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名的四重含义丨张继海评《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

更新时间：2025-08-26 18:35  浏览量：1

今年5月中，姚崇新兄寄赠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专著：《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沉甸甸的，是他最近几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不由得让我打心底里敬佩姚兄的勤奋与精进。

《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姚崇新 著

姚崇新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研究专长为佛教考古，以及中古时期的外来宗教。他这部新著，在结构上分为“专论”和“书评”两部分。“专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从西域到内地的佛教史与佛教艺术研究、广州佛寺史迹考、景教等问题研究。书名叫《西域与南海》，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不仅很好地涵盖了全书的内容，而且把作者本人的经历也暗寓其中：他在新疆师范大学读本科四年，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工作四年，前后在新疆待了八年。因为这段经历，他这个湖北人拥有了一个新疆的身份证号码。如今他在南海之滨的广州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在新疆求学和工作的印记将伴随他终身。我想，这是“西域与南海”的第二层含义。朱玉麒在为本书写的序中提到，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前辈学者冯承钧，曾经把他的译著和个人著作系列皆冠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字样，成为研治中外关系史的代称，姚兄这本书叫《西域与南海》，是否有向前辈致敬的意思在其中呢？这或许是它的第三层含义。姚兄专研佛教考古与佛教图像（造像）艺术，而佛教东传中国，主要是陆路和海道两个途径，西行求法的法显和玄奘等高僧，都在西域或南海留下了跋涉和颠簸的足迹。唐代的义净和尚，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书的书名中恰好含有“西域”和“南海”。姚兄的书名“西域与南海”，或许暗示了本书的佛教主题。这是我读出的第四层含义，不知姚兄以为然否。

我和姚兄相识，是在北大读博期间。那时候我们多叫他老姚。本来我的研究方向和他离得比较远，又比他晚一级，之所以能够认识他，主要是通过我的同宿舍好友雷闻——他现在已经是隋唐史学界鼎鼎有名的学者了。因为雷闻和姚崇新是读硕士时的同学，他们在硕士毕业后各工作一两年，又相继回到北大读博，经常串门，所以关于姚兄的情况，我绝大部分是通过雷闻才知道的，比如他曾讲起宿白、徐苹芳和姚兄的博士生导师马世长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姚崇新在一旁侍立的场景。

姚兄的第一本书是在中华书局出的，题为《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博士毕业后过了十年，其博士论文才出版，显然他作了大量的增删和修改。这个书收入的是“华林博士文库”，季羨林为丛书作序，湛如实际上主持该丛书的主编工作，收录的都是佛教研究方面的优秀博士论文。我当时是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主任，负责这套书的出版，所以姚兄这部书的出版过程，我是十分了解的。

《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姚崇新 著

自北大毕业后，我和姚兄见面的次数十分有限。上一次见面是在2020年底的北京西北郊，中华书局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座谈会召开，敦煌吐鲁番学界的大佬几乎都到场了，极一时之盛，姚兄也光临了此次盛会，可惜我们只匆匆打了招呼，未及详谈。

此番《西域与南海》的出版，如果不计他参与的由荣新江主持的集体项目，则是姚兄第二次在中华书局出版专著。但是这第二次的出书过程，我事先完全不知晓，是到临出版前才知道的。

由于专业的隔膜，我对姚兄的新著很难作出精到的评论。下面重点谈谈我对其中两篇文章的认识。

第一篇是《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讨论的对象是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两件金铜佛像的时代问题。作者从佛像造型特征等多个角度，论证这两件金铜佛像不是东汉墓中原有的陪葬品，而是十六国时期被盗墓者遗落在墓内的（这个墓有盗洞）。我认为，此文带给人们三点重要的启示：一、对于历史上被盗扰的墓葬，要严格鉴别哪些遗物是墓葬原有的，哪些是盗墓者带入和无心混入的。如果历史上曾多次被盗，则情况会更复杂。二、由于盗墓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业，盗墓者会把便携式的金铜佛像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祈求平安顺利，这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三、学术研究要秉持客观理性，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墓葬原发掘整理者和主事者倾向于把两件金铜佛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甚至认为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和独立佛像，而选择忽视其他明显对其观点不利的证据，可能是有非学术因素的考虑（姚兄的行文非常克制，有些话没有说破）。文中层层推进的论证过程非常严密，而多角度的纵横排比分析也使其结论无可辩驳，感兴趣的读者请自行阅读。

