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万物》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及其艺术批判
更新时间：2025-09-11 13:48 浏览量：1
引言：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观问题
在当代中国文艺创作领域，历史题材作品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一些文艺作品在表现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出现了值得警惕的创作倾向。电视剧《生万物》在塑造旧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时，就陷入了以抽象人性论取代阶级分析、以个体命运遮蔽历史本质的误区。该剧试图通过少数人物的"人性"叙事来展现历史，却忽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真实社会矛盾，导致其艺术表达在思想意识层面出现严重偏差。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人性论"、"普世价值"等概念对我国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创作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些观念，试图用所谓"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人性视角来解读历史。然而，这种创作方法往往导致对历史本质的误读，甚至造成对革命历史的消解。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角度，结合具体历史事实与文艺理论，对《生万物》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其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探讨此类作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危害性。
一、历史真实性与典型性关系的严重错位
（一）地主形象的温情化与历史真相的背离
《生万物》对地主阶级的塑造带有明显的"人性化"倾向，剧中刻意塑造了所谓"开明地主"的形象。这类地主被赋予"乐善好施"、"重视教育"等正面特质，甚至出现地主主动减租减息、关心农民疾苦的情节设计。这种艺术处理看似丰富了人物形象，实则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
历史档案与土改调查数据表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根据1950年统计，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阶级却占有38.26%的耕地，而占人口52.37%的贫雇农仅拥有14.28%的土地（《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这种极端的土地占有关系，决定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谐"。在华北地区，地租普遍高达收获量的50%-70%，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所剩无几。更严重的是，地主阶级往往与地方政权勾结，把持乡村政治经济权力。如河北保定地区调查显示，80%以上的保甲长由地主或其代理人担任，他们利用政权力量强化剥削（《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资料》）。
土改文献中记载了大量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案例。1947年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调查显示，许多贫农因无法偿还地租而被逼卖儿卖女（《中国土地改革史》）。在山东解放区，有地主设立私刑，对欠租农民实施"跪瓦砾"、"灌辣椒水"等酷刑。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是普遍存在的，所谓"开明地主"只是极少数个案。
（二）农民革命性的弱化与历史主体的缺席
《生万物》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同样存在严重偏差。剧中农民往往被表现为愚昧、麻木、自私的群体，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这种塑造方式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消解了农民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
历史资料表明，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中央档案馆1947年太行山区的调查显示，贫雇农占总农户的57%，他们是土改的主要推动力量（《解放区土地改革史料》）。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例如，在东北解放区，农民自发组织清算斗争，控诉地主罪行；在山东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军支前，保卫土改成果。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农民不是被动接受革命的群体，而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对比经典革命文艺作品，《生万物》的缺陷更加明显。《白毛女》通过杨白劳从忍气吞声到反抗的转变，展现了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过程；《暴风骤雨》则生动描写了土改运动中农民的斗争精神。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们准确把握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而《生万物》将农民塑造成"被历史裹挟"的被动个体，这显然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二、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抽象人性论对阶级分析的取代
（一）抽象人性论的理论谬误
《生万物》在创作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它试图用现代人性论来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种创作倾向在当下文艺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深入剖析。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受到其阶级地位的制约。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本质上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人性冲突"。然而，《生万物》却将人物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天性"、"欲望"或"个人选择"，例如将地主的剥削行为解释为"生存压力"或"家族责任"，而将农民的反抗弱化为"个人恩怨"。
这种叙事方式的危害性在于，它消解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使历史沦为个体偶然事件的堆砌。从理论根源来看，这种创作方法受到了西方"人性论"思潮的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中出现了强调"普遍人性"的倾向，试图用抽象的人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这种理论看似具有"普世性"，实则掩盖了社会矛盾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人性。地主的人性必然带有剥削阶级的特征，农民的人性则深受被剥削地位的影响。忽视这种阶级差异，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误读。
（二）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危害
《生万物》在创作方法上还存在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揭示社会本质。这种创作方法看似"客观"，实则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
该剧可能详细描写农村的贫困景象，却不分析造成贫困的封建土地制度；可能刻画农民的苦难，却不展现他们如何通过革命改变命运。这种创作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列宁在论述文艺创作时曾指出："文艺作品不仅要反映生活，还要解释生活，要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不仅描写了农民的苦难，更展现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觉醒、斗争并最终改变命运。
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危害在于，它使观众只看到历史的表象，而无法理解历史的本质。这种作品可能给人留下"旧社会虽然黑暗，但革命并非必要"的错误印象。特别是在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这种创作倾向更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否定革命历史的思想工具。
三、意识形态层面的严重问题
（一）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模糊化处理
《生万物》最危险的倾向在于，它在叙事逻辑上隐含了对土地革命历史正当性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模糊化处理来实现的。
土地革命的根本目标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生万物》却未能清晰展现这一社会矛盾。剧中将农村问题归结为"人性之恶"或"命运悲剧"，而非阶级压迫的制度性根源。这种叙事方式实际上是在为旧制度辩护，暗示"革命并非必要"。例如，剧中可能通过展现某个地主的"人性挣扎"，来暗示剥削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或者通过描写农民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来淡化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历史事实表明，土地革命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1946年《五四指示》明确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强调："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土地，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底，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中国土地改革史》）。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
（二）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潜在挑战
从更深层次看，《生万物》的叙事逻辑对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潜在挑战。四项基本原则明确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生万物》通过模糊阶级矛盾、美化旧制度，实际上是在挑战这一基本原则。
该剧隐含的历史观如果推广开来，将导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质疑。这种质疑不是直接否定革命，而是通过"重新诠释"历史，来消解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例如，剧中可能暗示：如果没有土地革命，通过"渐进改良"也能解决农村问题；或者把土改中的某些过激行为夸大为主流，从而否定整个土地革命的意义。
这种叙事策略十分隐蔽，其危害性也更大。它迎合了当下某些"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文艺载体。特别是在网络时代，这种经过艺术包装的历史观更容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
四、结论与建议
（一）文艺创作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
《生万物》反映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值得警惕的倾向。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文艺工作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土地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必须把握这个基本规律，不能以个别现象否定历史本质。
（二）加强文艺批评的引导作用
当前文艺批评领域存在"失语"、"失声"现象，对《生万物》这类作品的错误倾向缺乏及时有力的批评。建议：
1.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队伍建设
2. 在文艺评论中强化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
3. 建立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专家评审机制
（三）完善创作引导机制
建议主管部门：
1. 制定历史题材创作指南，明确基本原则
2. 加强对编剧、导演的历史观教育
3. 建立重大历史题材的备案审查制度
4. 支持创作更多真实反映革命历史的优秀作品
真正的艺术应当扎根于人民，反映历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