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军谈艺术力与艺术史的野蛮主义

更新时间：2025-08-31 09:32  浏览量：2

应该说，上述三种形式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它们代表了一种类似粗野主义建筑、本雅明之“积极野蛮”的野蛮主义，它们是一种能量体，是一种艺术力。同时我也想提出，作为一种展示的艺术史是否可能。您在书中提到，李格尔和瓦尔堡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桑佩尔（Gottfried Semper）及其物质主义。事实上，桑佩尔在讨论雕塑时特别谈到了物质的能动性。另外，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的“平台式绘画”（the flatbed picture）也涉及物质性或客体性的问题。我自己的阅读体会是，您在整个论述中似乎回避了物质性，是有意为之吗？鲁明军：坦白说，这本书的确有点反物质性或反物质主义。从李格尔、瓦尔堡反对桑佩尔开始，延续到我对视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的质疑，包括在讨论“平台式绘画”时，虽然谈到了物质性，但我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保留和矛盾。因为到这个阶段，驱动艺术力量不再是艺术本身，而是生产、消费和资本。我承认物质性的力量，但并不想给它一个绝对的合理性，而是希望通过重申图像潜能和形式意志，对它的不可约束性有所警觉和一定程度的克服。当然，我不否认物质性本身的能动性。比如在施坦伯格关于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的讨论中，就提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物（质）化”，另一个是“去人性化”，这后来就导向了“平台式绘画”及其背后的艺术的职业化问题。所以，我在论述中引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学术职业的观点，他认为职业思想关乎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也就是说，“物化”或“职业化”背后是有驱动力和能动性的，正如韦伯反复提到的“热情”和“激情”。并非巧合的是，讨论施坦伯格和李格尔、瓦尔堡那两章我都引用了韦伯。2022年，我策划复旦艺术哲学系列讲座时，特地邀请郁喆隽老师讲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与沈语冰老师讲施坦伯格的《另类准则》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因此，我想申明的一点是，其实形式、图像与物质之间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就像你说的，从能动性或艺术力的角度来说，不仅形式与图像之间，包括它们与物质之间，也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体现在我们对形式的理解，特别是在李格尔那里：他强调的其实是形式本身的能动性，这里他已经把形式物化、客体化了，但他也强调即使已经被物化，形式也是有能动性、意向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与桑佩尔并没有根本差别，形式中已经包含了物质，反之，物质中也包含了形式。另外，我之所以没有特别突出物质性，也跟媒介（理论）的问题有关。我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初还安排了一个结语，是一篇关于物质—媒介的文章，但后来删掉了，觉得赘在后面像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同时，考虑到媒介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这几乎是另一个巨大的议题——我索性暂时搁置，留待以后再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