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战争恶性循环：和平军事学如何引领“非战”艺术

更新时间：2025-08-30 02:00  浏览量：1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世界军事站在十字路口。随着世界进入大变局历史关头，世界军事理论也面临大变局的历史要求，是回归冷战抑或世界大战的旧衣钵，还是发出军事文明进步的新声？

和平军事学是旨在塑造和平、治理和平、管控危机的新型军事学说。它站在战争的对立面，主张民族国家间超越对抗，通过运用武装力量治理暴力冲突，推动和保障积极的和平变迁，在实现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同时，也促成地区与全球稳定和共同发展。

2025年8月17日，从北京景山公园俯瞰紫禁城，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空中梯队彩排飞掠天安门上空。（视觉中国/图）

呼唤和平军事学，跳出战争恶性循环

古今中外军事理论都以进攻与防御的主旋律展开，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主体是战争军事学，服务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这个首要需求，但和平与发展主潮流拓展了安全利益，同时改变生存安全的范围和环境，出现战争军事学诠释不了，也应对不好的理论困境，从而要求军事理论打开服务发展安全、再造生存安全的历史新窗。

全球化浪潮下，国家利益拓展，国家安全的重心从生存安全转向发展安全，防御理论外延并不能解决海外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软肋。

为解决海外安全问题，对奉行进攻性政策的国家来说，就是实行海外驻军、航母耀武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以担当保护国为利益交换，以共同防御为名，牺牲驻在国的主权。

随着发展中国家主权意识普遍觉醒，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与能力上升，霸权国靠驻军和武力来维护海外安全的成本攀升，并不时受到抵制，已非长远之策。而对奉行防御性政策的国家来说，更是面临军队走出去防御领土主权的悖论。

战争军事学是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以国土防御为基盘，对海外安全的保护，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行动上就受自身政策限制，也受国际误解，为避免与利益所在国的领土主权矛盾，只能浅尝辄止，即便租用海外军事基地也是零散状态，孤悬海外，难成体系，甚至孤立无援，导致远海防卫发展不起来，海外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恐怖主义、病毒、网络病毒、环境破坏、次生灾难也在全球化浪潮中形成危害世界的公共安全威胁，成为新的共同生存安全挑战，并快速上升到不亚于战争破坏的危险程度，从而把国家利益分为共同利益和排他性利益两个部分。

排他性利益的维护具有对抗性质，这就是为什么一国军事实力增长总是引发邻国紧张，这就出现经济上相互依存但军事上相互怀疑和敌对的矛盾，导致周边邻国经济依赖新兴大国，安全依赖美国的怪象。而共同利益的维护则是非国家间对抗性的，因而不在国家间军事对抗范畴。这就赋予各国以崭新的军事使命和作用空间。尤其是公共安全威胁的开放性、流通性、联动性，由外而内渗透，外不绝则内不止，单靠一国武装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从而使一国公共安全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捆绑在一起。这就需要跳出国家间军事斗争理论范畴，研究“公共安全命运共同体”下武装力量的政治性质、使命任务和行动指南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创建新型军事学说，改变军事实力增长却不能达到改善周边和平环境的预期。

新冷战和混合战争蔓延全领域，超越传统战争理论范畴。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网络攻击此起彼伏，新冷战、混合战争威胁从军事领域蔓延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贸易战、金融战、认知战、网络战、科技脱钩成为战争的先导，单靠防御难以应对。可以说战争理论处于无解困境，以战止战、全面防御不能有效解决，需要一种超越以战止战的非对称之道。

逆全球化浪潮以来，战争理论突飞猛进，而维护和平的理论式微，导致维护和平的努力大多停留在宣传和外交层面，缺乏系统和有效的行动，于是西方军事界充斥着把当下形势比拟与一战二战前夕的悲观情绪，世界大有回归弱肉强食军事丛林法则之势。

当前的全球战乱性质是同一世界体系中国家间发展竞争失序所致，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同时世界体系下的经济相互依存、公共安全相互依赖催生安全纽带，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新生事物，可以突破以往封闭的军事联盟对决，而用新理论来引导开放的全球军事体系，就可以摆脱历史宿命。

