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阐释：从袁安碑形制到中国士阶层的石刻传记传统——兼及艺术史研究方法中的“实物优先”原则

更新时间：2025-08-07 23:09  浏览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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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美术大观》2025年第3期

作者 l 杨频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本文通过复原袁安碑圭首形制，梳理东汉文字刻石的不同类型与图像谱系，寻绎讨论了父子三公袁安、袁敞之墓碑的产生背景与篆书缘由，及其圭首带穿之形制出现，对于其后士阶层石刻传记模式的可能影响。班固（32—92）时代以后，士人个体传记意识逐渐成熟，特制形式的文字碑刻及其竖立仪式成为个体德行与功绩的重要宣扬媒介，在选官制度背景及后来清浊对抗的舆论需求下，也帮助士人提升个体、家族及其所属团体的政治声望。而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圭首带穿是士族传记墓碑的早期流行样式。通过整理东汉前中期碑刻考古信息，可以发现，实物图像及其谱系，蕴含丰富信息，本身潜含阐释的逻辑，应当成为今天金石书法乃至艺术史研究中的优先方法原则。

自民国中期发现以来，袁安碑都被金石学家与书法史家著录为平首碑刻，这其实是错误的。事实很简单，石碑在明代被石工裁作供案，去掉尖头，改成了长方形，自民国时期再次现身和被著录以来，没有学者注意其形制的改动，所有拓本也都是方整平首的图像，于是以讹传讹，以为这是一块平首的汉碑。

这就涉及笔者多年前所论及传统金石学研究中的方法路径问题：记载信息不断减损，从三维到二维甚至一维，即实物—拓本—文字著录。[1]在复制与出版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这是一条最为便捷高效的治学路径，但是其代价，则是丰富、立体的实物信息的断崖式损失，如果拓本、著录出现版本变化或失误，就自然难以避免以讹传讹。一般而言，过去的金石学研究成果多筑基于前贤的文字著录与结论之上，虽然结合拓本细节也是常见的手段，但是，拓本细节受到拓制纸张、湿度和捶拓技术的不同影响，与实物细节已经多有不同。而回到实物细节，则受到交通不便等时空条件的多重限制。因此，通过访碑勘查，追寻实物立体信息，以核验前人著述的准确与可靠性，在交通便利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袁安碑形制的错误记载，以及汉碑著录中一些代代相传的错误信息，还只是很小的问题。传世重要汉碑百十种，这块汉碑（还包括袁敞碑）为什么尤其重要呢？本文的梳理研究表明，它可能涉及国人“树碑立传”传统的开端问题。对于中国纪念碑传统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起源性考察。

即是说，后世盛行的传记墓碑，源自东汉中期以来出现的两大基本型（圭首及后来的半圆首），以圭首之袁安碑（含袁敞碑）为存世确切的先例。尽管还有少数看不出形制的残碑或许也出自同一时期，但是相关的著录都不尽准确，笔者将另文逐一辨析其著录的问题。

袁安碑作为先例的判断，似乎有些主观，更妥当的说法是，袁安碑与袁敞碑是中国士阶层[2]“树碑立传”开创期高层精英之典范作品。自此以后，士人传记墓碑开始有了自己的类型式样，并多元发展、延绵至今。

这个论断的图像证明是本文的重要任务。

一、袁安碑的形制真相：圭首证据及其图像复原

通过实物图像细节，我们先看看一直作为错误常识的平首墓碑代表之袁安碑，为什么实际上是圭首形制。

图1与图3分别显示了袁安碑左上角和右上角两边残留的斜面状况与平滑质感。结合碑上端横向的凿截位置（图2），我们可以明确，袁安碑在明代被截去圭首时，石工并未从圭首底边的界格线开凿，而是上移了大约3厘米，无意中残留了碑左右两侧的小段斜坡（图4）。

