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殉道者树碑

更新时间：2025-09-14 23:43  浏览量：1

谈谈王秀琴《出尘》中的生命共振与精神困境

□ 董江波

在机械复制时代与手工文明的碰撞带上，王秀琴的《出尘》以太行山麓为幕布，用斧凿声谱写了一曲关于艺术殉道者的酣畅叙事。这篇扎根三晋大地的短篇小说，将根雕艺术家的痴狂化作棱镜，折射出资本逻辑碾压下的精神突围史——当工业化的推土机碾过火柴厂的百年记忆，老常常有根用树根雕刻的不仅是定格时光的艺术品，更是抵抗现代性异化的精神图腾。作者用犀利的笔锋精准切开了三个维度的文明创口：国营工厂改制遗存的伤痕记忆、手工艺传承面临的现代性困境，以及艺术家在商业伦理与纯粹追求间的永恒撕扯。那些被遗弃在雷击木上的新芽，暗喻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倔强重生。

小说通过三重奏式的灾难叙事（一次体制收编、两次盗窃、一次火灾），构建起极具张力的象征体系。火场中老常用浸水棉被包裹根雕的荒诞场景，既是肉身献祭的野蛮仪式，也是艺术伦理对实用主义的悲壮反讽。王秀琴独创的“在地性魔幻书写”，将晋中方言的粗粝质地与现代主义的隐喻技巧熔铸成独特的审美范式——“福天洞地”根雕作品中潜伏的二十种野兽，既是山岳精魂的具象投射，也是被资本压抑的原始生命力的集体暴动。这种根植于黄土大地的现代性突围，在火柴厂磷火与展览馆射灯的光谱交替中，完成了对匠人精神当代命运的深刻叩问。

当非遗认证的镁光灯照亮ICU监护仪时，《出尘》的终极诘问浮出水面：被资本收编的传统技艺，究竟是文明的保鲜库还是精神的停尸房？王秀琴用老常大病中顿悟后的“所作所为”给出了答案——真正的艺术永生，不在博物馆的恒温恒湿系统，而在与土地持续对话的生命循环里。这部镌刻着太行山年轮的作品，最终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凿出了属于山西新乡土写作的独特刻痕。

一、根雕艺术：灵魂的镜像与现实的重构

王秀琴的新作《出尘》以根雕艺人常有根的痴迷为叙事核心，将黄土高原的粗粝质感与现代艺术的精微追求熔铸成一部关于精神原乡的寓言。小说开篇即掷下一枚深水炸弹：“人生在世，总得痴迷点什么”——这看似轻巧的宣言，实则暗含了艺术家与世俗世界永恒的对抗。老常对树根的痴迷，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迷恋，更是一种精神皈依的仪式。当他在废弃的树根中看到“虎、狼、象、猴”的形态时，实则是在自然的残骸中重构生命的图谱。这种重构超越了传统手工艺的范畴，成为存在主义式的自我确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福天洞地”“世纪之吻”等根雕作品，既是具象的艺术符号，更是精神困境的隐喻。作者巧妙地将根雕的“去皮、定型、打磨”过程与主人公的精神蜕变对应：老常剥去的不仅是树皮，更是世俗规范的桎梏；他打磨的不只是木质肌理，更是对生命本真的追索。当“根艺作品牵住他的裤腿”时，艺术已不再是外化的客体，而成为吞噬创造者的主体。这种主客体的倒置，暴露了艺术创作中永恒的辩证法——艺术家在赋予作品生命的同时，也必然被其作品“异化”。

二、血肉之躯与艺术生命的双重燃烧

作家王秀琴在慢条斯理的讲述中，层层剖开了艺术家的生存困境。老常的“守财奴”标签，本质上是艺术伦理与市场法则剧烈碰撞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艺术品的“价值”被粗暴简化为货币符号，而老常“像抱着刚出生的娃娃”般守护根雕作品的姿态，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无声抵抗。小说中两次盗窃与一场火灾构成接二连三般的挫折故事：盗贼觊觎的是根雕的物质价值，而火灾则隐喻着精神圣殿的崩塌。当老常用浸水的棉被包裹作品却将自己置于烈焰中时，身体烧伤的60%创面，实则是艺术信仰的受戒烙印。

