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文的交汇：迟轲先生百年诞辰文献展暨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更新时间：2025-09-15 07:16  浏览量：1

2025年9月4日，“艺术和人——迟轲诞辰100周年文献展暨中西美术史论研讨会”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举办。本次展览和研讨会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并得到了广州美术学院校史编修室、广州美术学院综合档案室、广州美术学院信息技术中心、胡一川研究所，以及迟轲先生的家属、学生们的支持。

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校外嘉宾分别是：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皮道坚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世界美术》主编易英先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沈语冰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陈平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王端廷研究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潘智彪教授，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陈晶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宏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江苏省艺术与科学中心负责人薛墨先生，中国美术学院退休教师、摄影师罗永进先生，迟轲先生的女儿迟兰女士。

校内的嘉宾分别是：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拥华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李公明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李行远教授、美术教育学院邵宏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樊林教授、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陈晓阳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易玲女士、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吴杨波先生、美术馆副馆长王艾先生、艺术与人文学院田春教授、校史编修室副研究员赖志强先生等。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教授主持开幕仪式。

与会嘉宾合影

开幕式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教授致辞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教授在开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迟轲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教育家的卓越贡献。他指出，迟轲先生是新中国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的开拓者与美术学系首位系主任，以及学院首批终身教授。其著作、翻译成果为国内学界打开了通向世界艺术的窗口。范勃教授回顾了迟轲先生自1948年始的教研生涯，及其在学院不同历史时期为学科建设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强调其学术视野宏阔深邃，在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构建了融汇中西的独特艺术史观与方法论体系。范勃院长表示，本次文献展通过多维度的文献资料全面呈现了迟轲先生的学术与精神世界，同期举办的研讨会将围绕其学术思想、西方美术史论的译介与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迟轲先生的学术遗产进行梳理与总结、继承与发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们在深刻缅怀迟轲先生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的学术影响力，强化学科传承，凝聚学术共同体力量，为建设高水平艺术院校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迟轲先生女儿迟兰女士致辞

迟轲先生的女儿迟兰女士在展览开幕致辞中回顾了父亲迟轲的生平往事与家庭点滴。她提及自己幼时随家庭南迁广州的经历，以及父亲虽出身贫寒却凭借勤奋自学与多方才艺走上艺术道路的往事。她提到，迟轲先生自幼热爱文艺，后经天津美术馆学习、接触进步思想，并进入华北联大受教于艾青、江丰、王朝闻等名家，奠定了学术基础。1948年后，父亲随崔嵬南下从事文艺工作，因同台演戏与母亲结缘，并生动描述了父亲爱好广泛、热爱生活的一面，包括常年打篮球、为家人做饭等细节。此外，她还分享了父亲在干校期间坚持自学英语、并鼓励她坚持学习改变命运的感人经历，认为父亲留给她最珍贵的遗产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自学精神”。最后，她真诚感谢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项目团队、校史编修室、档案室、技术中心等为此次展览及研讨会付出的努力，认为展览呈现了许多珍贵资料，深刻地再现了迟轲先生追求真善美、致力于美学教育的一生。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皮道坚

致辞：《启蒙者、奠基人——迟轲先生对中国的西方美术史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皮道坚回顾了与迟轲先生深厚的学术情谊，感谢其著作、译作等成果为自己从事美术理论教学与批评写作提供的重要指引。他特别提到，迟轲先生为人热心，愿意关心、栽培、提携后学。皮道坚强调，迟轲先生开创了中国对西方美术史、美术理论及批评系统性研究的先河，并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学科领域中坚力量的年轻一代学者。他建立的包括“史实层面的整理与编纂”“方法论层面的批评与吸收”和“本土语境的转换与再造”三重维度的学科体系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最后他总结，在今天回顾迟轲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要看到他在学术体系建构和教书育人方面的学术成就，更要看到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保持开放的胸怀和批判的眼光。而迟轲先生的学术贡献也不只属于20世纪，还将在21世纪中国学术事业的进程中继续散发光芒。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李公明教授主持

开幕式后举行中西美术史论研讨会，上半场专题发言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李公明教授担任主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世界美术》主编易英：《历史批评的方法——读 》