图1ˉ袁安碑左上角斜面

图2ˉ袁安碑顶端横截位置及糙面

图3ˉ袁安碑右上角斜面

图4ˉ袁安碑顶斜面，平滑度与侧面相同

图5是袁安碑的拓本，图6则是根据残留坡面作出的袁安碑复原图。

图5ˉ袁安碑拓本

明代石工裁截圭首的刀法比较粗糙，属于简单加工的性质。但两侧残存的斜面很光滑，与碑正面和双侧的光滑度近似，明显是东汉制碑之时进行的系统、工细的打磨。两侧坡度在45°左右，石碑正面宽度为73cm，据此，我们可以测算复原出袁安碑的圭首大致尺寸，其圭首三角部分高约40cm。据河南博物院公布的残存碑高数据为139cm，加上底边被截掉的一行文字高度，袁安碑总高在180cm—200cm（图6）。

图6ˉ袁安碑复原图（含底边被裁一行文字）

过去的观察者没有注意到袁安碑上端左右残存的光滑斜面，加上流传拓片之平首的印象已经先入为主，因此对于实物的细节也就习惯性地有所忽略。然而，一旦我们观察到实物两侧光滑斜面的特征，就不可能继续视而不见。恢复圭首的形制，不仅由想象力决定，也由数学原理决定。

这样，以前根据石刻正面并不完整的拓片图，而得到袁安碑平首的错误印象，及其带来的汉碑形制方面不必要的分类混乱，都有了一个校正的机会。总体上，我们可以总结说，东汉墓碑形制基本就是两大类型：圭首与半圆首。后面的石刻谱系及代表性图像告诉我们，半圆首墓碑要晚出现三十多年。

二、袁安碑的制作时间：事件背景及其逻辑推断

马衡先生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袁安碑必然立于105年之后，因为碑文中有“孝和皇帝”的谥号，而和帝刘肇卒于105年，立碑当在此后。马先生进一步推测，袁安碑与袁敞碑很可能同时刊立，即同在117年。日本学界很早就吸收了马先生研究成果，关于袁安碑的著录大都是“约117年”。反观国内提到袁安碑的文字，无一例外都沿用错误的标注——“公元92年”，对马先生提到和帝谥号问题视而不见，勉强以袁安卒年为立碑时间，明知有误，依然以讹传讹，直到成为错误的常识，不断误导后来的学者。

这种忽视前贤成果的现象令人遗憾。由于碑刻制作是东汉中后期才逐渐成熟和流行起来，那之后的立碑时间才基本和墓主卒年有关，其中不少还是族人子孙或者后辈补刻。因此，直接将卒年作为立碑时间，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惰性的思维。

回到袁安碑的制作时间，笔者认为，马衡先生是极具考证敏感力的，尽管没有更多的推考条件，他推测袁氏二碑同立的直觉却符合事理逻辑。下面我们略从几个方面考察推证一下。

1.以袁安的身份、内政外交贡献与意见领袖的重臣分量，立碑不可能无铭诔赞语。但石碑仅有籍贯履历职官大事记，而没有赞语评价，显然是事出有因且别有隐情的。

2.袁安虽卒于92年，但以传世及出土汉碑考古谱系而言，当时尚无“树碑立传”的意识和传统，且碑文中出现和帝谥号，立碑必然是袁安卒后又十三年之后才能出现的事情，若无明确理由追立，应该与其子袁敞的重大事件有关。

3.袁安碑与袁敞碑书刻风格、章法安排与界格大小皆相似，马衡先生总结说“高广同式”。且开头都是直呼职官姓名，不避名讳，只可能出自朝廷所立。加上篆书精美同调、碑文结构同一、制作精良同式，最可能为一时、一地、同一团队、同一事由所为。换句话说，袁安碑的低调安排，与后面论及的袁敞碑产生背景直接相关。