这种殉道者式的牺牲精神，在历史维度上形成强烈呼应。从光绪年间的火柴厂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迁，作家王秀琴将个人命运编织进时代经纬。老常父亲关于“厂子迟早转型”的预言，与主人公对山林管制的妥协形成代际对照。当地方上开始以“规范”之名收编自然野性时，根雕艺术的命运恰似那些被工程队遗弃的“歪瓜裂枣”——既是被拯救的遗孤，也是体制外的流亡者。这种历史纵深感的铺陈，使小说超越了个人叙事，升华为一曲工业文明与原始生命力的挽歌。

三、出尘与入世的永恒悖论

小说题眼“出尘”二字，指向艺术家在精神超越与现实沉沦间的摇摆。老常的“束发髻”“挽胡须”等身体符号，暗示着对世俗身份的主动剥离，但其艺术实践始终无法逃离物质世界的引力场。儿子“不是你拿出来卖呀”的诘问，戳穿了纯粹艺术乌托邦的虚妄性。作家王秀琴在此展现了娴熟的叙事平衡能力：她既让主人公在火海中实现“与根雕包浆”的形神合一，又让其最终走向展销会、购置商品房，完成对世俗价值的有限妥协。这种充满张力的结局，恰是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实相——他们必须学会在商业与纯粹、出世与入世、个体表达与大众接受之间走钢丝。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眼睛”意象极具象征意味：妻子怀疑的“眊视”、同事窥探的“看猴”、盗贼觊觎的“暗处目光”，乃至“福天洞地”作品中隐含的二十双动物眼睛，共同构成规训与反抗的权力场域。当老常最后“走进更要走出根雕世界”时，不仅是艺术的突围，更是对凝视机制的破解——他终于在市场与艺术的夹缝中，找到让树根“再见天日”的第三条道路。

四、黄土美学的现代性突围

作为山西籍作家的代表，王秀琴在《出尘》中展现出强烈的在地性书写特征。火柴厂的百年兴衰史与根雕艺术的微观叙事交织，将三晋大地的工业记忆转化为文化寓言。那些“滴洒磷灰的鞋面”“猪耳朵烟叶”等细节，如同镶嵌在文本中的文化密码，让文本始终弥漫着山西陈醋般的醇厚气息。但作者并未沉溺于地域性叙事，而是通过根雕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了审美超越——当“世纪之吻”漂洋过海参展时，黄土高原的野性生命力获得了世界性的艺术认证。

在语言风格上，王秀琴创造性地融合了山药蛋派的质朴与现代主义的隐喻。诸如“树的老泪”“活水般的痴迷”等意象，既保持着民间叙事的生猛力道，又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光芒。这种“土洋结合”的语体，恰如老常那些“既像动物又抽象”的根雕作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迸发着新的艺术可能。

《出尘》的价值不仅在于塑造了老常这个当代艺术殉道者的形象，更在于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本质矛盾：艺术家必须以自身“血肉”供养作品，却又注定被作品“异化”；必须保持精神的纯粹，却又不得不与世俗媾和。当老常最终为作品“上保险”时，这份保单保住的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对艺术尊严的最后守护。作家王秀琴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完成了一次关于艺术伦理的深刻思辨——在这个工具理性至上的时代，《出尘》的存在本身，就是为那些被市场边缘化的灵魂立下的精神碑铭。

《出尘》在完成精神突围的同时，亦暴露出创作维度的某种失衡。作者对匠人精神的礼赞过于浓烈，导致次要人物略沦为功能化符号——妻子的埋怨、儿子的质问始终悬浮于叙事表层，未能形成立体的人性光谱。在现实与艺术的二元对立中，小说选择用火灾、盗窃等戏剧冲突推动顿悟，削弱了日常经验对精神蜕变的滋养力量。当老常从“守财奴”到“投保人”的转变仅依托住院时的顿悟，这种叙事策略虽具魔幻色彩，却让角色弧光稍显陡峭。而在语言实验层面，晋中方言与现代主义隐喻的熔铸偶现裂痕，如“滴洒磷灰的鞋面”等意象的过度堆砌，反使文本陷入地域性与普遍性的拉扯困局。这些创作缝隙，恰是当代乡土写作集体困境的微观投射——如何在叩击大地时不忘仰望星空，仍是亟待突破的艺术天问。

但瑕不掩瑜，正如小说结尾处“有灵魂的生命都需要出尘”的箴言，王秀琴的写作实践本身，何尝不是在为山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精神层面的“包浆”？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沉迷于流量与IP的狂欢时，《出尘》的出现，恰似老常手中那些沉默的树根，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带着泥土与血痕的生命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