易英提出，迟轲先生翻译文杜里的《西方批评史》，对国内开展艺术批评产生了积极的意义。随后，他围绕迟轲所译介的文杜里著作，阐述了艺术批评的核心观点。在美学与艺术之间，艺术观点和艺术的直觉之间的联系是艺术批评。他强调批评介于美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之间，并包含三要素：作为批评目标的来自艺术作品本身（形式的外观）所体现的“内容因素”、批评家美学观念构成的“理想因素”及批评家个人特性带来的“心理因素”。他特别指出，“艺术的法则”往往具有偶然的和暂时的性质，它只是符合于某一时期或一学派。因此，易英强调需要把法则与个性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艺术批评必须立足于对作品本身的直觉感受与个人审美判断，而非依赖外在的、普遍的法则。最后，他总结艺术批评对批评家提出了极高要求：需兼具个人体验与康德所言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或许也是当今批评家稀少而策展人盛行的一个原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瑞廷：《迟轲和他那一代西方美术史家的命运和贡献》

王端廷指出，西方美术史在我国历来是一个从业人数极少的冷门专业，这类专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八大美术学院的教师队伍。迟轲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西方美术史家，以其为代表的一代西方美术史家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出生并成长在动荡的民国时期乃至战争年代。由于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西方美术史和外语专业教育，因此在无法实地考察西方社会和缺少相关专业文献的情况下，他们的专业研究极为艰难。他表示，以迟轲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西方美术史研究者为我国西方美术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勤奋而严谨的治学精神也将永远是我们后辈同行的榜样。最后王端廷总结，今天我们纪念迟轲先生，就是要继承他宝贵的学术精神，以他为榜样，将我国的西方美术史事业继续推进下去。

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沈语冰：《苔点与不明所指的笔触：兼论一种微观艺术史》

沈语冰以中国山水画中的苔点与塞尚中后期作品中“不明所指”的笔触之间的视觉相似性为切入点，探讨非指涉性笔触作为反思图像意义的关键。他梳理并反思了塞尚笔触的几种主要解释路径：一是以理查德·希夫为代表的“表现说”，将无明确物象对应的笔触解释为再现崩溃后的情感表达；二是基于符号学的“相似性理论”，认为笔触可作为指向外部世界的“相似性符号”或指向艺术家气质的“索引性符号”，但其仍未超越再现/表现的传统框架。三是乔纳森·克拉里从视觉与注意力的角度将塞尚不明所指的笔触理解为注意力解体的产物。四是T.J.克拉克以后结构主义哲学解构“能指-所指”关系的阐述，指出了塞尚绘画中不明所指的笔触乃是标记者与被标记者非同一性的产物，最后是詹姆斯·赫伯特的笔触与涌现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所指不明的笔触/笔墨问题重新概念化，从而对我们理解中国笔墨产生启发性。最后他强调，既不要把笔墨神秘化，但也不要把它简单化。需要考虑到它的高度复杂性。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论潘诺夫斯基前期与后期图像解释策略的变化——以其“三头母题”解释的三个版本为例》

陈平以潘诺夫斯基先后发表的三篇关于提香《谨慎的寓言》中“三头母题”的论文为例，分析了其早期与后期在写作风格与解释策略上的微妙变化。潘诺夫斯基与扎克斯尔于1926年首次发表了一篇短文，运用图像志方法，将该母题解释为源自古埃及-希腊神话的一个时间象征符号。1930年，潘诺夫斯基就这同一主题撰写了一篇长文，极大地扩展了此项研究。他补充了大量图像证据，并引入彼特拉克与布鲁诺等人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部从希腊化时代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史。而1955年第三篇英文版的改写，虽然利用了前文的图像志材料，但篇幅大为缩减，结构趋于简明，并将解释的重点从宏大的文化史阐释转向了艺术家的创造意图。他将画中老人头像确认为提香的自画像，并将作品定性为徽志画，就相当于一份提香家族遗产继承的文件。这一转变意味着其对图像学目标的重新锚定——重建艺术家的“创作方案”，同时也反映了他学术生涯的后期，对于图像学进入了“手法主义阶段”所隐含的危险的担忧。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退休教师邵宏：《与潘诺夫斯基一句话相关的术语汉译及图解》

