的帽子能随时扣下，每个人的表达自由都可能岌岌可危。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始终缺乏一套科学的 “分级制度”。电影、书籍、网络内容至今没有明确的年龄与内容分级，导致 “一刀切” 成了最省事的选择：要么全禁，要么放任。陈碧教授直言：“不做分级，却怪创作‘越界’，就像不给路标，却罚司机走错路。”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应跟着社会观念生长；自由不是 “多数人的狂欢”，更要给少数人留一方天地。那些为耽美作者发声的人，未必都读耽美小说，他们只是怕：下一个被贴上 “异端” 标签的，可能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表达。

就像爵士乐从 “下流音乐” 变成高雅艺术，就像荧幕上的亲吻从 “禁忌” 变成日常，所有自由都是在一次次博弈中，慢慢展开的。

法律的进步，从来不是突然的革命，而是在每一次争议中，慢慢校准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