4.最关键的是，父子两碑内容存在明确的互文共生关系。

“袁敞叔平”[3]的称呼方式与“袁安召公”相同，唯父碑有籍贯，子碑则省略，避免了同一语境的表达重复。另外，父碑首行言“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子碑首行笔者考证补释为“司空公袁敞叔平，司徒公之少子……”[4]，其后是同样的简历、薨葬日，可见文章结构完全一样。子碑提到其父“司徒公”时不言姓氏，这种相映而互补的互文效果，及直呼其名的方式，正显示出两碑同由朝廷所制且袁安碑具备背景作用的特征，客观上还表明两碑相距不远，同立于以袁安为长者的京郊袁氏家族墓园中[5]。表1为两碑内容结构比较。

表1ˉ袁安碑与袁敞碑文字的互文结构比较

5.袁敞本传里提到他因冤案被策免，随即自杀，很快，掌权的邓太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与上下舆论的哗然，才有了“薄敞罪，隐其死，以三公之礼葬之，复其官”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当时任命三公与诸侯王，要用篆书之策（罢免则用隶书），那么复官司空的策命，自然也必须使用同一书体，这是袁敞碑用篆书写刻的根本原因，并影响到袁安碑的字体选择。

其次，这之前的三公葬礼，朝廷有很多赙赗方式，一律并无刻石的记载，安帝、顺帝以后才渐次出现刻石。为司空袁敞平反而刻石，很可能是一个正式的转折点。而这次刻石不但用篆书，开篇即其职官姓名（司空公袁敞叔平），显然即有朝廷“复其官”的功能意图。

最后，与其父袁安同用三公规格的篆书，同用“薨”字定性（而非自杀），意在向世人表明朝廷的盖棺论定，“隐其死”的目的也达到了，《安帝纪》中记载袁敞卒时，即用了薨字，而不言其自杀，可见朝廷安排的几项任务悉数完成。

6.朝廷对袁敞仕宦履历的整理和发布，表明朝廷认可他一生的功劳，这其中当然也有其父袁安培养之功，因此一代名臣、朝廷昔日的股肱之臣袁安的履历，也是值得发布和纪念的。我们强调两碑同用“薨”字（图7、图8），暗示朝廷为袁敞“隐其死”的尴尬目的，同时也借袁安背书，同立两碑，含蓄感怀父子两代三公的政治功绩。又因为刚“薄敞罪”，不方便转头又来赞颂，就用了发布履历的低调平实方式。袁安碑被同调安排，背后隐情或当如此。

图 7ˉ袁安碑用“薨”正常

图 8ˉ袁敞碑用“薨”隐其死因

综上所述，袁安碑最可能的制作追立时间，即与袁敞碑同时为117年。目前尚没有其他文献证据，可以得出另外的符合逻辑和情理的时间结论。

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117年的袁氏父子碑是否即是目前所见汉碑谱系中早期的士人石刻传记作品？汉碑谱系可以如何分类？祭祀类石刻谱系又具有怎样的史识价值？

三、袁安碑产生之前与之后：关于东汉祭祀类石刻考古材料的类型与整理

根据汉代文字石刻功能划分，我们可以大体归纳为三个大类：纪功宣示、墓葬祭祀及契约界标杂类等。纪功宣示以秦刻石系列发其源，光武帝泰山封禅刻石继其伍，士人精英则以89年班固《封燕然山铭》为影响最著，此一事功类、工程类长篇刻颂，此后作为碑刻分支传统沿袭不绝，这是第一大类。限于本文主旨，第三大类（田土契约界标杂类石刻）暂不涉及，本节主要梳理第二大类（东汉祭祀类石刻）的类型与谱系。

墓祭类文字刻石，西汉似已有简陋雏形，以河平三年（前26年）麃孝禹刻石为知名，但仅有葬时、葬地、人名等极少信息。新莽期间有坟坛刻石与莱子侯刻石等。以上俱无所涉墓主之生平信息。兹将东汉前中期墓祭类文字石刻整理如表2，以墓主传记之有无为附带考察项，山川神灵类一并纳入。