邵宏在其发言中，聚焦于艺术史翻译与术语体系的严谨性，尤其通过对潘诺夫斯基著作译介过程的反思，展开对关键概念跨文化转译的辨析。他指出，潘诺夫斯基强调“艺术史”（The History of Art）应理解为“艺术史学”或“艺术史研究”，其人文主义立场须在译名中明确体现。同时他强调译者应采用方括号标注补充内容，以区别于原文括号。接着，邵宏进一步剖析了一系列易被误译的核心术语，主张应在多语言版本对照中确立准确译法。他认为，潘诺夫斯基不仅是艺术史家，更是一位深谙希腊文、拉丁文及多种欧洲语言的语言大师，其术语选择背后贯穿的是深厚的人文传统与哲学语境。因此，艺术史翻译必须尊重原术语系统、厘清概念史脉络，避免跨语际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或混淆。邵宏借此呼吁中国艺术理论界建立更系统、更自觉的术语译介规范。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李行远：《为人为学的启示：记迟老师对我的影响》

李行远作为迟轲先生的首届研究生之一，回顾了与恩师相处的点滴往事。她强调迟轲先生不仅学术卓著，更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胸怀开阔的教育者。他注重人文修养，亲切平等地带领学生参与翻译与研究，事事亲力亲为，从不挂虚名。她回忆，迟轲先生始终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关怀他们的成长。他善于接受新事物，乐于与学生分享见闻，甚至邀请大家体验早期电脑操作。在赠书题字这类细微之处，他也格外用心，令受赠者倍感温暖。李行远认为，迟轲先生之所以广受敬重，不仅因其学术成就，更因其高尚的人格，他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艺术与人是一个整体，做人应该放在第一位”。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田春：《“chinoiserie”的衍义与汉译》

田春提出，不能将“chinoiserie”简单地翻译成为“中国风”，因为“chinoiserie”是个多义词，而且其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在衍变。他对“chinoiserie”的衍义与汉译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1823年由法国思想家傅立叶在法语“chinois”后面加上了一个名词后缀“erie”，创造出了“chinoiserie”，并将其用为贬义，这时，它的意义是“中国[人的特]性”；1834年，它进入意大利语，被译为“chineseria”，被用为“中国风尚”，与“gusto chinese”（中国趣味）同义；1839年，它出现了复数形式，显然又有了新的意义，用来指涉一种物，即“中国物”或“仿制的中国物”；等等。直到1937年，汉斯·胡特在其1937年的“English Chinoiserie Gilt Leather”一文中，将“chinoiserie”用作为名词“leather”的修饰语，才使得它具有了“中国风[格]”之意。所以，田春强调，“chinoiserie”作为一个多义词，且在时代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含义，在翻译时，需要特别注意其语境，结合其时代，否则，很可能会出错。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陈平教授主持

下半场专题发言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陈平教授担任主持。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宏：《图像叙事：西方绘画的传统》

李宏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迟轲先生在中国西方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尤其强调其译著《西方艺术事典》作为关键学术工具的重要价值。他指出，迟轲先生不仅系统引入西方艺术理论，更通过翻译深化了国内对“叙事”（istoria）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他进一步以阿尔贝蒂的《论绘画》、瓦萨里的艺格敷词（ekphrasis）和马奈《草地上的午餐》来分析西方绘画中的图像叙事。他指出，“istoria”并非历史事实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图像建构故事情节和意义的结构方式，其本质接近于诗学传统中的叙事方式。在这一传统中，“invenzione”作为组织叙事的重要手段，体现出人文主义学者对绘画的智性要求。李宏认为，迟轲先生的译介工作为理解西方艺术中的叙事机制和图像修辞提供了语汇与方法，尤其在概念拟人化、题材处理及艺格敷词等方面奠定了研究基础。他的学术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后辈学者的理论视野与方法建构。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江苏省艺术与科学中心负责人薛墨：《经验与想象：达 • 芬奇水图像的再思考》

