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效率——策展视角下的深度艺术体验重构

更新时间：2025-09-10 10:44  浏览量：2

文 / 吴洪亮

摘要：在算法推荐与虚拟现实日益重构艺术生态的当下，不少数字作品的即时反馈与多感官刺激，在提升观众参与度的同时，其碎片化、快节奏的特性也干扰了深度情感共鸣与意义建构。本文从策展实践的视角出发，探讨一种“反效率”的策略，策展人或文化项目的策划者，可以通过参与模式再设计、激活叙事、重塑在场感、重组媒介功能等路径，主动构建激发深度认知与情感投入的审美场域。

关键词：数字艺术 策展 反效率 深度体验

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increasingly reshaping the art ecosystem, many digital artworks—while enhancing audience engagement through instant feedback and multisensory stimulation—also risk undermining deep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meaning-making due to their fragmented and fast-paced natur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atorial practice, explores a strategy of counter-efficiency. It argues that curators and cultural project planners can actively construct aesthetic environments that foster deep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by redesigning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ctivating narrative potential, reconfiguring presence, and reorganizing the functions of media.

Keywords: Digital Art; curating; counter-efficiency; deep experience

现在，数字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艺术的传播和接受方式也被深刻地改变了。一方面，数字世界营造的即时满足与多感官刺激极大地提升了大众的参与度，同时降低了艺术的门槛；另一方面，这种便捷却似乎正在压缩深度审美的空间，我们的大脑渐渐习惯被一种隐性的、效率至上的算法逻辑规训：快速滑动屏幕、追求即时反馈、迅速获得下一个刺激点。

作为连接艺术与公众的桥梁，策展人不能仅仅是潮流的追随者，当新的技术和媒介带来热闹的新鲜感时，我们也需要反思，以往那些“慢慢做”和“慢慢看”的艺术作品，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在处处提供“快餐式”愉悦的环境之下，如何让人们还愿意去认真泡一壶好茶，耐心等待那缕“回甘”？

一、被压缩的艺术体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容易接触到艺术。海量的在线艺术数据库、触手可及的虚拟博物馆导览、根据我们喜好精准推送的艺术资讯……这无疑是时代的馈赠，它让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一种更普惠的文化资源。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种观看方式的深刻转变。我们与艺术的关系，似乎正从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充满身体感的“相遇”，转向一种以获取和管理信息为目标的“浏览”。这种在屏幕前养成的浏览习惯，被我们不自觉地带入了物理空间。于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种“打卡式”的观看：在作品前停留数秒，举起手机完成图像采集，仿佛是为了确认“我来过，我看过”，然后迅速转向下一个信息点。

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体验被双重压缩了。首先是时间的压缩，一次观看的时长被缩减到仅够完成一次图像的采集与确认。随之而来的是深度的压缩，思考被简化为判断，即“这件作品是否上镜？”或者“它的‘点’在哪里？”这种便于快速分享的关注点。

这种观看方式的转变并非简单的态度问题，其背后是我们正在被重塑的认知习惯。在这个场景下，我们可以将审美体验的过程分为两种模式来讨论：一种是需要时间发酵的“慢品”，另一种是追求即时效果的“快扫”。〔1〕

“慢品”模式，正是深度体验的核心。它高度依赖我们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该网络主要在我们进行内省、自我参照、记忆提取和想象未来等非任务导向的认知活动时被激活。当我们在作品前驻足，陷入沉思，将眼前的视觉信息与自身的记忆、情感和知识体系进行关联时，默认模式网络便会高度活跃。可以说，所有深刻的感动和共鸣，都诞生于这片由默认模式网络主导的、不被打扰的内在时空里。正是这个过程，让艺术体验变得个人化、有意义且难以忘怀。

而我们身处的数字世界则是一个精于训练“快扫”模式的工厂。当我们带着一颗被“快扫”模式长期训练的大脑，进入一个为“慢品”而设的空间时，耐心变得稀薄，我们会不自觉地用“效率”来衡量观看的价值，本能地回避那些需要投入心力才能“破译”的作品。于是，艺术体验不可避免地被压缩了。这并非意味着观众不再热爱艺术，而是我们进行深度审美的“肌肉能力”正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这或许可以说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场观看危机。