表2ˉ东汉后期以前墓祭类文字石刻信息一览表

综上列表，可以发现袁安碑之前与之后的一些墓祭类石刻的规律特征。

1.袁安碑之前，仅有极少形制独立的文字刻石，信息少，几无传记功能。[6]其他涉及祭祀类相关文字，则多附着于神道阙、祠堂壁、墓室柱或画像石空白处，但这类附属的“题记文”不同于后来成熟的碑文，而主要是建造者述孝行、祈福吉的内容，对墓主少有生平传记介绍。

2.西汉及东汉前期缺少独立和成熟的汉碑，绝非因为后世集中毁坏了这一阶段的作品。以汉碑出土概率言，出土大量汉碑多属东汉后期，也仅仅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碑刻才开始成熟并迅速进入风行阶段。今天，我们基本可以参考传世和出土文物的代表作品，来梳理东汉后期石碑发展、成熟的阶段性过程，同时梳理出当时碑文体逐渐成形和成熟的过程。

3.袁安碑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所有神道石阙、祠堂建筑及墓室画像石空间，主要承担建造者表述孝行、哀思的功能。而后世所谓墓碑，即带有墓主传记文字的独立石刻，其典范形制尚未出现。可以补充的历史想象是，117年首都洛阳东南郊，在朝廷特意安排“三公之礼葬”隆重的平反复官仪式上，首次出现了袁安碑、袁敞碑之圭首带穿的形制（或许取象于朝廷策命或经典玉圭形式，其寓意已有多位学者解读）。这一形制因其象征寓意，及父子三公并其偶发事件的时代影响力，而逐渐成为士阶层传记墓碑的参考样式，比如141年洛阳北郊的冀州从事冯君碑、142年山东济宁的北海相景君铭、147年山东济宁的敦煌长史武斑碑等。

4.圭首带穿之形制，应该是墓碑流行前期的主流（图9～图12）。而一般认为典型的汉碑形制，即半圆首带穿及晕纹（后来演化为螭龙形）的墓碑，出现要比圭首晚三十多年，其最早的雏形，为154年山东曲阜孔林中所立的孔谦墓碑（图13），碑型小，晕纹处理也比较简单原始。直到十年后的孔宙碑（图14），才发展出典型的晕纹处理形态，或许因其儒学圣地的典范感召，而渐为士人所熟知，并逐渐取代圭首碑形，后来居上，成为历代中国式纪念碑的总体主流形制。

图9ˉ冯君残碑，141年

图 10ˉ景君铭，142年

图 11ˉ武斑碑，147年

图12ˉ郑固碑，158年

图 13ˉ孔谦碑，154年

图14ˉ孔宙碑，164年

5.从东汉中期最早出现圭首墓碑并流行约一个世纪的事实来看，唐代以来注家所谓汉代墓碑乃模仿先秦下棺、辘轳穿孔绕繂的解释，是相当片面和缺少实物论证的。东汉最早的传记墓碑是圭首，何必模仿辘轳穿孔绕繂的痕迹？圭首与绕繂二者之间，无法产生联系。

6.东汉前期（25—100年左右），在形制丰富的墓葬石刻世界中，文字纪念的功能，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在神道阙柱、石享堂（柱、壁）的局部位置实现。从制作的经济角度看，并不需要单独磨制一块承载文字的墓碑。袁安碑、袁敞碑产生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因为轰动性事件及三公高位的舆论影响力，而成为一个时代示范性的、独立的墓碑作品。

通过简单的谱系列表和图像排列，本节尝试推论，袁氏父子三公墓碑之后，制作讲究的独立传记墓碑，才作为有时代感召力的新生事物，开始受到士人阶层重视，并逐渐流行。

7.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基于大量考古材料，简要梳理了战国到东汉墓外设施的变迁，或可印证本文以上的观点，“战国时代，在诸侯陵墓的地面上，已有建‘享堂’的……到了汉代，地主官僚们则盛行在墓前设祠堂，并在墓域的前方立墓阙。有的墓前还置立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前置石雕立体人像的，亦颇不乏例……从东汉开始，还流行在墓前立石碑，碑文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和平生的主要事迹，加以宣扬，这就是所谓‘树碑立传’”。[7]

