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强：隋唐写经、写本的品类特征及其书法艺术

更新时间：2025-09-07 11:12  浏览量：1

清末至20世纪初期，在中国新疆和河西走廊、内蒙古额济纳古居延地区发现大量文书墨迹，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3世纪至10世纪写经、写本。这些发现在保存大量文献史料、具有很高版本学的意义之外，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字的演变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于厘清汉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字与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价值。

[东晋]李柏文书（之二） 纸本

写经、写本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写经”与“写本”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写经是指对各种经典的传抄，包括儒、释、道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或印度、中亚各民族的经典。相比之下，写本的界定要复杂一些。顾名思义，写本是与刻本（刊本）相对应的手写文本。商周春秋战国以及两汉是简牍、帛书的写本时代，中国纸质的写本时代大致指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北宋初期（3世纪至9世纪）这700余年间。广义的写本可以理解为包括所有商周以来的简帛书写、纸质书写。狭义的写本指纸质写本时代，写经之外的官私文书、账簿、典契、诗文、书札、变文、历日、药方等所有传写的、非刊刻文本。下文涉及写本皆指其狭义。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4世纪初至10世纪初），是从简牍到卷轴的过渡阶段，实现了从简帛到纸本、印本的转变。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伏龙坪汉墓出土的书札残纸（现藏兰州市博物馆），约书于东汉末期，出土时垫在铜镜之下，剪为圆形衬垫物，直径约17.5厘米，残存三十余字，书体在隶楷之间。纸的质地为植物纤维，纸面光滑，墨色清晰。当时是简牍、缣帛与纸并用，直至东晋官方才废除简帛，以纸代替。隋唐写经、写本以纸质为主。

谈及隋唐写经、写本研究，不能不谈及“敦煌吐鲁番学”。敦煌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和枢纽。1900年，震惊世界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催生了“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敦煌学”又发展成“敦煌吐鲁番学”，即以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写经、写本、史地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学科。吐鲁番文书多出土于西域，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西域的书法遗迹保存众多，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楼兰《李柏文书》《张超济文书》等更为探究魏晋书法和锺王法书真实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甫一发现就引起了书法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具有研究价值。

写经、写本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写经、写本、清末至今在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发现的写经、写本，以及传世写经、写本与其他的考古发掘品。从内容上来说，写经包括不同时代官方或民间组织抄写的儒释道经典，包括经律论以及注疏，还包括其他宗教的经典文献。写本包括不同时期的非经典类的日常书写文本。所使用的文字方面，汉文占绝大部分。以下分述之：

[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已佚） 纸本 296年

1.吐鲁番写经、写本

主要是魏晋十六国（北凉）南北朝、高昌的早期写经、写本。这些文本多有纪年。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吐峪沟遗址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残卷，这是目前所见的有明确书写纪年的最早写经。西域地区发现的较长篇幅的隋唐写经较少，但贞观、武周、开元、大中时期的写本数量巨大，多为实用文书，残纸较多。

2.敦煌写经、写本

主要是20世纪初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掘品，目前编号已有五万余个，统称“敦煌遗书”，其中纪年最早的写经是北魏皇兴五年（471）的《金光明经》。从书写风格上看，敦煌遗书中应该有书写时间更早的古写经，但因无纪年无法确定。1944年又在莫高窟前一废弃的土地庙内发现了一批古写经，其风格属魏晋十六国北魏时期，其中包括著名的《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和《大慈如来告疏》写本(严格地说，敦煌土地庙写经、写本不属于“敦煌遗书”)。

藏经洞中还保存了大量官私文牍和非宗教类的写本，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书迹工拙不一，更多具有文献价值。

3.传世写经

包括宫廷传世写经，清宫旧藏《兜沙经》、国诠书《善见律》、古代法帖中保存的古写经，如传为褚遂良书《小字阴符经》、钟绍京书《灵飞经》，以及早期流传到海外（日本、朝鲜）的古写经，如日本传世中土古写经《大楼炭经卷第三》，卷末题唐咸亨四年（673）书，现藏京都知恩院。日本奈良平安时期（7世纪至11世纪）的本土写经亦深受唐人写经影响，如光明皇后藤原氏的写经。

