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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叙事须以深刻思想驾驭身体语言

更新时间:2025-09-10 04:27  浏览量:3

转自:光明日报

【舞台艺术众家议】 

  舞剧叙事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时间线上展现事件过程,而是用流转的身体动作语言,以象征或隐喻手法超越情节本身,走向叙事的终极目的,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舞剧繁荣景象有目共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该年年初有63部舞剧投入创排,年底有百部舞剧在剧场上演。几部成功“破圈”的舞剧更是产生了社会效应,吸引了许多原本对舞蹈没有兴趣的观众走进剧场,舞剧创作和市场活跃程度令人欣喜。然而,数据增长并不能完全代表舞剧创作水平的提升,越是在舞剧演出火热之际,冷静思考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就越显得必要。

  在部分观众的反馈和态度中,反映出热度之下的各种困惑,如“舞剧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就可以完全不讲剧情而纯用舞蹈写意吗?”“创作者自我表达和观众的接受之间如何链接?”“舞蹈能讲清楚一件具体的事情吗?”……这些疑惑都直逼舞剧创作的核心问题:舞蹈艺术特性与舞剧叙事之间的关系。

  作为以身体动作语言为主的艺术形式,舞蹈与人类情感抒发的紧密程度远远高于与交代事件的紧密程度,但这并非意味着身体动作语言不能有效叙事。长久以来人们形成的“舞蹈不擅叙事”认识,实际上是以在线性时空中呈现事件的标准,来要求舞蹈具有再现或记叙功能,这种理解遮蔽了舞蹈在叙事层面的深层潜力。进言之,舞剧叙事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时间线上展现事件过程,而是用流转的身体动作语言,以象征或隐喻手法超越情节本身,走向叙事的终极目的,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

  以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为例。经典文学作品是影视、话剧、戏曲等众多艺术形式的重要创作来源,也备受舞蹈编导青睐。通常来说,这类题材可以大大减少再创作中情节再现方面的压力,改编者还可以更进一步发挥个人观念。但不同艺术门类在此问题上存在差异。如果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虽然经过了媒介转换,却依然没有脱离文字语言的表述,而且,视觉元素和镜头语言的加入反而更有助于故事情节的细化和展现。相比之下,将文学经典改编为舞剧,其媒介转换中更有一层语言形式由显性到隐性的变化:作为舞剧主要表现工具的身体动作语言在叙事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能如文字语言那样具有广为接纳的经验基础以及与观众沟通的普遍效力。身体语言作为一种隐性知识,既考验着观众对动觉经验的敏感程度和身心呼应的共情能力,也要求舞剧编导具备对原著内涵的深刻理解和身体语言的视觉转化能力。

  舞剧编导改编经典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将文字语言转译为身体语言的过程。在直译(故事再现)和意译(阐释升华)两种选择中,舞剧编导大概率会选择后者,以避免用大量哑剧成分填充作品。哑剧是舞剧早期发展阶段的样貌,早已被追求身体动作语言独立性的现代创作者在不断实践中予以扬弃。而在当下普遍使用的“意译”创作方式的作品中,有的在叙事中能够真正走向象征隐喻,有的则陷入人物的心理空间,进行冗长空洞的抒情。这两种走向都是在充分利用文学经典改编所带来的便利,在观众因对原著熟悉而形成的共识空间中自由发挥才能。不同的是,前者能够站在文化或历史的角度,识别并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进而用其进行表达,后者却受限于个人化的视野或情感,降低了与观众达成共情的可能性,在同质化动作的反复使用和编排中,迷失了原著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精神走向。如江苏大剧院版舞剧《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创作者提取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典型场景,以舞蹈特有的时空处理方式充分彰显了原著“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精神气质,这正是其他同名改编舞剧未能企及之处。

  如果抛开经典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便利,什么样的题材适合舞剧创作呢?从理论上来说,舞剧创作的题材选取并没有限制,题材是否适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深度、审美取向与表现能力,舞台作品正是创作者思想的表征或成果。如俄罗斯当代芭蕾编导鲍里斯·艾夫曼一直深受国内业界同人的推崇,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比如其作品《柴可夫斯基》没有用情节复现主人公的作曲家生涯,而是在众人所呈现出的社会身份、人格面具和情感色彩之间,刻画出柴可夫斯基的形象,直剖人物灵魂,让观众感受到作曲家的才华和性情不为时代所容的无奈。舞剧创作,切不可将题材本身与思想表达画等号,这是对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狭隘理解。舞剧编导一旦忙于用动作交代先行的、未经深切理解的主题,便无暇顾及与人的切身处境相关的哲学性思考,这便使作品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叙事逻辑,反而显得空洞无着,是身体与思想的背道而行。

  国内部分舞剧创作无法在叙事中实现有效思想表达,除了部分创作者思考能力不足外,另一原因还与舞蹈教育长期高度关注动作形式有关。对于舞蹈编导教学而言,对动作形式的挖掘和探索本无可非议,这是基本的专业训练,但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戏剧和文学教育,就难以完善编导对身体语言的认知方式,从而无法达到应该具备的叙事素养。当前课堂上教授的编导技法,多是处理动作关系的应用型知识,还不能为编导提供走向思想表达的有效路径。这种创作上的“先天不足”,易使作品流于皮相化、风情化的展示型或装饰性的身体表达,即便是近年与文博相关的热门舞剧,也未能摆脱这种局限。

  对于长期处于专业性摸索阶段的舞剧创作而言,能够获得大众关注并取得市场收益本身是件好事,但就艺术探索的深度和思想表达的高度而言,舞剧创作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等待舞蹈创作者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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