8.当然，他的总结还比较大略，墓前立石碑记述平生主要事迹，要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具体的时段，据传世实物谱系，就是袁安碑、袁敞碑所刊立的时代，即2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

神道柱、阙的题记及画像石题记类，从东汉前期一直沿袭发展到后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其本身占据的空间，虽然完全能够承担墓主传记功能（即刊刻“君父之功美”），但始终都没有实现这一功能的转型。即回顾东汉以来相关文献，涉及“君父之功美”的文字，并没有在显眼的神道阙、柱等已经成熟流行的石刻类型上刊刻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记功能之独立圭首墓碑的应时出现，是东汉中期以后，士阶层政治与精神生活层面新增的需求，显示出在神道柱阙和祠堂题记之外的、专门的表达需要和形象设计（圭形）。虽可能源于一些时代性的偶然事件，却也是当时精英个体传记意识成熟之后逐渐形成的集体选择。

进一步说，在墓地石刻群落中，独立圭首墓碑的出现，伴随着士阶层高度的精神追求（唯德不朽、垂示后昆）与政治希冀，也促进了碑石制作的精良和刀法的细腻。逐渐成熟的士阶层传记碑刻，无论篆隶，点画多以双刀细致刻成，接续了袁安碑、袁敞碑精致的书刻传统。而门生故吏的附加名单，则又彰显了儒家秩序下政治生态的集群倾向，以及日益外显张扬的忠孝观念与伦理圈层。

四、实物优先：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金石学在北宋的兴起与清中叶后的隆盛，都紧密围绕拓片这一核心的物质载体，甚至可以说，限于图像复制技术，金石学尤其石刻学，基本筑基于各时期的拓片，而非实物。拓片带来了研究的便利，但其误会、忽略或舍去的信息，也对后来的艺术史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本节将要具体展示拓片的遮蔽问题，以期表明这样的方法观念，即研究对象之实物尚存时，应当遵循“实物优先”原则，再结合优质拓片，同时参考传世文献中可信的而非所有的信息。

从图15～图18之实物与拓片的两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拓工习惯、拓碑取舍，及拓片与实物之间的显著差异。假设一直置身书斋，仅仅通过拓片图像，那么，我们对于汉代碑刻设计思路、制作风格的变迁，包括时代思潮及世俗信仰等，将是完全无感，或者茫然的。但是如果考察实物制作的演进过程，我们对于汉代碑刻形式与内涵的理解，将进入更深入、更丰富的层面。

图 15ˉ景君铭实物

图 16ˉ景君铭拓片

图 17ˉ孔宙碑实物

图 18ˉ孔宙碑拓片

这也是过去金石学领域无法就汉碑形制变迁作出合理解释的直接原因。拓片取舍的信息，是对实物三维信息的损耗、误导甚至歪曲。如果仅仅观察拓片及其文字书写，我们永远也触摸不到汉代碑刻设计的发展变化脉络与当时人们的时代观念。

法国著名考古学家谢阁兰，对于拓片复制的不足曾有深切的体会，他曾谈到金石拓片的问题及其补救方法：“……一些浮雕表面被岁月侵蚀，变得圆润，那么拓制下来的图案就会变得比原物瘦小，如禽类动物的爪子就成了带有关节的细丝。同时，由于拓片特有的黑白效果也会人为地增强图案的瘦削度，所以，通过摄影，或是在现场细致测量、描绘，然后通过拓片对照恢复图画的比例，才能产生具体逼真效果的复制品。我们认为，在今后的考古活动中，可以更多地使用模塑方法来取得雕塑类文物的复制品。”[8]