达·芬奇痴迷于对水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令人费解的话题，薛墨梳理了从肯尼斯•克拉克、海登赖希、贡布里希到马丁•肯普、卡门·C·班巴赫等艺术史家，以及众多的科学史家和研究团队对达·芬奇的研究后发现，其对水的描绘是将日常经验相融合，进行实践考察、实验和理论性检讨，而不是日常观察的视觉记录。他特别举例了意大利和法国的研究团队利用数字大模型对达·芬奇手稿中的部分水的描绘图像做了实验性解读，最终都难以达到与达·芬奇笔下所描绘的水图相似的结果。他认为达·芬奇在深入观察水的状态后，虽然试图精准描绘体现出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校验下的结果，但实际上充满着视觉的想象。因此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其手稿需要十分谨慎。最后他引用迟轲先生讨论达·芬奇时说过的话结尾：“虽然我们不会将达·芬奇视为思想家，但他绝对是最伟大的创新者。”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吴雪杉：《画中画：徐悲鸿的早期自画像》

吴雪杉提到迟轲的学术研究不仅仅只关注外国美术史，在中国现代美术领域也有很深造诣。迟轲写过论凡·高自画像的文章，吴雪杉发言讨论的主题徐悲鸿自画像也能与迟轲的研究相呼应。吴雪杉梳理比对了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画过的自画像，认为徐悲鸿受到欧洲艺术家如柯罗蒙、西蒙以及康波夫等人自画像图式的影响。吴雪杉指出，徐悲鸿的自画像不仅挪用了欧洲的图式，还会在画面中加入其他元素，尝试寻找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如将“奔马”题材融入肖像画背景，形成对作品的“双重签名”。吴雪杉进一步分析徐悲鸿肖像作品背景中的马，剖析其创作背后的个人处境与心理状态。最后，他认为从早期留欧阶段的马图像中已可见徐悲鸿对抗现实困顿的象征性表达，而这一主题在其回国后的创作中仍持续演变。通过这一研究，有助于追踪“自画像”这一艺术类型从欧洲到中国的跨文化旅程。

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陈晶：《与时代共鸣—与治水图像的新变》

陈晶在发言中聚焦于黎雄才先生创作的《武汉防汛图卷》，探讨其艺术特征与时代意义。她指出，该作品以中国传统长卷形式，融合纪实性与叙事性，生动记录了1954年武汉抗洪斗争的历史场景。通过对比《人民日报》的报道与画面内容，她强调了作品在时空重构上的艺术匠心，既遵循总体事件脉络，又通过选择性表现强化了叙事逻辑与政治寓意。她进一步分析，该作品回避了传统治水题材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或灾难悲情，转而突出集体力量与国家动员能力，体现了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社会美学转向。同时，她指出《武汉防汛图卷》在情绪渲染上表现出显著节制，不同于同期许多抗洪主题作品的激烈对抗性，更注重客观、平实的纪实风格。最后，她认为这幅作品不仅是对一段集体记忆的塑造，更反映了新中国美术在功能与语言上的转型，展现了艺术在时代诉求下的社会动员与精神凝聚作用。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樊林：《迟老师教我写文章——论艺术史写作的知识、语境与判断力》

樊林回顾了作为迟轲先生学生的经历，强调迟老师在其学术成长中的深远影响。她提到，在西方美术史资料尚不丰富的年代，迟轲先生凭借个人积累完成《西方美术史话》等重要著作，以其严谨而开放的治学方法，深刻启发了一代学人。她分享2018年受邀至德国不莱梅艺术大学开展工作的经历，德方对其“迟轲如何在中国建构西方艺术史认知体系”的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她携带迟轲著作前往，成为中文学术成果进入欧洲专业机构的一个案例。她特别感念迟轲先生在具体研究中给予的关键指引，例如在她研究“雌雄同体”的神话图像时，迟老师精准指出卢浮宫相关藏品信息，展现出渊博的学识。此外，她也回忆迟轲先生对生活工作的关怀，教导她“人要过好生活才有精力写东西”，学术需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她认为，迟轲先生不仅传授知识，更以人格魅力与治学精神，影响了她与学生们的学术道路与生活态度。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美术史家的技艺：迟轲先生的几个写作片段》