初唐写本《转轮圣王经》（天津博物馆藏)为传世古写经，书法风格与清宫旧藏经生国诠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十日书《善见律》酷似，书写时间仅相隔两个月，可能亦为国铨所书。卷后有“皇宋乾道五年岁在己丑正月十一日新秀州崇德县令吴道史敬读”题识一行及明清题跋二十余则。此卷书法匀称明净，笔势遒媚，颇多褚法。从经文本身的书法风格和用字特征来看，此卷当出自唐初宫廷经生之笔。

4.考古新发现的其他地域的写经

近年来，浙江、苏州瑞光寺塔、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塔等地陆续发现的唐、辽、南诏大理时期的写经，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补充。如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妙法莲花经》（碧纸金书），据卷末题记，为中唐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十二月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十一段清奇题记并请经仪轨》，大理国天开十九年（1223，相当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赵泰升造经，大师段清奇书。碧纸金书《大宝积经卷第三十二》缮写精美，是深受中华佛教影响的高丽国传世古写经，辽统和二十四年（1006）七月，高丽千秋太后皇甫氏造经，崔成朔书，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上述写经、写本，内容包罗万象，极为丰富，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开辟了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的新领域。书写年代上承魏晋，下启隋唐五代。写经书体多为楷书，勾勒出从魏晋至宋朝完整的楷书书体演变的过程。写本内容庞杂，多为书牍（公文）、信札等，书体多为行草书，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具，其中不少是具有隋唐名家风格的作品，为研究古代行草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东晋]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纸本 敦煌研究院藏

隋唐时期的写经、写本综述

1.佛教写经

在经历了北周灭佛活动后，隋文帝杨坚兴复佛教，修补经像，颁赐诸州舍利（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九《隋高祖立舍利塔诏》），并将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方针之一。这与杨坚幼年时受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尼智仙抚养和即位之初僧昙延的影响不无关系。《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

隋炀帝大业年间，又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对佛经进行整理。据载自开皇初至仁寿末，共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七部（释彦琮《辨正论》卷三）。

流传至今的隋代写经，多是这一时期的遗存，具有部帙巨大、缮写精良、官私并造等特点，在书法、书体上则体现了南北朝至隋代隶楷演变、楷书定型，以及写本、刻本之间流变的轨迹，与同时期的碑铭石刻文字同为隋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所见纪年最早的隋代写经是《大般涅槃经》卷卅《师子吼菩萨品》（天津博物馆藏），属于《隋书·经籍志》中“计口出钱、营造经像”的写经。此时的写经体仍延续南北朝遗风，书存隶意，字体端庄，收笔斩截如“魏碑”效果，是隋初的写经精品。

唐代太宗、高宗均对玄奘的译经事业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太宗和时为太子的李治先后为玄奘的译经撰写《序》《记》，高宗又应玄奘之请撰、书《大慈恩寺碑》，碑成之日，京师盛况空前。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之藏法师传》卷六：“（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溧国公房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实周备。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又有字学大德、证梵语、梵文大德各一人至。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以上基本汇集了当时唐代的名僧，构成了玄奘译经译场，有计划地大量传写新译佛经。

高宗永徽三年（652）春三月，玄奘法师营建大雁塔，以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塔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其后，玄奘又请高宗御制并书《大慈恩寺碑》，显庆元年（656）三月撰成，夏四月八日，高宗书碑并匠镌迄。送碑至寺之时，高宗登安福门楼望，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设斋度僧，盛况空前。十二月，高宗与武后生子满月，玄奘法师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报恩经变》一部等，上表庆贺。麟德元年正月，玄奘去世前，命弟子具录平生所翻译经、论及写经、造像，凡“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千部。”

敦煌遗书中与之相印证的是《天请问经》（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十五日，苏士方造经。唐玄奘法师译于长安弘福寺。书风清丽秀雅，楷法灵动，受较多褚遂良书法影响，为初唐写经体的时风。卷末有笔受、证文、正字、证梵字、证义等来自弘福寺、大总持寺、简州福众寺、蒲州普救寺等二十位高僧与重臣许敬宗监阅题衔。题衔后又有贞观廿二年八月十五日苏士方为太宗长孙皇后、储妃（误书为储纪）等造诸经论愿文、颂偈，略云：“写妙法功德，普施于一切。”苏士方愿文书体与经文不侔，书风修长率意，可能是其本人所书。另外，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玄奘法师译《显扬圣教论卷五》卷末译经题衔、苏士方愿文与本卷《天请问经》大致相同。这些玄奘初译佛典出于唐宫廷书手之笔，为初唐写经的精品。