谢阁兰此前还谈到中国传统金石学著述的准确性问题：“……中国传统金石学著述通常会忽略碑刻的地理位置等重要信息……尽管在出发前已经做了必要的相应准备，但在考察现场遇到的情况依然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首先，最大的困难即是中文资料对地点标注的不准确……传统中国文献中所采用的距离单位‘华里’（约0.5公里）并不精确，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这种不精确性的记录方式给我们的考察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甚至免不了遭受长途跋涉地反复来回折腾。然而，我们所遭受的更严重挫折却是用来标明位置的参照系本身所导致的。绝大部分中国金石学家是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甚至还有学者依据‘二十手’的资料进行研究。他们满足于‘拷贝’前辈学者所记录的内容，只是在上面再一次又一次地增添注释而已。学者们要不原封不动地搬用城市原来的古名，要不就简单地用当时的地名将其替换掉，却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地域范围的变化。”[9]

回到实物与拓片信息差距的问题上来，我们从局部细节的对比入手，也可以再次领略到这个差距带来的误导与影响。袁安碑的“汝”字，图19为实物本身的双刀刊刻，线条圆匀劲健，又不乏婉转流畅，写与刻质量都极高，被视作东汉第一流篆书，是现当代书法艺术界的公论。图20为拓制认真的效果，小篆圆匀的线条特色得到保留，只是字口看来更粗一些，但图21所示的拓片（今藏美国哈佛大学）效果，则不敢恭维，相比原刻，显得结构散乱，粗细不匀，运笔不稳，细处气息极弱。这样的拓片效果很容易误导不熟悉实物的观者，并作出错误的鉴定评价。已经有学者认为袁安碑是后人伪刻，可见，我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图19ˉ袁安碑实物“汝南”字

图20ˉ拓片效果之一

图21ˉ拓片效果之二

通过袁安碑单字的图像例证，我们可以肯定，不同拓片效果会带来对袁安碑书法水平的不同判断甚至真伪争论。因此，在艺术史、金石学尤其书法学研究中，需要引用图像例证时，我们应强调“实物优先”这一根本原则，首先使用实物图像及其立体信息，以避免不同拓工和材料条件导致的不同拓片效果为研究添乱。涉及真伪问题或风格分析时，应该主要运用立体的实物图像，拓片和文献著录则作为辅助与参考。当然，这一原则也可以运用到中国书画鉴定的领域，毕竟高清图像依然还是二维图像，无法呈现实物的三维信息。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述考察与论证旨在表明，袁安碑所在的时代，士阶层已基本形成，其传记碑刻尤其墓碑，也开始有了足资参考、足以托身的形制载体，以独立而端庄的圭首身姿，融入神道柱阙和画像石制作的石刻群落中，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三四十年后，半圆首带穿晕的墓碑在曲阜一带兴起，并逐渐取代早先的圭首带穿形制，成为后世不绝如缕的经典的中国纪念碑模式。

上千年源自书斋想象的文献解释，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关于汉碑起源（模仿西周下葬碑柱及辘轳繂索弧形痕迹）的认知，以至于很少有学者去反思汉唐以来历代解释中的问题。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相当一部分所谓经典的礼仪，或者工艺传统，都源于当时新需求下的新创造。为这个新的创造寻找先秦的连贯的史学解释，是过去学者乐于持续的工作。当然，今天的阐释学已经反思类似的问题，并对客观理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性转折点，古代礼制文献中的很多概念、含义与具体做法都在秦汉两朝四百多年里发生了一些转折性、根本性的改变，以至有不少新创和增删。其与后世追述重构的、带有理想色彩或者书斋想象的先秦礼仪之间，有着物质层面的、本质的不同。

文献记载当然是我们理解过去的重要依凭。但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对实物本身的系统性考察，深入到物质性细节层面，带来了一些新的观点与阐释，改变了我们对过去某些记载坚信不疑的看法，也让我们开始深度反思文献运用的方法问题。