第二篇文章是《广州海幢寺〈禁妇女入寺烧香示碑〉初步考察》。文章指出明清时期妇女入寺烧香是一个社会普遍现象，但又遭到官府和知识精英、士绅阶层的反对，因为这涉及到风俗和风化。对此碑的研究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关乎佛教史、寺院史，也关乎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海幢寺是广州四大佛教丛林之一，在清代的广州有特殊地位，嘉庆时还被辟为对外国人开放的游览区。我之所以特意提海幢寺的重要性，是因为中华书局在2023年出版了一部《清代广州海幢寺外销画》，收录的画作极其精美，我恰好还主持了一个围绕本书出版的座谈会，来自佛教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专家纵论海幢寺及这批外销画的重要意义，因为有这个机缘，我才得以略知海幢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姚兄在文章中提到，“海幢寺以不同形式保留了丰富的研究清代岭南佛寺文化史的资料，包括部分碑刻资料，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希望姚兄再接再厉，对海幢寺的资料作进一步的开掘和深入研究。

实拍书影

对于姚兄的新著，我只点评上述两篇文章，以概其余。本书逻辑清晰，论证严密，而行文平实，不玩儿概念，不故作高深，不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此即使非专业读者也能比较容易读进去。从这一点上说，姚兄这部书在当下的学术著作中应该算作一股清流。

从这本书跳开去，我想顺便谈谈我所认识的西域与南海，或者说我认识的新疆与广东。我曾经在广东工作过两年，所以对广东文化有一些肤浅的了解。至于新疆，则之前从未去过，直到今年4月中旬，才有机会去游览一番，粗粗领略了新疆的美食、民族风情、地域的辽阔以及与内地的时差。而且很意外的是，我在新疆多次遇到来自广东的游客：一次是在天山天池，我听到旁边旅行团里的游客在用粤语交谈；另一次是在伊犁的中华福寿山景区，一位女游客请我为她拍照，聊起来才知道，她是湛江人，现在在广州工作，然后她骄傲地说：“我们湛江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全红婵，一个是梁文锋。”在我们的旅游大巴上，导游介绍说，自治区的马书记曾经在广东任职，到新疆后经过调研，认为应大力发展旅游业，走旅游兴疆的战略，并发动广东人多到新疆旅游。导游的话解开了我的疑惑。广东和新疆相隔如此遥远，在当今竟结下如此奇妙的缘分。新疆是我国距离海洋最远的省区，广东则拥有各省份中最长的海岸线；新疆是向西开放的前沿，广东则一直是向海开放的先锋；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和广东无疑各自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最后回到姚兄这本书上。如果让我提一些建议，我觉得姚兄对广东地区佛教史迹的研究还应该加强，比如对六祖惠能及其法脉的研究，对光孝寺、海幢寺之外其他佛寺的研究等，这些都是极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希望姚兄利用地利之便和资源（材料）优势，近水楼台，将来拿出更多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学术成果来。

《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

姚崇新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6898-3

88.00元

西域与南海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传统出口，也是域外世界向中国传递信息的必经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熙来攘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经由西域、南海，开启了我们瞻仰文明印迹的通衢大道。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论，从考古、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以考古材料、图像材料和文献资料为依托，对古代西域和南海地区曾流行的佛教、三夷教、印度教等进行了若干专题研究，也包括对新发现考古材料和其他地区石窟寺造像遗存的探讨。第二部分书评，则是对近年所出重要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著作的评介，体现了作者对丝绸之路研究、西域历史考古研究以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领域最新成果的宏观把握与及时跟进，同时也伴以学理与方法的思考。

作者简介

姚崇新，1966年生，湖北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具有国家考古领队资质。2006年1月—1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11年5月—2012年5月，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访问学者。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文化交流视域下的唐元景教考古研究”首席专家，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若干项。著有《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马丁堂读书散记》，合编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