二、策展焦点的转移

在从前车马慢的时代，信息的稀缺性与物理空间的天然阻隔，无形中为艺术体验预设了减速带。这种情况下，策展的核心任务可以聚焦于内容的价值挖掘与有效呈现——对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历史文献进行精心的遴选和梳理，清晰地展示给公众。观众带着相对整块的时间和潜在的求知渴望步入展厅，深度的审美体验往往能在相对静态的呈现中自然发酵。

然而，数字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与注意力经济的全面渗透颠覆了这一基础。我们面临的远非仅仅是信息获取的便捷化，更是一场深刻的认知环境与感知习惯的革命。这种被效率逻辑深度塑造的认知模式，被我们不自觉地带入物理空间，催生出前文讨论到的“打卡式”观看与“快扫”审美。因此，笔者希望在策展实践中引入一种“反效率”的策略。这里所说的“反效率”，并非要以低效或无效的方式来消极抵抗，而是通过多元的策略有意识地、积极地调和以速度、量化和即时满足为标志的单一效率标准，旨在将策展的重心从信息传递的高速度浅认知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体验的深度与有效性上来，主动为观众构建一个能够“慢下来”的场域，以激活更深的情感投入与感悟的产生可能。在这样的策略下，策展实践的重心需要做出调整。

首先，是从“呈现什么”到“如何体验”的关注点转变。策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更需要设计一个能够有效激发并容纳观众内在审美过程的场域。策展人需要系统地思考诸如空间氛围如何引导情绪，叙事的结构如何激发思考，信息密度如何匹配当代观众的认知负荷，以及如何为观众创造慢下来的条件和动机等问题。

其次，是从“单向传递”到“双向互动”的关系转变。观众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对象，而是带着自身经验与情感进入场域的参与者。因此，策展设计需要预留足够的“接口”和“留白”，激发观众的主动探索、反思与联想，使最终体验成为策展意图与观众主体性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

再者，是从“视觉主导”到“多感官体验”的通道拓展。屏幕的观看是高度视觉化且相对“去身体化”的。深度体验的建构，必须重新唤醒被屏幕钝化的多感官通道和身体的在场感。策展人需要关注空间中的光线、声音、温度、材质等环境因素对身体感知的微妙影响，设计能调动全身心参与的互动方式，让艺术体验回归到一种具身的、情境化的存在状态。

最后，是从追求“即时满足”到引导“意义孵化”的时间观转变。对抗“快扫”模式的核心，在于有意识地在体验中设计时间的绵延感。这要求策展人敢于引入停顿、模糊和不确定性，打破即时反馈的依赖。通过对叙事节奏、空间路径、互动反馈的控制，策展人引导观众经历一个需要时间投入、情感沉淀的过程，让意义得以在个体内部“慢发酵”，最终获得那缕值得等待的“回甘”。

这或将策展人推向“体验建筑师”的角色，我们的工作将会超越传统的内容展示，转而需要更进一步构建一个体验的生态系统。

三、构建深度审美体验的“反效率”路径

在笔者近年来的策展和观察过程中，对于如何具体地解决内容展示到体验建构有一些体验和实践经验，在此总结为三个维度来讨论。

（一）参与模式再设计，激活叙事

参与模式的设计其实是在改变展品与观众的关系，而最有效的建立连接的方式就是形成一个与观众自身有关的故事。当每一件展品不再是孤立的信息点，而是被一条有意义的故事线串联起来时，观众的思维便会从被动接收信息切换到主动地追随情节，注意力得以有效凝聚，通过这种连接，能够有意识地引导观众从被动“打卡”转向一种更具仪式感的主动共创，进入深度体验。所以，这种叙事不是以策展人为主的单方面表达，由于每位观众的经历、关注点不一样，因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被触动的地方。通过不同的“玩法”来激活叙事，更像是在设计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任务，它提供主线，鼓励观众去探索，自行发现并建立连接，重组属于自己的故事版本。