文献有真伪精粗不同层级之别，今天的运用尤其引用，也应当有所警惕，需要时更需甄别考订。简单地说，被引文献的可靠性、有效性，绝不能仅仅因为年代古早或者源出当时，而主要依赖于创造或整理该文献的学者之认知深度、鉴识水平及其严谨程度。当然，即使是高水平学者，也有失误失察或者“想当然耳”的地方。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李开元研究秦王朝历史观时发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文字，认为“秦用水德”，这个观点因出于《史记》，遂成为信史流传至今，但今天的深度研究有力地否定了秦用水德说的历史真实性。李开元论证总结说，“不管是从考古实物，还是文献解读来看，秦王朝既没有实行水德说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实行水德说的思想渊源”。[10]可见，如果一味盲从相信过去的记载，凡事仅仅满足于引用文献，我们完全可能被一些想当然的、缺少实证与细节鉴定的记载所误导，从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或对一些粗疏失实的流行看法人云亦云。即使是当时人记载当时事，也并不见得其记载就一定客观可靠、经得起实物证据或逻辑辨析的检验。

正如雷德侯在谈到中国与欧洲考古学兴起的意义时，涉及的一个重要观点，“在确立史实时，考古实物可以替代文献记载，提供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这使得在试图说明一种文化、宗教信仰及社会传统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时，将实物作为证据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载成为一种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实物提供的证据比文字更为有力，因为（假定它们都是真品）实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大多数文献通常是后来才修订的。当实物证据与文献证据相互冲突时，人们会倾向相信时间较早的前者而非后者。”[11]

就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从考古实物及其全息图像出发，寻绎过往时空点上的新创事物及其物质脉络，对古代文献层累阐释中的那些错误认知，进行必要的辨析和校正，尽量避免因惰性接受造成以讹传讹的情况，在图像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项责任。

注释：

[1]见杨频《图像学视角与书法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图像化”问题——以袁安碑袁敞碑系列问题新考为例》，载《全国第九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第180—181页，及《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0期，第60—61页。

[2]关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正式形成时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认为可以确定在东汉初年，包括士族、大姓、缙绅、豪右、强宗等社会成分，大同中存小异。王保顶《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中进一步认为，士大夫作为较成熟的政治人格，经过东汉前期（章帝后）的吏化过程才基本确立，主要由官僚与士绅两部分组成。见王保顶《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第141—143页。

[3]碑首“司空公袁敞叔平”七字的图像考证，见杨频《图像学视角与书法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图像化”问题——以袁安碑袁敞碑系列问题新考为例》，第61—62页。

[4]笔者对袁敞碑文字的详尽考订见《汉袁敞碑全文考订及其与袁安碑之书手同人问题》，《荣宝斋》2013年第9期。据《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言：“（敞）少传易经教授”，因订“少传家学”四字表明其经学世家的传承统绪；袁安元子袁赏，中子袁京，少子袁敞，故按汉人习语称敞为司徒公之“少子（也有可能称季子）”。关于“少子”的称谓可参考洪适《隶释》卷第九所录汉碑。

[5]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24页。

[6]笔者对袁安碑之前的独立刻石之形制类型有如下分析：西汉麃孝禹刻石无墓主生平信息，马姜墓志为墓内所置，张禹残碑既无姓名，又极粗糙单薄，仅6cm厚度，独立墓外则极易断裂，因此很可能是作为墓室或享堂画像石建筑构件而设计制作的。只有子游残碑，115年或之后若干年刊立，碑面平整，厚度足够，应有独立形制，但仅残余两截，不知全貌，制作时间也不明，暂置于袁安碑、袁敞碑并论。著名的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因其内容仅适于家族祠堂内部空间，且整体打制较为粗糙，缺少独立石刻的完整工序，疑为享堂石刻建筑的构件之一，且共列多位尊长名讳、忌日，因此不宜作为独立传记墓碑对待。

[7]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张光直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第274—275页。

[8]谢阁兰等：《汉代墓葬艺术》，秦臻、李海艳译，文物出版社，2020，引言，第11页。

[9]同上书，第7—9页。

[10]李开元：《秦用水德说：一个不可信的历史故事》，《读书》2025年第3期，第133页。

[11]雷德侯：《书迹：中国古代书法研究》，吴秋野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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