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

更新时间：2025-09-04 08:00  浏览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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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发掘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丘东平、茅盾、沈从文、丁玲、萧红等作家的小说、散文、日记等抗战书写，将形式分析与社会史视野相结合，尝试在历史现场中激活其政治潜能和美学活力，以此重新讨论中国抗战文学的独特历史经验和形式探索，为总体性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新的思路。

唐小林，1992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市晨光学者，硕士生导师。现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有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

小林嘱我给他这部即将付梓的新著写点什么。为了给自己“预热”，我翻出小林完成于 2021 年初夏的博士论文，重温了“后记”中当初令我感动过的文字：

当我快写完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图书馆拆掉了用来封堵窗户的灰色泥砖，我得以重新看见那一角被一排瓦当切割出来的窄窄天空。然后初夏的风重新吹向大地，那些在严冬掉光的叶子，那些在短暂的春天生长柔弱的叶子，就迅速坚强起来，聚拢起来，一片叠着一片，像是一条绿色的大河，就这样流淌在燕园里。然后芍药开了，虞美人开了，还有那不为人所注意的矮矮的地黄花开了。在这个季节里，我终于要结束自己的学徒时代，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匆匆走向新的生活岗位。

这段文字蕴涵了对正在经历的一段艰难岁月的动人体悟，也显示出作者的诗人气质，印证了我对小林独特的学术性格的感知和判断。小林文学感受力突出，对审美形式以及作家精神世界格外敏感，每每对文本“内面的风景”有独特的体悟和洞察。日常生活中的小林谦和内敛、敏感多思、沉凝稳重，而一旦在读书会以及课堂讨论中进入学术话题，就显露出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诗性气质，也预示着他的学术生涯或许能走出一条独具个性的探索之路。

在我主持的“1940 年代中国文学读书会”上，小林先后选讲了丘东平、姚雪垠、萧红、丁玲等作家的40年代作品，并逐渐把兴趣焦点集中在战争年代的作家主体研究，除了前述四个作家之外，还相继研读了巴金、严文井、路翎、罗荪、李广田、卞之琳、骆宾基、无名氏、沈从文、孔厥、袁静的战时创作，并最终以《战争年代的自我成长和主体重造（1937—1949）》为题写出了博士论文。论文试图展现战时中国文学中被战火淬炼的丰富的“自我”，尝试揭示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化约的“人”的复杂性，进而考察战时社会历史进程中由“自我”升华为“主体”的不同实践历程，挖掘战时的主体塑造与战争经验的深刻关系。小林所探讨的“成长”，既是作家在战争年代重建“自我”过程中的内在性经验，也同时是特定的叙事模式、精神主题和思想观念，借此重塑了现代文学在战争年代的认知方式、美感形式和实践场域，从而生发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域。借用托多罗夫所著《批评的批评》的副标题“教育小说”（也可以译为“成长小说”）的概念，小林的博士论文写作，也堪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部“成长小说”。

博士论文虽然宣告了小林“学徒时代”的结束，但也同时标志着小林进一步探索自己学术个性的“漫游时代”真正开始。博士论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对论题解决得多么彻底，更在于其内涵了多少关涉自己未来学术道路的可能性。小林的博士论文试图追求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的文学“细读”方法，既深入到文学作品的肌理，也探索到作家心灵深处，最终勾勒出关于现代主体的具有动态性的文学想象过程。但囿于论文的核心题旨是关于“成长”与“主体”，这种试图经由文本形式的中介去勾连主体精神和外部历史的方法论构架本身还有待进一步“成长”，也意味着小林未来的学术思路尚存有开阔的可能性空间。而这些空间，在小林的这部新著《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我看来，这部新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的探索。

其一，将战争年代的文学实践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脉络”，从多个维度重新打开战争年代中国文学的面向。

近些年来，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战时中国”研究范式，对于重新认识现代中国，认识1940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连带感，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起源语境，进而重新认识何为中国的现代，都提供了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视野。

而小林的研究，为刻绘“战时中国”的历史图景贡献了一些新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取向，这是他在本书中的概括：

具体来说，可以将战争年代的文学实践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脉络”，如战时生活的形式、组织动员的方式、战争局势的走向、迁徙流动的影响、个体成长的难题、政治挫折的体验等。正是在回应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贡献出了广阔而幽深的抗战文学图景。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体现出文学对战争、社会、心灵、历史的能动性介入具有一种全方位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小林的研究，正是因应了战时文学深度介入战争和历史的结果，也凸显了战争年代文学实践的结构性特征。小林的研究也由此揭示了作为战时中国之关键结构、核心主题和历史前景的“战争”：战争既是一个整体性象喻，是作家们或者正面突破或者迂回包抄的时代主题，也构成的是心理背景，更是历史可能性和诗学形式远景的本源性起点，或许也是其终极性指向。