事实上，战争改变的更多是地缘政治，根本是各国的全球和地区发展位势。各国军事安全认知还处于战争军事学说之上，保障安全的方式还受限于进攻与防御之困，不突破军事理论，仍可能在战争军事学引导下陷入不必要的世界大战。

消弭暴力冲突

军事是为国家安全与利益服务的，战争与和平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安全与利益的两种方式，围绕打赢战争来获取安全与利益的军事学即为战争军事学，展开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学说；围绕和平变迁来获取安全与利益的军事学说即为和平军事学，展开以和平为中心的军事学说。

和平军事学旨在消弭国际国内暴力冲突及隐患，增进和平。回顾人类军事史，战争早熟于和平，战争理论是以战胜敌人为目的，以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为基本点，具有完整的战略战术科学体系，其战略战术层出不穷，成为显学。相比之下，和平军事学则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安全为目标，以治理暴力和化解冲突为基本点。古今中外虽然有丰富的和平运用武装力量的军事实践，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把和平军事学做成与战争理论平行的军事显学，为赢得持久和平开天辟地构建一个科学体系，是新时代的一个积极的军事理论命题。

和平军事学是以塑造和平、治理和平、管控危机为途径，来赢得和平、发展和平。战争军事学以进攻与防御为主旋律来消灭敌人或迫降敌人，通过武装力量的生死对抗来解决分歧。和平军事学则发掘武装力量的塑造、治理、管控三大功能，来维护和改善和平态势，预防和消除使用暴力的企图，阻止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分歧。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联合国宪章就明确提出“反对一切战争”，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力推《和平纲领》，加强消除国家间战争的措施，至今联合国维和行动方兴未艾，联合国调节国家间冲突也形成了“预防性外交、强制和平、重建和平”等一系列步骤。

在学术理论上，约翰·加尔通提出了以“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构成的暴力三角形模型，提出了“和平=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的“积极和平”概念。虽然从联合国的“非战”原则到加尔通的《和平学》，这些早期的和平学说提出了与以暴制暴战争逻辑不同的化解冲突逻辑，给军事理论注入了限制和遏制战争的新基因，但由于缺乏塑造和平与治理和平的积极内容，而使武装力量的和平运用附庸于战争学说。

和平军事学是以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为标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变迁。实际上，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是实现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不同战略选择，只有消弭冲突带来的利益超出战争带来的利益，或战争风险和损失超出和平方式获取利益之时，武装力量的和平运用才具有价值。

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为和平而和平，殊不知，消极和平只会导致和平发展陷入滞涨，不可避免地被战争打破。因而不发展的和平、低质量的和平不是和平运用武装力量的目的；二是不惜代价的消耗式地维护和平也无意义，因为失去战略利益的和平变迁只能消耗战略实力，做无用功，没有持久的可能。明朝郑和七下下西洋的持续性巨大消耗导致国力衰微而不得不终止，即是明证。

事实上，武装力量推进和平变迁，使和平形态从初级形态的缓和危机、增进信任、军事热线向军事援助、武器贸易、联合训练、跨境协作、共管边境、联合反恐、开放边境等更高级形态过渡，仍是获取战略利益，要算和平运用武装力量的政治账、军事账、经济账，需要融入国家间经济捆绑、社会流通、政府合作的大盘子，从而使赢得和平与获取利益相得益彰，最终有望实现持久和平。

和平军事学与战争军事学竞争国际战略市场，决定未来世界军事秩序。未来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阶段，民族性和国家政治决定军事理论选择。美国是一个典型，作为年轻的帝国，其霸权靠输出战争来维持，美国经济是以军事工业、金融资本和军队三结合为基石，美国的发展一刻都离不开战争，因而美国的军事革命是战争机器的翻新，美军走出去发动战争或战争胁迫，获取发展利益。所以，美国带动北约推崇战争军事学，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优先选择武装力量的战争运用，解决政治-军事矛盾，甚至经济矛盾的办法就是直接诉诸武力，以建立霸权治下的等级制军事秩序，冷战结束以来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源于此，甚至以色列也动辄发动对伊朗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打击，都是继承战争军事学。

中国作为防御性国家的代表，在经历无数战争洗礼之上孕育出丰富的塑造和平、治理和平、管控危机的实践经验，长于在和平交往中发展，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倡导和平军事学，优先选择武装力量的和平运用，来塑造平等互利的建设性的世界军事秩序。