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大量《心经》与《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的精写本。彼时朝野内外，帝后将相、达官庶民，写经造像之风，盛极一时。

关于唐代的大规模写经，亦见于唐碑记载。颜真卿书《大唐西京千佛寺多宝塔感应碑》曰，寺主楚金禅师曾“刺血写《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又奉为主上及苍生写《妙法莲花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镇宝塔。又写一千部，散施受持。”《唐玄林禅师碑》：“道因禅师遍写经藏，以导学者。”碑犹在河南安阳灵泉寺，书体拟李北海，字迹高妙。

唐代的女性也热衷写经活动。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亦于开元十八年（730）请玄宗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由高僧智昇（《开元释教录》作者）等送范阳云居寺（今北京房山区内），以充经本。这个数字，基本上是“一切经”的数量，均是纸本写经。从北京房山石经中发现的《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的题记可知，此经御注后，是由宫廷书手张若芳用了三十五张“小麻纸”，以“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的。智昇等所送之西京宫廷写经，是书手书丹的模板，为云居寺雕造佛经的僧众弟子们所遵循。从拓片来看，很多石经字迹宛然手写，很好地反映了墨迹的本来面目，为探求书手与刻手的关联、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北魏]大慈如来告疏 纸本 454年 敦煌研究院藏

2.道教写经

唐初在北周武帝敕命编校道经的基础上（北周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六千三百六十三卷，通道观道士王延校《珠囊经目》八千零三十卷），至高宗时，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成《玉玮经目》，著录道经七千三百卷。据终南山楼观台《大唐宗圣观主尹尊师碑》（员半千撰、欧阳询隶书）载，唐高宗以晋王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昊天观，尽一坊之地。贞观初，为晋王宅。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立为观。”文操卒于垂拱四年（688），是当时长安的道教领袖。

《宝刻类编》卷八载初唐道士王悬河在成都刊立四种道教碑，其中宏道元年（683）十二月所立《道藏经序碑》有二，分别为高宗和武后御撰，已明确称道书为“《道藏》”。

唐玄宗开元年间重修《道藏》，敕命搜访天下道经，开元九年（721），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将桐柏观道经三百余卷运至长安，玄宗组织人员在全面征集的基础上对道经全面校勘，亲自寻阅，御制其名曰《琼纲经目》，即后世的《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的卷数，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唐末五代科教宗师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载：“肃宗上元年中，所收经箓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时，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之间，两街所写，才五千三百卷。”这应该即唐代的官方文书中所指的“一切道经”的大致规模。

唐代组织大规模抄写“一切道经”的活动并不始于玄宗朝。《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载：“太子（李弘）多疾病”，高宗因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为太子祈福，其中即有敦煌冲虚观、神泉观道士入长安写经，亦有长安为李弘所写道经流入敦煌者。如《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卷末题记：“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柬。”《洞渊神咒经卷第七》题记：“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下同，略）”又如贞松堂旧藏《太玄真一本际经》末题：“冲虚观主宋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

李唐王朝追崇老子为始祖，敕命写经，是倡导道教的重要举措，至玄宗朝尤胜，抄写的规模巨大。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尊《庚桑子》为《洞灵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并于此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曰：“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有司，各写千卷，校订迄，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唐会要》卷五十）中唐时期，又设崇玄馆专司经生书写道经。《唐会要》卷六十四“崇玄馆”条载：“贞元六年十二月，经事中卢微奏，太清宫崇玄馆元置楷书二十人写道经已足，请不更补置。敕旨依奏。”

“楷书”即楷书手，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使》卷二《写经品》，对写经的形式、书体、装潢、收藏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崇玄馆所写更是道经模板，写经人为国子监学生、经生、道士，经过严格三校程序，再供各地转抄，隋唐道经对经本的书写、装潢都提出了高水平的要求，《洞玄灵宝之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中提到，道经书写流通，要“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唐代敦煌道经抄写最多的《本际经卷一》之《护国品》云：“若复有人，纸墨缣素，刻玉镌金，抄写书冶，装潢条轴，流通读诵，宣布未闻，当知其人，已入道分，名书金格，列字玉篇。”因此，敦煌遗书中的隋唐道经现存约五百余卷，绝大多数的用纸都经过潢染锤制，缮写精美，书艺高超。

