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痛批“丑书”，这是对传统审美共识的背叛

更新时间：2025-09-01 11:51  浏览量：2

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图案设计者，央美副院长侯一民对“丑书”的批判，本质上揭示了当代书法艺术在传统审美共识与实验性探索之间的深刻张力。这种争议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书法史中“正”与“奇”、“雅”与“俗”辩证运动的当代投射。

侯一民所捍卫的“传统审美共识”，本质上是儒家“中和之美”的现代表达。从王羲之《兰亭序》的文人雅集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家国情怀，书法始终承载着“书以载道”的伦理功能。这种审美范式强调“不激不厉”的和谐，要求笔法、结体、章法均符合既定程式。例如，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构建的“帖学正宗”体系，正是通过排斥北碑的粗犷稚拙来维护这种审美权威。

侯一民强调“艺术家要亲近人民”，触及公共艺术的民主化命题。传统书法作为精英文化，其评价体系依赖文人群体的审美共识；而丑书书写者，客观上打破了这种封闭性，使艺术回归街头性与即兴性。这种转化引发的争议，与涂鸦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街头的遭遇如出一辙，当艺术从美术馆走向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往往需要重新协商。

将侯一民的批评置于书法史脉络中审视，可发现“丑书”争议实为审美标准的周期性震荡。清代碑学兴起时，阮元、康有为等学者提出“尊碑抑帖”，将北碑的粗犷稚拙视为对抗帖学靡弱的解药，这与傅山“宁丑毋媚”的美学主张一脉相承。曾翔的创作可视为碑学精神在当代的延续，通过对金石气的抽象转化，将书法从文人趣味升华为文化批判的工具。

所以说侯一民的批评代表了传统审美共识对当代艺术实验的本能抵抗，而丑书书写者创作则是书法本体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更新。这场争议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判定“丑书”是否背叛传统，而在于揭示：当所有既定规则被打破，艺术还能如何存在？这种追问本身，恰是艺术保持活力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