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48 ：克洛斯特新堡圣坛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更新时间：2025-08-15 02:16  浏览量：2

1、克洛斯特新堡圣坛是12世纪艺术珍品，位于奥地利多瑙河畔的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据圣坛铭文记载，其赞助人是修道院院长魏尔纳（1168—1194年在位），由艺师凡尔登的尼古拉于1181年完成。尼古拉的籍贯暗示他来自默兹河谷——莱茵河西岸久负盛名的金属加工区。圣坛原由45块彩板珐琅组成，最初作为布道讲坛使用；1330年大火后，西恩多夫修道院院长史蒂芬将其改装为三折屏状圣坛（中间一屏、两侧各一翼屏），并增补6块新板，形成如今51块板的规模，现藏于修道院博物馆。

图2-59 凡尔登的尼古拉作“克洛斯特新堡圣坛”，1181年完成，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博物馆。

2、尼古拉采用12世纪西欧流行的珐琅镶嵌法制作圣坛。珐琅是一种玻璃状物质，涂覆于金属底板后经窑烧与底板熔合；“镶嵌法”的法语原意是“凸起的底面”，指在金属板上刻画图案，形成细密凸起线条，分隔出可填充珐琅的区域。尼古拉选用红与蓝紫色系珐琅，以金色底盘为衬，既用大块珐琅作背景，又细致地为刻画的轮廓线上色——这些线条增强了图形的立体感。色彩对比鲜明且层次清晰，展现了中世纪金属珐琅工艺的高超水准。

3、圣坛的51块彩板均为长方形，顶部带叶形装饰，单块尺寸达20.5×16.5厘米（约8.125×6.5英寸），属大型珐琅制品（推测因原用于布道讲坛，需保证远处可见）。彩板以“三行十七栏”排列：每栏3块板，周边刻有拉丁文解说情节。内容按时代分区：上行为《旧约》“律前”时代（摩西受“十诫”前），下行为《旧约》“律后”时代（上帝授予“十诫”后），中间一行为“受神恩”时代（基督诞生后），形成清晰的时空叙事框架。

4、圣坛最显著的叙事方式是“类比预示”（简称“预示”），即《旧约》情节被视为《新约》事件的“前事”或“类型”。这种将《旧约》与《新约》关联的方式虽早于基督教早期，但在12世纪神学与艺术中尤为流行。克洛斯特新堡圣坛的神学程式复杂，暗示尼古拉设计时可能得到魏尔纳院长的指导——通过精密的情节对应，使视觉艺术成为传递宗教教义的载体，让信徒从《旧约》故事中领悟《新约》的神圣启示。

5、圣坛中央镶板的三组情节清晰展现了“类比预示”的逻辑：《旧约》中“井里的约瑟”“鱼腹里的约拿”，与《新约》“基督下葬”形成对应。三者均以“三人将第四人投入某容器”为核心场景（井、鱼嘴、棺椁），且被俘者最终都脱离困境——约瑟被卖、约拿被鱼吐出、基督复活。尼古拉通过将主要人物绘为裸体并置于画面中心，强化了情节的相似性，使“旧约预表新约”的神学内涵直观可感。

图2-60至2-62 圣坛中央镶板上的三块画板，分别表现的是：井里的约瑟，基督下葬，鱼腹里的约拿。

6、尼古拉的艺术风格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可追溯至三大影响：一是中世纪早期留存的希腊罗马艺术元素，二是同期拜占庭帝国的艺术传统，三是对自然（尤其是人体）的直接观察。这种风格被称为“过渡式”，标志着从罗马式到哥特式的转变，既继承了古典与东方艺术的养分，又融入了对现实的观察，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

7、尼古拉的“过渡式”风格在细节中尤为突出：人物衣褶呈飘动的平行“水槽状”，线条流畅且富有动感；对人体解剖的把握精准，肌肉与肢体比例协调；更以人物精确的动作与生动的表情见长——如受难场景中人物的痛苦、救赎时刻的释然，均通过细微的姿态与神情传递，突破了罗马式艺术的程式化，为哥特式艺术的写实倾向埋下伏笔。

8、克洛斯特新堡圣坛不仅是12世纪珐琅工艺的巅峰之作，更以“类比预示”的叙事逻辑成为中世纪神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它见证了从布道讲坛到圣坛的功能演变，其“过渡式”风格则反映了艺术从罗马式向哥特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尼古拉将技术、神学与美学融合，使圣坛既成为宗教教育的工具，又成为中世纪晚期艺术创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宗教艺术的叙事与风格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