目前所见传写时间最早的道经是隋大业八年（612）的长安宫廷所写《老子变化经》，末题“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空）复校。装潢人（空）。秘书省写。”其他多写于初唐或中唐时期，写经者有经生、道士、女冠，尤以神泉观道士写经最多，其中敦煌世族索氏的写经尤善。如《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三》末题：“女官赵妙虚敬写。”《老子道经上》《老子化胡经卷第一并序》末题：“道士索洞玄经。”上海图书馆《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末题：“大周长寿二年九月日，沙洲神泉观道士索玄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末题：“证圣元年二月廿九日，神泉观法师汜思庄发心敬写。奉为一切法界苍生，同会此福。”

《无上秘要卷第十》，楷书，硬黄纸，乌丝栏。卷尾题记三行，曰：“开元六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士马处幽、并姪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本卷用纸考究，笔力劲健，颇多褚（遂良）法，与《灵飞经》笔意、神采毕肖，反映了道教写经的高超水平。

唐代道经广泛传写，唐代道士女冠亦多有工书者。《旧唐书·隐逸》载，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眼饵之术。开元九年（721），玄宗使迎入京，亲受符箓。承祯颇善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奏之。《中州金石记》引《续仙传》云，承祯攻篆，自为一体，号“金剪刀”，然所用字多伪，唐人所谓工篆者类如此。《说嵩》言其用笔稍肥，姿致遒媚。司马承祯有《潘尊师碣》传世，在嵩山，八分书。

著名的道教写经《灵飞经》首题《琼宫五帝内思上法》，明末发现于长安，笔致翩翩，风姿绰约，卷末董其昌跋尾认为“似鍾绍京书”，后人多从其说。启功先生认为是唐无名经生书 。拓本卷末细书题记“大唐开元廿六年太岁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奉敕检校写。”玉真公主名持盈，为唐玄宗胞妹，与金仙公主皆为唐代著名女冠。

[唐]灵飞经 纸本

1973年，陕西蒲城县桥陵出土了徐峤撰文、玉真公主书丹的《金仙长公主墓志》，虽为刻石，但小楷志文与《灵飞经》格调、笔致相似，可以推测《灵飞经》即使不是玉真公主所书，也应与她关系密切。

3.佛道典籍之外的隋唐文献

综观佛经道经之外、以敦煌遗书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代表的隋唐写经、写本，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及特点：

（1）儒家典籍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儒家典籍是堪比孔壁古文、汲冢遗书的文献发现，最突出的是《古文尚书》和《周易》，如《古文尚书盘庚篇残纸》、初唐写本，《周易王弼注卷第三》、唐显庆五年（660）五月十四日书。其中，以“隶古定本”的《尚书》残卷面世以来，即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古文尚书盘庚篇残纸》对古文篆书的一些本字以楷书写定，对古文字学有较高参考价值。这些儒家典籍楷书严谨、风格秀丽，亦是出自儒士（义学生）之手，与佛道“写经体”的书风不同。

初唐写本《说苑·反质篇》（敦煌研究院藏），楷书，内容为西汉刘向撰《说苑》之《反质篇》第六段“秦始皇既兼天下”至卷终，是现存年代最早的《说苑》写本。

盛唐写本《世说新书·捷悟篇第十一》（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为早期流传至日本的唐人写本《世说新语》（唐写本作“新书”），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传世最古写本。

盛唐写本《文心雕龙·箴赋第八至谐隐第十三》，属敦煌文献中的集部著作，存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原书五十篇三分之一。卷内以朱笔校改并加句读，是此书最早的抄本。

敦煌遗书盛唐写本《刘子残卷》，行书，曾归罗振玉，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旧唐书·经籍志下》列入丙部子录杂家类七，是久佚的名著。