郭伟其指出，人文学科在今天面临着许多问题，一方面是学科建设所带来的程式化与狭隘化，另一方面AI技术的发展对人文教育带来了冲击和焦虑，因而大家渴望从更早期的美术史家或评论家那里获得更加真挚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与教学而言，这一困境还要更加复杂：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就已经“共享”着专业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重读迟轲先生的写作具有重要意义。郭伟其通过分析迟轲先生的研究思路，在有限的时间内“以偏概全”地例举了三个有关于其美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一，通过与今天所面临困难的比较，展现迟轲笔下的艺术与道德；第二，通过迟轲童年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不带猫的笑”，探询他所坚持的“艺术”品质；第三，通过迟轲先生的个案研究，强调其源自于艺术实践与舞台表演等综合体验的“美术史方法论”。最后，他再次强调，重读迟轲先生这一代前辈的著作，对艺术史研究与教学会有很多启发。

广州美术学院校史编修室副研究员赖志强：《在广州美术学院所藏档案中重识迟轲先生》

赖志强指出，迟轲先生青年时代起即供职于广州美术学院，去世以后家属捐赠了部分档案资料给广州美术学院收藏，由此广州美术学院汇集起了一批有关迟轲先生的档案资料，是重识迟轲先生生命历程与学术成就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通过系统整理学校综合档案室、校史编修室所藏文献，赖志强将迟轲档案归纳为行政文书、手稿、简报、书信和证件相册等五大类。其中不乏关键历史文件，如1951年中南文艺学院工作人员名册、1957年文艺理论教研组成立通知，以及迟轲先生于1986年亲手拟定的美术史系筹建草案，显示出其前瞻性视野。此外，档案中还发现大量出版往来书信，尤其与《西方美术史话》多个版本编辑过程的通信，揭示了该著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持续产生的广泛影响。赖志强推测，迟轲先生晚年或有心整理个人文集，虽未完成，但为后续研究留下丰富底稿。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吴杨波主持

专题发言环节结束后，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吴杨波主持座谈会。

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退休教师李耀华作书面发言，他回首往事感慨道，能在拨乱反正之年遇见迟轲先生，实为人生一大幸事。1978年，他初至复办的广州美院，许久未见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迟轲。直至某日劳动后午间加餐，于厨房灶口旁，见一位腰系围裙、肩搭毛巾、满面汗痕的男子，正放下煤铲含笑相迎——那便是迟轲。身旁还蹲着一位白须老者，同样大汗淋漓地守着炉火，后来才知是画家周大集。他从一位“老美院”口中得知，五十年代的迟轲早已是风度翩翩的讲师，登台授课时从容潇洒，彼时却与正处困境的周大集亲近如友，给人以“伙夫”的印象，更显其人格厚度。迟轲在《人与艺术》中称赏周大集“历经艰辛屈辱，仍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明达与信念”，此话又何尝不是迟轲自身的写照？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哲思积极、信念不摧，这样谦和而坚韧的“伙夫”，令人由衷敬仰。

迟轲先生的意大利学生莫妮卡·德玛黛作书面发言，她回忆1988年夏，自己作为一名博洛尼亚大学毕业的意大利学生，申请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艺术史课程未果，后经人介绍结识迟轲先生。同年12月，迟轲先生邀请其至家中用餐，并破例为她个人设计了中国艺术史专项课程：现代部分由他亲自授课，古代部分则由陈少丰教授负责，并安排英文较好的罗永进从旁协助。自1989年3月起，她每周两次在迟轲先生家中上课。迟轲课前总会准备写有汉字、拼音与声调的A4纸，内容涵盖四十余位近现代画家及其书法与绘画关系，讲课既依主题又随机拓展，强调思辨反对盲从。他的家简朴而书香四溢，为人则充满热忱与关怀。哪怕雨天开门，他也会体贴地说“对不起，天气不好”，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礼貌，让她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关怀人的深厚底蕴。这段学习经历不仅令她喜不自禁，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智彪发言