而小林把握战时文学图景的方式，不是面面俱到的泛泛而论，而是捕捉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脉络”，这就是本书目录所展示的“书写危机”“抵抗失败”“战争组织”“日常经验”“战时迁徙”“文学重塑”“自我成长”“再造现实”“时代编码”“铭写未来”十个议题。这十个“问题脉络”，其中有些与小林的博士论文有一定的延承性，但大部分问题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出新的路径，尤其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在战争年代的独特价值和形式创新，为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理解战时中国的真切的历史面貌，提供了一个具体性和总体性兼备的研究视野。

其二，对重构“历史语境”的追求。

对战时中国的研究必然内涵一种“历史化”的视野，“历史化”自然也是小林著述的底层逻辑。但本书所表现出的历史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似乎可以定义为对“历史语境”的重构。换句话说，文学研究中所呈现的历史，一方面往往是被文学“语境化”的历史；另一方面，对语境的建构，也真正表现出文学研究者贴近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努力。但对历史语境的重构，不是研究者想当然的结果，而只能是“境从史出”。本书也力图从历史语境以及战时作家的创作和言论中生成历史概括和“问题脉络”，从而避免了以研究者过于强大的主体性去覆盖、重置进而抽象历史原貌。

发掘揭示“战时中国”的具体研究路径，找到切入战时语境的有效端口，往往是战争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与关键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林对战时中国的研究，用他自己的概括，可以称为关于“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之研究，而“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也构成了本书两个核心面向。“战争和战争的影响”这一从老舍战时的表述中生发出来的判断，堪称集中概括了战时作家表现战争的两种方式和取径，小林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陈述中把这个概念厘析出来，既表现了还原历史语境的初衷，也是直面历史语境的结果。“战争和战争的影响”这一老舍化的看似浅白平凡的表述，其中却凝聚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战争的框架”（朱迪斯·巴特勒语）。小林也正尝试用“战争和战争的影响”来含括中国作家所遭遇的战争经验和具身体验，进而提升到理解战时中国的方法论层面，也为学界的战争研究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思考。而他在本书中提炼出的十个“问题脉络”正是战时中国总体性图景的具体展开，也与他所关注的汪宏伦在《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一书中提出的探索战争年代“宏观层次的历史社会变迁、人口迁徙流动、政治治理、以及微观层次的个人生命经验、记忆与创伤等”构想构成了理论互文关系，也是对作家们的战争书写既具体化也全景化的勾勒。

其三，“以抗战为方法”。

小林的研究，也善于把作家们的战争经验和战时体验文本化、形式化，进而诗学化，从而较有创意地把战争主题与形式探索结合起来。或许可以说，战争年代最大的文学政治，是作家们如何从自己宝贵的战争经验、体验、思考中生发出形式意义上的凝定物，进而激发形式创新的政治潜能和美学活力。因此，在小林研究的整体性视野中，既有历史场景、社会生活，也有心理图景和主体行动，但这一切都被小林落实到深入的文本分析和诗学阐释之中，从而真正把历史语境、社会史视野与形式分析有效地熔铸在一起。

在小林看来，战争年代作家们在形式创新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努力，而这一形式探索方面，以往的研究估量不足。在小林的研究中，战争年代文学的形式活力和政治能量被前所未有地展示出来，也突破了前人研究中对战时文学形式粗糙、艺术性疲软的惯常判断，进而从文学性的意义上为战争年代的文学赋值。小林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以抗战为方法”充分体现出这种文学性的自觉：

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如何书写抗战一直是个难题，因此当年“七月派”作家会特别关注抗战以后“新形式的产生”“作家与生活问题”和“作家态度”等话题。这些讨论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看，首先是“写什么”，其次是“如何写”。或者说，前者关乎作为具体“内容”的战争，后者则涉及作家们通过何种“形式”来获取战争经验的问题。

将“抗战”作为方法，意味着要重新发掘和考察具体的战争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作用，并思考这些不同的战争经验如何生成独特的文学形式。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抗战”不仅是一种生存境遇或书写对象，也可能成为他们重新接通生活、再次打开一些难题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展开对抗战文学的考察，会发现很多原先不在抗战文学视野中的作家开始浮现出来。抗战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写作，而且沉淀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学要素，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区别于主流抗战文学的叙事模式，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别样的线索。正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学书写之间，大量的文学形式被生产出来，它们既与战争经验形成同构性关系，也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些形式并非完全透明，而是标示出一种无法抹除的差别，有待于我们在细微的文学表达之处将之识别出来。

小林所擅长的，就是对这种“细微的文学表达”的辨识，这也凸显出小林对文学形式的特有的敏感，以及自身的诗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