（2）保存佚经、别传和其他宗教译典

佚经如《禅数杂指》，隋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经生郑頲书。佚本如初唐写本《冥报记卷上》。又如盛唐写本《黄仕强传》（浙江省博物馆藏），在敦煌藏经洞曾发现多卷，反映了佛教与当时的民间信仰。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之外的重要宗教派别，如景教、摩尼教、祆教、三阶教等的汉译写经都有遗存。

三阶教写经。三阶教是隋代高僧信行在南北朝末法思想背景下倡导的一个佛教支派（唐智升《续高僧传》卷十八）。三阶教注重书法、绘画、造像，以及营建塔寺的弘传作用，一度在上层社会广为流行。长安三阶教寺院弘善寺位于常乐坊，寺内有吴道玄《地狱变相画》与范长寿画迹。三阶教碑铭亦出于薛稷（《信行禅师碑》）、欧阳询（《邕禅师舍利塔铭》）、敬客（《王居士砖塔铭》）等名家之手。

初唐三阶教写经《大乘无尽藏法》，楷书。《佛说示所犯瑜伽法镜经》，唐延和元年（712）六月廿日书。唐代三阶教僧伪经之一，著录见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卷首经序缺，不详所言。后接译经笔受缀文、证义、译语僧名，以及奏行上进、详定诸臣职衔题名，参与“详定”的诸臣有沈佺期、卢藏用、徐彦伯、崔湜、薛稷等人，皆带昭文馆学士衔；其中薛稷的题衔为“金紫光禄大夫行礼尚书昭文馆学士上柱国晋国公”，地位尊崇。依智升所判，皆是附会妄作。此卷书写材料是经过捶染的潢纸，卷首虽残，然书法精妙，黑色黝黑，书风有褚（遂良）、薛（稷）笔法而趋于整饬，虽为伪经，仍保存了唐代宫廷写经的程序与风格，不失为精本。

[唐]大乘无尽藏法（局部） 纸本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摩尼教写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摩尼教写经之代表。此卷所用书写纸性坚韧，墨色如漆，书风以褚（遂良）体为主而加以丰腴，应是初译后唐朝宫廷集贤院群书手所书。

密教写经。《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唐长寿二年（693）密教写经。此卷结体以方整形为主，厚重稳健，点画不求妍媚，有徐浩所书《不空和尚碑》（不空为密教“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风骨。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不少与密教有关的佚失经典，以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等景教经典的汉译写经。

（3）其他文献

隋唐至北宋早期的文学、诗歌、民俗、地理、音韵等资料隋唐写本的文学研究向来为世所重。

《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十韵残纸》，楷书，是初唐写本中的音韵学著作。盛唐写本《西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了唐灭高昌（贞观十四年，640），在高昌故城设立西州之后，丝绸之路从柳中城（今吐鲁番克鲁沁）经哈密至敦煌的行程路线、风土人情和掌故传说，是极其珍贵的地理学著作。

《唐太宗入冥记》《王昭君变文》等写本属于民间“俗讲”，往往内容通俗，书写随意，书法价值不高，是当时民间书写状态的体现。

盛唐写本《唐诗杂抄》，行书，凡存唐人诗作四十一首。本卷字迹前半部分字迹较大，后半部分较小，书迹相同，应为同一人所抄。书法欹侧取势，行草相间，得李邕书法沉雄痛快、潇洒流落之体势。又不囿法度，锋调墨润，神采飞动，别具一格，是词翰并美的文士之书，可与杜牧书《张好好诗》、韩愈书《白鹦鹉赋》并观。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有大量唐人抄写的诗文集，包括《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文苑菁华》等名著，以及《高适集》《李峤集》《白居易集》等初唐、盛唐诗人的汇集或佚诗，还有《王梵志诗》《云谣集》等民间流行的白话唐诗、唱词俗曲。据统计，仅唐代中原文人见于敦煌遗书的诗作，共有六十四位诗人三百一十八首（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第五章《敦煌的唐诗》）。敦煌诗歌的传抄时间历唐至五代，抄写者的身份有文士、学郎、僧俗人士；有中原传来的写本，也有河西敦煌当地的抄件。这些诗文书迹工拙不一，不仅有很高的文献、校勘价值，也是敦煌诗歌流传状态的生动反映。

