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从心灵到心灵的一条道路

更新时间：2025-08-10 10:01  浏览量：1

从心灵到心灵的一条道路

——访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

思黛（Stefan Rusinov），生于1984年，保加利亚翻译家。在普罗夫迪夫大学和索非亚大学教中国文学与文学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莫言《檀香刑》，刘慈欣《三体》三部曲，余华《活着》等。

记 者：思黛老师您好，起初您是如何喜欢上中文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可以讲讲您和中国文学结缘的故事吗？

思 黛：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这个领域的入口其实是一首看来很不起眼的诗歌。当时正在念汉学本科专业四年级，在中国当代文学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那些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以后，还穿插进了他自己发现的一群网络诗人的介绍。那些诗人在一个网站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和自己对文学的看法。那节课期间我们读了几首诗歌，其中有一个笔名叫“离”的诗人和一首题目叫作《我的朋友想》的诗，我至今还能把它背下来，是这样的一首诗：“他一直想拍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而且/他还在不断地对别人说/他想拍《饥饿艺术家》/他不是一个导演也没有钱/一次我问他/没钱你怎么拍呢/他说/不知道”。这是第一部让我笑起来的中国文学作品，第一次发现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对我来说有意思的处世态度。下课以后，我就开始读诗人离的更多作品，很快还发现了乌青的小说，我就蠢蠢欲动地着手翻译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尽管我当时的汉语和保加利亚语水平还很低（至少对一个翻译家而言），当时都是只为自己翻译。这样，我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有我想读的作品，有我要挖掘的宝藏，有我能干的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去了华中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专业。在那里我发现了更多有意思的小说，同时我的文学口味也慢慢发展变化，四年以后回到保加利亚，我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已经翻译了莫言、余华、刘慈欣、阿城、乌青等作家的小说。说这些就是想表示，在文学里一些看起来很微小的东西有的时候比经典还重要。

记 者：是这样，创作的冲动也往往来自于一些微小的事物。看来中国文学翻译工作是您跟随内心真实声音做出的选择，想必可以一直保持热爱。您最近在翻译什么作品？中国每年都会有许多文学作品出版，在挑选翻译作品的时候，您如何选择？会考虑哪些因素？

思 黛：我正在翻译残雪的《黄泥街》，我喜欢这部作品的表现方式，有关人生中的怪异、荒诞、丑陋的东西。我们平常不愿意承认，但是人类是缺少不了这些因素的。我喜欢这种对思维有一定挑战性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科幻文学、悬疑文学、纯文学或者什么其他类型的文学。我希望这样的作品能让我们重估意义、重建现实、重启自己、怀疑一切答案、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接受能力。我还希望它要特别一点、个性一点、小众一点，这是我个人的口味，我先看自己的感觉，才去考虑作品潜在的社会和市场价值。另外，中国是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学也是多姿多彩的，是多面性的、复调性的，我希望作品也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保加利亚读者眼前，所以我愿意翻译经典作品，也愿意翻译冷门作品。

记 者：您不仅翻译了众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还做翻译研究，您怎么看待翻译家和作家的关系？说到翻译家和作家，就不得不提到读者和图书市场，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此您有什么感触或者经验？

思 黛：作为翻译家，对我来说作家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很多翻译家以为他们很懂这个他者，甚至最懂这个他者，但是我认为其实不然，我认为这个他者是永远捉摸不透的，难以理解到一种恐怖的程度，我觉得只有承认这点，才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翻译，是对这个他者有尊重的翻译，是考虑到“我”和“他”之间的差异的翻译。您说得对，翻译是跨文化的，也是跨个人的，我们经常喜欢把翻译比作成桥梁，但是如果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同一、没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同一、没有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同一，这个桥梁是很不稳定的。我和我的另一个翻译朋友最近在保加利亚开了一个关于翻译批评与理论的网站，名字叫“这座桥歪歪倒倒”，就是表达这种免不了的情况：再好的翻译也是歪歪倒倒的。所以，翻译家给作家“借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是要考虑很多方面，包括理解的不可能性，交流的荒唐性，还要考虑自己的缺点，自己与作家的不同，自己对读者的渴望，自己在市场的位置，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的态度，等等。

记 者：翻译家给作家“借自己的声音”，真是很有见地的表述。在此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大家都谈到了AI对文学翻译的挑战，甚至有“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作家、翻译家”这样略显悲观的看法。作为翻译家，不得不思考AI出现后，文学翻译家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思 黛：几十年前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已死”，我一直很认同这种说法，觉得读者的阅读经验应该从作者的表述中独立起来。现在AI时代到来了，我认为作者可以复活了，但这不是说要再去追求那个神秘莫测的“作者意图”。现在我们可以再把文学视为从心灵到心灵的一条道路，那样的话也需要让翻译家把自己的心灵投入作品里。我认为AI还是达不到翻译高手的水平，但即使达到（说实话我很怀疑），它永远会缺少三个特点：痛苦、乐趣、真正的想象力。所以我要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世界上需要感觉不到痛苦与乐趣的作家吗？我的答案是不需要。这也是我认为的翻译家的不可替代性，也是对翻译家在未来的一种重要的要求。

记 者：如您前面所说，翻译这座桥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位移或者“歪倒”，两种语言和文化想要准确地对接是有难度的。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保加利亚语的难度在哪些方面？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在保加利亚读者中间更受欢迎？

思 黛：最近几年刘慈欣的《三体》和余华的《活着》在保加利亚非常受欢迎，而且是被那些追求文学价值的读者所喜欢（不一定是对中国有专门兴趣的读者），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这是对一个纯净的好故事最好的宣传。不过，谈文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重数量，哪个作品销量最大啊，哪个作品最受欢迎啊，其实我认为在文学的领域数量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乌青的小说集《有一天》在保加利亚卖得非常不好，但是喜欢它的几个人会特别喜欢。我认为这少数的几个人和《三体》的众多读者一样重要。至于翻译难度，有很多方面，比如汉字的含义、语法的特点、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等等，我在这里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名字。有不少保加利亚读者看中国人物的名字会感到头疼，根本记不住，就像中国人很难记住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的名字一样。这确实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症候。我希望通过我的翻译能让保加利亚读者慢慢接受中国人的名字，就像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我觉得，当两个不同文化中的人熟悉并接受彼此的名字，这肯定说明两个文化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记 者：从熟悉并接受彼此的名字开始，很具体的愿望，也意味深远。参加此次研讨会，您关注哪些话题？对于中国与保加利亚在文学、文化方面的交流您有哪些建议？

思 黛：我当然关注最近中国作家的写作倾向，也关注世界各国翻译家的工作，这是此类研讨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除此之外，我一直在从中国的视角思考如何能促进中国文学的推广。我觉得首先必须有一个方便和稳定的申请资助渠道，可以每年几次申请。比如说我，我不能只靠文学翻译养活自己，还需要做其他事情，但是有资助的话，我可以集中翻译，可以翻译更多的文学作品，这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另外，可以给翻译家提供驻留的机会。欧洲很多国家有所谓的“翻译房”，保加利亚也有一个专门的小房子，确实很小，但是很安静，很适合翻译家，一般是让一个翻译保加利亚文学的外国译者来保加利亚住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承担他或者她的所有的费用，还会提供与翻译有关的资料和帮助，当然还安排译者和作家见面或者安排译者去看正在翻译的作品中描述的具体地方，还可以让译者参加一些当地的文化活动，但最重要的就是让译者在原文的环境里工作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也比较好安排，这对翻译工作有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