比如曾经现象级的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它打破了“我演你看”的模式，让观众戴上标志性的面具加入演员队伍，面具带来的匿名感扩展了观众行为的自由度。当观众在一整栋充满细节的建筑中探索时，没有固定的观看路线，故事是被“发现”而非被“告知”的。观众通过追随不同的角色、打开不同的抽屉、阅读不同的信件，构建出独一无二的观剧体验，组合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这种由好奇心驱动的探寻模式，将观众的注意力牢牢锁定在当下，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未知和可能。（图1）

图1 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剧照 摄影/Nico De Rouge 观众戴着面具在场景中自由选择观看内容

现在，很多博物馆和展览馆也都在积极融入游戏化和参与性的活动。例如，围绕一个历史谜案，观众在入口处领取一份“案卷”，从展厅中散落的线索里寻找真相。在这里，展品不再是枯燥的知识点，而是承载关键信息的“证据”。游戏化的任务设定，将枯燥的知识学习转化为了充满乐趣的探索过程，激发观众仔细阅读文字、观察细节的兴趣。

（二）增进人际互动，重塑在场感

在虚拟信息无限复制的时代，物理世界的“在场性”、艺术品的“物性”以及人与人面对面的真实互动显得尤为珍贵。策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放大这种独一无二的在场价值，让观众真切地感知到“我在这里”。

这种“在场感”并非只是抽象的概念，在空间环境的布置上，可以通过物理环境的构建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情绪和认知。例如，光线的明暗、色温，空间布局的疏密，乃至作品与观众之间被精心计算的观看距离，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体验的基调。一个相对昏暗、由聚光灯精准照明的空间，天然地就能收敛心神，引导观众进入一种专注和沉思的状态；而为尺幅巨大的画作预留开阔的空间，保证了观众既能退后把握整体氛围，又能走近观察笔触细节。当然，如果可以将大幅作品的观看距离进行挤压，则会导向另一种结果。这种对人的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与位置的调控，本身就是重要的体验环节的设计。

有时艺术作品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特质。如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家在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在场感”还原到最纯粹形式的范例。在长达七百多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只是静坐，与一个个陌生的观众对视，没有其他设计，只有对视，但两个真实的人在物理空间中所激发的巨大情感力量，恰恰源于在数字时代被稀释的、真实的人际互动。（图2）艺术家王光乐的石膏迷宫，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诠释了“在场”的价值。作品在展期中会因观众的穿行而磨损，最终在展览结束时被彻底销毁。作品在参与中的变化，以及最终的损坏与消失，恰恰是其艺术价值的核心，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强调了物质存在的唯一性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迫使观众“必须在场”或时不时地“返场”，来触碰其体验的完整性。笔者策划的“睿寻——北京城市图书馆公共艺术季”则将整个图书馆的“书山”作为展场，让观者在阅读与漫步的交替间与作品偶遇，以达到发现惊喜后的“深读”效果。

图2 [塞]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艺术家在场 行为艺术 2010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再有，近年兴起的乌镇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会昌戏剧节等文旅项目，则以更复杂的形式塑造着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这些项目常选择远离都市喧嚣的地理位置，这种“好在远”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反效率”的安排，它要求参与者付出时间与交通的成本，“奔赴”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进入沉浸体验的心理前奏。阿那亚戏剧节的艺术项目“候鸟300”每年会召集300位背景各异的创作者，今年还有年轻策展人的加入，他们在海边共同栖居创作300个小时。（图3）参与者在沙滩和大海之间，共同组成一个“重新定义，正在发生”的临时性艺术社区。（图4）这样的模式创造出的独特社交场域，在相对封闭的乌托邦式的创作环境中，身份标签被淡化，共同生活与协作将往常世界里固有的隔阂和隐形的圈层规则重新洗牌，促使大家在这个“沙城”中，在晚间“鸟其林”的狂欢里与身边真实的人们进行更自在的交流。（图5）在这个共创的社群环境里，创作者与观看者的界限也模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临时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3 2025年阿那亚戏剧节艺术项目“候鸟300”活动现场

图4 2025年阿那亚戏剧节艺术项目“候鸟300”活动现场

图5 建筑师马岩松为阿那亚戏剧节“候鸟300”公共艺术项目设计的“2024候鸟沙城”