隋唐写经、写本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定位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早引起关注的，是其书法艺术。罗振玉、中村不折、饶宗颐等先贤多有论述。大量的隋唐写经、写本见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西域出土的主要是写本，写经多为残卷，时代上以西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较多。吐鲁番写经、写本在时代性和艺术性上，与敦煌遗书形成有机衔接。

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十二卷，是从书法角度选材的大型图录，据荣新江对比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和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可知二人的旧藏基本收入书中。该书第十一卷《晋唐文书晋唐写经》披露的资料中，还有不少初次面世的重要唐代史料，如《唐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牒》《唐天山县南平乡户籍》等。

1982年，饶宗颐编著的《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在日本二玄社出版。后又将作品考释等翻译为中文，改名《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八册，1993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所选皆为法藏敦煌文献，分为拓本、碎金、经史、书仪文范、牒状、韵书、诗词、杂诗文、写经、道书诸类，别加按语考证，广博深邃，其价值远超书法艺术之外，为我们今后对流散海内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法的继续整理也树立了楷模。

以下对隋唐写经、写本的书法艺术，分书体进行梳理论述。

1.楷书

隋代写经基本上延续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也有所变化，特别是在开皇九年（589）攻灭南陈、统一全国之后，书风更趋南北融合，楷书迅速定型，南北朝写经中古拙质朴的书风逐步变出端正谨严、婉约姿媚的新风。

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所载，隋唐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传写机构，中央的秘书省、尚书省等都配备了专职的书手，称“楷书手”“群书手”等职业的写书人“经生”。经生们不仅抄写儒家经典，也根据帝后的需要抄写佛经，用荐冥福，这些宫廷写经往往经过了严格的校勘、装潢程序，使用材料高级，缮写精良。地方上，由于佛教信仰的思想基础日益广泛，建立学宫、寺学，有组织的抄经善业活动兴盛，客观上也保存了大量的写经。民间写经的书写水平良莠不齐，风格多样。写经卷后保存的大量题记，则是这一情况的生动体现。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宫廷写经，往往经过专门机构的校勘，专业“经生”的缮写水平高超，书写材料精良，堪称是唐代写经的代表。

唐咸亨元年（670），武后生母杨氏去世，武后遂舍宅为寺，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施舍各处，追荐冥福。楷书手均来自宫廷秘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和左春坊司经局、崇文馆、集贤院，由专门的装潢手装治经卷，并经高僧大德校勘，力求经文准确。

由于这些楷书手要配合秘书省弘文馆的长官“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因而不仅要求“楷法遒正”，而且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为确保这一大规模写经工程的进行，还专门委派了主事和监造职事官员。监督多为初唐书法家虞世南之子虞昶和大画家阎立本之侄阎玄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硬黄纸，即是此时的写经之一。卷末题记12行，首行“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手刘弘珪写”，下列用纸、装潢手、三校、详阅太原寺诸大德，以及“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题名。本卷书法以虞世南风格为主，笔法精妙，温雅蕴藉，极尽工巧华美之能事。书者刘弘珪与担任三校的萧元信应皆属秘书省或弘文馆的职业楷书手。

《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敦煌市博物馆藏），卷末题记十二行，曰：“咸亨三年二月廿一日，经生王思谦写。用纸二十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经生王思谦，再校经行寺僧归真，三校行寺僧思道。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太史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经生王思谦同时是本经的初校人。此经通篇结字方正，内含刚柔，字迹融贯虞（世南）、褚（遂良），雍容典雅，亦是初唐宫廷写经中的力作。

《唐景云二年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书》，楷书。敕文四行，中部草书“敕”字。卷末题衔残存三行，钤“尚书省之印”五字朱印。《能昌仁敕书》是自唐长安送至敦煌的朝廷敕书墨迹。敕文三十五字楷法端凝，雍容典雅，有智永《千字文》笔意，应出于初唐朝廷群书手之笔。

隋唐时期传抄的儒家经典和文学作品，也多出自儒生和文士之手，他们的书迹与职业经生的程序化不同，更具有温文尔雅的书风，楷法精能。

《萧统文选卷第廿九褚渊碑文》，为罕见的绢本传抄的《昭明文选》名篇。碑石久佚。《褚渊碑文》，南齐王俭撰。其首句“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为颜真卿《争坐位帖》所引用。本卷是初唐儒生的传写之本，与经生书迹风格迥异。书法以中锋行笔，精神内敛，秀丽多姿，有如虞世南雍容典雅的书风。