2025年8月20日，北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举办在即，阅兵训练有条不紊推进。（视觉中国/图）

走出非零和博弈军事路线，以合作平衡斗争与竞争

战争军事学服务流血的政治，是“零和对抗”的政治继续，即以颠覆和平来达成政治目的，走暴力斗争最大化的路线；而和平军事学致力于不流血的政治，是“非零和”的政治继续，即不颠覆和平状态来达成政治目的，走军事开放合作最大化的路线，打开共享-共治-共赢的军事博弈新空间。

军事合作塑造和平。缔结安全纽带，通过共享和平红利来消解冲突。战争军事学强调己方胜敌方败，单方面收益最大化，妥协只是不得已的，对等的和平谈判也只有在两败俱伤的情势下才出现。

而和平军事学则安全共赢，展开军事互信、军事交流、安全共建行动，力求军事合作带来的和平收益高于对抗带来的战争收益。为此，塑造和平区别于相互封闭的战争准备，倡导开放合作，实行海外安全相互支援，推进边境安全互信，跨境抢险救灾，合作抗疫，从而共享和平红利，而不是一家独享而别家付出。

由此，塑造和平具有非对抗性、公共性、公开性、共享性，既获得军事安全，又节省军力和经济投入，从而促成国家间缔结安全纽带，这是和平军事路线的先导，进而超越对抗，主动化解安全矛盾。

军事合作治理和平。壮大安全纽带，通过治理暴力推动地区稳定。战争是因争而战，和平则是依理而治。战争是要在军事对抗中求胜，和平治理则把武装力量的角色从暴力工具转向治理暴力的工具，在合作治理中稳定地区秩序。简单说，治理就是治乱理顺，有一定的军事强制性，但主要治理公共安全威胁和开展维和行动，包括地区维和、海空护航、监督裁军、反核生化扩散、反恐怖、反网络犯罪，以及冲突地区的民众撤离、难民处置等，还有强制解除武装、武装隔离冲突方。治理和平重在合作共治，而非单方治理；突出防微杜渐，清除隐患。无论内部的维稳治理，还是涉外的国家维权治理，都不应把施与方上升到战争对象来打击，而是以防止出乱、处置乱子为准绳，不追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和平治理是和平军事路线主体，兼具提升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双重性，为武装力量走出去提供政策合法性，有力促成输出和平与输出战争的均势，达成地区和全球稳定。

军事合作管控危机，阻止战争。和平军事学与战争军事学在维护主权利益上具有互补作用，最佳的战略选择是以军事合作与军事斗争组合来达成战略目标，并避免战争。实际上，新冷战和混合战争的威胁是把破坏和平环境作为军事进攻的前奏，因而破解之道就是把发展和平与遏制战争做成一个大整体，主张以军事合作的安全纽带来平衡军事对抗，从容解决内外矛盾：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大国地缘政治矛盾，二是在发展中解决传统领土主权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力争在和平发展框架下处理矛盾冲突，以武装力量促成和平变迁的有利态势，阻止和降级军事冲突，为政治解决铺平道路，而不单纯追求绝对的军事胜利。

军事合作产生共赢效果，打破大国军力增长的零和关系，成为军事理论进步的时代性标志。21世纪大国竞争，解决“修昔底德陷阱”之大国对决的根本出路，就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这是因为和平塑造与治理行动有力地维护了共同利益，为军力增长打开了建设性与包容性的新空间，缓和了零和军力增长的危险性。像多国海军亚丁湾护航就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其他国家军舰、战机不敢贸然跟踪骚扰执行护航任务的军舰，因为干扰维护地区和平使命将受到全地区全世界的声讨，进而武装力量的增长融入联合国安全责任体系，从而为军力增长获得更多的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军事理论创新产生于军事实践的新空间，又指导军事实践，共同促进军事文明。防御是必要的，但不再是充分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逆全球化思潮助长威胁的形势下扬帆起航，武装力量怎么走出去，怎么区别于霸权国的海外驻军，怎么既保护海外利益，又维护地区安全，怎么引领全球公共安全军事合作，怎么备受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的欢迎，正在成为和平军事学的重大现实课题。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 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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