潘智彪回忆，1983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美学硕士前，便久仰迟轲先生之名；入学后，认真读完迟轲所著的《西方美术史话》，深受启蒙，为其美学研究打下重要基础。在撰写硕士论文期间，他得到迟轲先生的悉心指导，并应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在迟轲先生的鼓励下，该论文后来全文发表于《文艺研究》。1986年毕业后，他协助迟轲筹建广东美学学会，迟轲成为创会会长，广泛团结艺术各界力量。数年之后，他的专著《审美社会学》写成，迟轲又欣然作序，对其开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他始终感念迟轲先生亦师亦友的指引，敬佩其学术远见与组织才能，并以此为荣。

中国美术学院退休教师、摄影师罗永进发言

罗永进提到，虽已脱离美术史领域从事摄影行业，但此次活动仍然令其受益匪浅。他分享了与迟轲老师相处的两件往事：一是当时住宿条件差，迟老师主动提供美术教研室仓库作为自由空间，虽最终未能入住，却成为师生欢聚之地；二是迟轲老师待学生如亲如友，常在做饭和授课中穿插交流，令学生倍感温暖。自他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回到军队、再到转业北漂以来，迟老师始终牵挂其发展，并推荐他至中国美术学院摄影专业任职，为其人生转折提供关键帮助，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董捷发言

董捷谈到，作为后学，他深切感受到迟轲先生的学术与教育思想对本辈学者的持续影响——其《西方美术史话》等著作，曾是许多人进入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启蒙读物，在八九十年代具有开拓性意义。他指出，迟轲先生不仅通过著述和译介重塑了国内对西方艺术的认知，更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奠定了中国西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在当前艺术史学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中国学者应保持对经典作品与经典研究的关注，延续美术学院将史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传统优势，重视艺术批评与风格分析。同时，他呼吁中国艺术史学界，在未来需更有信心在世界艺术议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中国学者的视角与智慧，这是对迟轲先生等前辈最好的告慰。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杨小彦发言

杨小彦表示，作为迟轲先生1984至1987年间所带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他从绘画实践转向艺术理论与史学研究就深受迟先生影响。迟先生为人宽容，课上虽少却重言传身教，尤其常与他畅谈文学，其深入浅出的文风与深厚的学养，为其日后从事理论与批评奠定了根基。他回忆迟轲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艺术评论实为吹捧，不肉麻便属难得”，这句话使他深刻意识到批评应有的独立、节制与真诚。杨小彦认为，自己若日后略有成绩，首功当归于迟轲先生那种不以课程和规范约束、而以人格与精神润物无声的教诲方式。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博士生金雯发言

金雯作为00后学生，坦言迟轲先生原本只存在于书籍与历史报道中，是遥远而令人敬仰的人。但通过深度参与展览项目的筹备过程——尤其是整理书信时静心阅读那一笔一画的手写文字，她感受到纸媒时代深厚的情感与思想力量。她表示在研讨会中，听取各位老师对原始材料的讲述与演绎，让她觉得迟轲先生就在身边。她甚至想象，若生在那个年代，或许也有机会坐在迟老师的饭桌前，听他讲述艺术与人生。这段经历使她跨越时空，体会到学术传承中“薪火相传”的深远意义。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发言

胡斌在座谈会的结束语中指出，此次“纪念迟轲诞辰 100 周年文献展”得到了多方支持，包括迟轲先生的学生、家属及学校多个部门，共同呈现出一位美术史论家特有的学术厚度与立体面貌。他提到“00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资料搜集、文本撰写、展陈设计、展览执行等具体环节，在整理材料、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实现了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因此此次展览不仅是材料的简单呈现，更是年轻学生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接着他分享了自己与迟轲先生的个人交往记忆：从他入学时迟轲先生在迎新茶话会上亲切询问每位新生的来历，到2003年协助整理校史文稿时，迟轲先生特意强调要选入王益论的文章——这成为他认识民国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起点。最后，他表示很荣幸能带领团队组织此次活动，并从中深切体会到迟轲等前辈在特定历史时期艰难求学和治学的历程及其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也希望这份精神得以持续传承。

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