初唐写本《汉书萧望之传王莽传颜师古注》，与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汉书·王莽传》应为一人所书。书法有虞世南风格，整饬遒丽。

《陆机五等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初唐楷书写本。此卷未遵循自南北朝末逐渐形成的佛道写经每行十七字的规律，字法瘦劲，结体含蓄严谨，运笔从容不迫，无经生习气。卷内诸字结体类同传世王羲之小楷《乐毅论》。

写于北宋初年的《曹元忠致回纥可汗书》，楷书。凡两件，皆曹元忠（自五代始，掌握瓜、沙二州实权的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致回鹘可汗书状，上钤“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以韵文写成，格调清雅。据末行结衔及书信内容，曹元忠致回鹘可汗，是朋友之间的语气。此书状楷法恭谨，得欧（阳询）体森严之风。书仪格式与杨凝式《韭花帖》布局、用语颇多相近。

2.行书

西域地区出土的大量文书写本，是汉唐政府有效管辖西域和丝路贸易的真实写照。唐太宗、高宗以及武周时期，朝廷上下尊崇王羲之书法，成为风尚。在远离长安的安西地区，出土了酷似王氏家族书翰的墨迹，不仅反映了书写者追蹈时风的书法造诣，也是开元盛世中原文化与书法艺术在西域流行的实证。

盛唐写本《唐开元十三年张元璋征物牒并批》《府司阿梁状词并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状词楷书，批行草书。1928至1930年，黄文弼于吐鲁番哈拉和卓旧城发掘。《唐开元十三年张元璋征物牒并批》凡三纸，第一纸上残，牒文楷书存2行，批答草书5行。小楷牒文与同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张奉先牒文》书风近似，结字严谨，章法空灵，是牒状的一般格式。草书批答与《张元璋牒》《府司阿梁状词》批答皆为深得王羲之一派书风影响的书迹，而这件更是笔法多变，妩媚生姿。第二纸牒文前缺，上残，存楷书2行，接“济答”批示行草书8行。第三纸牒文残存楷书4行，批答行书“广济示”一行。牒状的书者张元璋的身份为“典”，行楷小字用笔沉稳，朴实无华、不失法度，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下层官吏。广济（或济）的批字一拓直下，使转自如，将毛笔的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万岁通天帖》中所见东晋南朝名家如王慈、王荟等人的笔调暗合，也是对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所总结的“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生动诠释。第二纸“广济示”行书又受怀仁《集王圣教序记》的影响，复加遒劲，是唐代“院体”的滥觞。

[唐]开元十三年张元璋征物牒并批 纸本 725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 张元璋残牒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开元五年后西州献之为悬点入军事牒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行书。20世纪初叶于吐鲁番鄯善县出土，内容是一位拟被任为西州都督府“表疏参军”、名献之（姓佚）的人，牒告上司，依例自己“不合悬名取人”，请辞征简入军，并列举了府史令狐慎行、杨奉璇等人免除悬点入军的先例。献之被拟任为“表疏参军”，可见其精通文翰，娴熟军旅。本件虽残泐严重，但残存字迹与传世唐响搨本褚摹《兰亭》（清乾隆《兰亭八柱》第二柱，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笔法酷似，行笔痛快淋漓，牵丝映带纤若浮云、神完气足，堪称西域“二王”一系书风的稿草杰作。

《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凝寒致十三郎书札》是流入东瀛的盛唐行书写本。《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虽为信札草稿，但内容完整，笔法迟涩凝重，落笔变化多端，颇用褚（遂良）法；结体修长，又有欧（阳询）书意态，是无意于佳而佳的妙迹。首行“秋”字为武周新字，可推断其书写年代。《凝寒致十三郎书札》已经过誊清，与前揭《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为同一人所书，书法恭谨，结字森严，与传世欧（阳询）体行书《梦奠帖》《千字文》及《史事诸帖》神韵近似。落笔变化丰富多姿，则是褚（遂良）法的特点。