社交互动的场景建构之所以能深化体验，不仅因为情感上的陪伴，更在于它是一种强大的认知催化剂。苏联心理学家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系统地阐述了个体的认知发展，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问题和建构新意义时，高度依赖于与他人的协作与对话。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符号互动论”，他认为人的心智和自我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与他人的符号互动，尤其是语言互动中产生的。

（三）直面技术，重组媒介功能

现在各类展馆都在设备方面增加了投入，当然，建构深度体验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而是要警惕被其效率逻辑主宰，并思考如何重组其功能，化干扰为助力。况且，现实生活中，技术早已不是中立的工具，它已经深度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近年，艺术家费俊与心理学家刘正奎联合推出的作品“情绪剧场”设有多个互动装置，如《情绪酒吧》《水曰》等，邀请并引导观众长时间沉浸于特定空间，并产生疗愈价值，其核心在于其对“情绪互动”的深度设计，既利用技术构建持续的沉浸场景，又通过心理机制实现情绪的自然转化。其价值的核心是通过“可视化+互动化”打破情绪的“隐性压迫”，建立人与情绪的“和解通道”。（图6）北京画院近年来在国内外齐白石的系列展览中积极融入各种工具和技术，观众可以借助放大镜、手机App、数字影像、电子画笔等方式更加细致地感受作品的内涵，展览力图借助技术对作品能量的重塑，打破欣赏门槛和理解壁垒，将观众引向对作品价值深处的意义探求。

图6 费俊、刘正奎 情绪剧场 互动影像装置 尺寸可变 2023

由此可见，技术应用可以从追求虚拟的“沉浸”，转向促进真实的“具身在场”〔2〕。现在许多VR/AR的应用致力于创造一个与现实隔绝的虚拟世界，但这往往是以牺牲身体感知为代价的。而“反效率”的策略，则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强化和唤醒我们对自己身体和所处环境的感知。例如艺术家珍妮特·卡迪夫的“声音漫步”和“视频漫步”系列，观众戴上耳机，或者打开手机里的视频引导，跟随预录的音视频引导沿着指定的路线行走，艺术家的叙述、脚步声、远处的音乐、过去曾经出现在同一空间的人，等等，这些声音和场景与现实环境高度同步，虚构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些提示让人专注于周遭环境的各种细节，它将一次随意的游览，变成一场沉浸式的个人化的电影。

技术应用让艺术不再是一个由艺术家预先完成的、静态封闭的客体，艺术体验的现场也不再只是单向的表述与接受。观众的实时参与，他们的移动、触摸、声音乃至生理数据都可以成为驱动系统运行、生成具体艺术形态的关键变量，创作与体验在此刻合二为一。观众在“玩”的过程中，直观地理解了自身行为如何成为世界建构的一部分，从而达成一种更为深刻的能动性认知。

所谓“深读”，一为时间的长度，二为理解的深度。只有当观众在一个场域中投入了足够的时间，获得了足够深入的理解，才会产生强烈的意义感与情感联结，并最终生发出与人共享的愿望，这正是策展所追求的、有价值的“二次传播”。在处处追求“快”的世界里，守护并重构“慢”的灵光，这或许是今天策展能为观众带来的慰藉与美好。

注释：

〔1〕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双系统理论”，他将直觉的、自动的、无意识的思维过程归为快思考（系统1）；将理性的、有意识的、需要投入精力的思维过程归为慢思考（系统2）。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零点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沙里·蒂什曼（Shari Tishman）在她的著作《慢观察：观察学习的艺术与实践》中定义了一种作为学习模式的“慢看”，它要求通过耐心细致的观察这样一种方式来获取知识，旨在超越第一印象，进入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进而激发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蒂什曼及其所在的“零点项目”团队还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开发了视觉思维课程，将“慢看”的原则系统化为一套可操作的教学策略。此处笔者借鉴相关领域的二元分类以便讨论。

〔2〕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中提出，身体本身就是我们感知世界和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我们通过身体的姿态、运动与平衡，来理解空间、物体和他人，任何真实的体验都必然是“具身的”。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强调，人类的抽象思维，如情感、时间、争论等都是建立在具体的身体经验之上的隐喻，即便是最抽象的思考，也离不开身体经验的塑造。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哲学家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等人基于跨学科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在身体与环境互动中动态生成的。

吴洪亮 北京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