[唐]季秋渐冷致都督书札稿 纸本

《唐建中五年七月孔目司帖》（旅顺博物馆藏)，行书，麻纸，卷内钤盖“西州都督府之印”三处。通篇用笔提按分明，章法严谨，对于唐代西州地区经济、文书制度以及书法等有着研究价值，是西域出土的唐代文书珍品。

晚唐写本《付法藏传及粮食账》，麻纸。两面书写。书体为流利的行书，笔致纤细，信笔挥运，风格洒脱，有传为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的风采。

3.草书

敦煌藏经洞中曾发现临摹的王羲之草书《十七帖》残纸与智永《真草千字文》残卷，可见草书颇为当时临池学书者的青睐。敦煌遗书中的草书多为佛经注疏以及笔记，尚未见以草书书写的佛经正文。比较著名的有《恪法师第一抄》《因明入正理论》《法华玄赞》《法华经义记》等，皆是草书的煌煌巨制。

《恪法师第一抄》（辽宁省博物馆藏)，为草书写经，卷中草书字字独立，笔画短促有力，草法凝练而蕴秀气，保留着汉魏简牍书风，与王羲之《十七帖》笔意暗合，是唐代草书中的精能之作。

《因明入正理论》，前题“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慈门寺沙门净眼续撰”，先以“论云”摘录正文，再以“述曰”加以疏解。通篇以娴熟的草书写就，章法紧凑，每个字之间并不相连，是汉魏章草的遗风。草法多有省减，有的专用词汇以合文写出，难以辨识。行间有朱笔改易之处。全卷二万六千余字，展卷汪洋恣意，一泻千里，视觉效果极为震撼。

《法华玄赞卷第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草书，首残尾全。卷后窥基题记。不仅是珍贵的佛教文献，书法亦朴茂雄强，浑厚凝重，草法简练至极，挥运娴熟，保留了汉晋简牍书迹的用笔特征，与隋人书《出师颂》气息相通。卷首李瑞清题记以为“草有古法，且近章（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洋洋洒洒逾丈草书长卷，视觉上如排山倒海，则是《出师颂》所不及的。

盛唐写本《文心雕龙·箴赋第八至谐隐第十三》，草书，册子装。笔法瘦劲，笔锋转折清楚，草法挥运精熟，属于“杂体”，而在视觉上并不违和。由于书写内容是文学名篇，形制又较为随意，故应出自儒生之手。作为传世最早的《文心雕龙》写本，不仅具有校勘价值，也是盛唐写本中秀雅空灵一派书风的杰作。

[唐] 文心雕龙（局部） 纸本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初唐写本《三时诗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草书，民国初年吐鲁番鄯善县出土。内容是三段深入浅出的诗词（人定亥、夜半子、鸡鸣丑），阐发了人生无常、浮沉不定的情怀。本件书体是单字独立的草书，间以行书。秃笔迟涩，线条朴拙苍劲，圆润沉雄，有汉晋西北简牍书风遗韵。西域出土书迹多为文牒簿书残纸，像这样篇章完整、书法意趣明显的草书诗词是非常罕见的。

绘图灌顶经残纸（局部） 纸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余论

近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写经、写本，既是汉唐文明融汇发展的见证，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隋唐五代的写经、写本，在形制与书写风格上，继承了魏晋简牍的传抄模式而又有所发展，是与同一时期石刻书法并重的书迹类型，是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体上，这一时期的写经彻底完成了楷书形态的演变，楷法完备，臻于成熟；写本中的草书、行书异彩纷呈，开启了宋元以来尚意书风的滥觞。在书艺风格上，以敦煌遗书为代表的写经、写本受中原朝廷的影响，锺王、欧虞褚薛、颜柳等诸家风格的作品，都有所呈现。

隋唐五代写经、写本见证了中国书法艺术、书体和中国书籍制度的演变轨迹，自敦煌学兴起百余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方向的日渐精细、对于其文史的研究中外著述汗牛充栋，而关于其书法艺术的综合性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此项研究需要借鉴百年以来的发掘收获，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去芜存菁，与建筑、雕塑、美术、文学、诗歌等诸多门类进行综合整理，进一步明确其艺术价值，从而使中国古代书法史更为完善和丰富。

[五代] 鱼歌子上王次郎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孔目司帖 纸本 785年 旅顺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