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感知审美：在数字技术人类世中 “阅读”研究型艺术

更新时间：2025-09-16 10:45  浏览量：1

文 / [美] 任海

摘要：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因素的影响，“深度阅读”等艺术研究方法不仅面临挑战，也在数字时代不断调整和适应。然而，数字时代并非单纯的科技发展，而是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人类世问题密不可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与知识生成和认识论密切相关的研究型艺术的深度阅读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包括关注观众如何阅读研究型艺术展，还需要理解艺术与科学、人文在认知方面的历史和差异，以及在大于人的语境下的多种认知方式。最终，在数字技术人类世中探讨研究型艺术的阅读，目的是实现对当代艺术感知审美的深度理解。

关键词：深度阅读 研究型艺术 文献展 大于人 深度感知审美

Abstract: “Close reading” as a crucial art research method has faced criticism and modification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Howeve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re not the sole focus; they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roblems of the Anthropocene. Exploring the meanings of deep reading in research-based art practices is pertinent, as these practice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epistemologies. Beyond investigating spectator perceptions, we should understand how art as a field of cognition is historically compared to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raditional domains of knowledge. Deep reading research-based art creation and practices foster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modes of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on under the more-than-human condition. Ultimately, deep reading research-based arts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deep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 data-driven Anthropocene.

Keywords: deep reading; research-based art; documenta; more-than-human; deep aesthetics

当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都在星球规模上指向人类未来的某些情形时，科学、人文与艺术等领域都在不断地调整我们对这些未来情形的认知。跨学科的地球系统科学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让我们理解人类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环境所进行的系统性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大数据的科学发展让我们意识到数据对人的行为的严重影响。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的迅速发展，人文和艺术研究的一些传统方法如“深度阅读”（或“细读”）也需要调整和适应数字时代。但是，数字时代不是单一的科技发展，而是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密不可分。代表数字时代智能产业的云计算和“绿色”交通的迅速发展并不会直接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压力。我们认为，数字时代的深度阅读需要与全球气候变化下大于人（不仅包括人，也包括非人）的深度阅读不可分离。

在当代艺术中，研究型艺术与知识生产和认识论有直接关系。研究型艺术在全世界的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博士学位的增长也有直接关系。这个阶段既是冷战后“全球当代艺术”出现的时期，也是数字媒体迅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的时期。因此，讨论在数字时代如何深度“阅读”“思考”“认知”，这些重要问题特别适用于研究型艺术。我们不仅需要探讨观众如何阅读研究型艺术的展览，或有效地消化艺术的内容，在展览体制的文化经济语境中理解艺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而且也要理解研究型艺术（例如探讨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研究型艺术）作为一种探索复杂的、没有简单答案的不可知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和人文是不同的但又是同等重要的认知方式。

“阅读”与“深度阅读”研究型艺术

探讨观众如何阅读研究型艺术展览或有效地消化艺术的内容，是理解展览体制中文化经济层面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艺术家生产知识的形式及观者吸收艺术装置的信息，艺术史学者克莱尔· 毕晓普（Claire Bishop）认为，研究型艺术与当代数字技术发展的关系表现为陈列的技术、信息的积累和空间化、研究的模式、对观众的预设，以及与知识和真理的关系等方面。〔1〕毕晓普把“研究型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知识构成有不同的理解，以及对观看劳动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阶段中，艺术家把研究成果作为一种资源来分享。在交互显示屏和网站等新媒体界面上发布，在层架和桌子上陈列。同时，艺术家不明确预设观看路径或提供概括性的叙述，而是邀请观众从材料中拼凑出自己的叙述，并用身体去体验复杂的主题。第二阶段中，迷恋模拟媒体，并注重在霸权历史中被忽视的个人叙事。通过虚构和主观猜想将不同线索串联在一起。观众聆听或阅读由艺术家构造的叙事。第三阶段中，数字逻辑成为艺术的生态。网络的“搜索”变成了“研究”本身。艺术家不再进行研究，而是下载、汇编，以及在对挪用和现成品的草率更新中重组现有材料的语境，强调关键词的使用。观众回到了信息筛选模式，但以一种较为形式化、较少互动的模式进行。作品邀请观众对知识生产的真相进行反思。

毕晓普对数字时代研究型艺术的讨论，采用的是文化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二元关系的逻辑。她关注艺术消费者（即观看者）如何阅读艺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年展激增，目前已经达到约400个，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样，观众对展览的阅读就变得更困难。2000年之后的展览对观众注意力的要求更高。例如，2002年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影像作品总时长超过600个小时，观众要想全部看完得花费整整100天的时间。毕晓普认为，在过去20年中，数字技术的消费形成了视觉饱和的现象，引发了“略读”和“抽样”阅读两种新的形式。略读加快了阅读速度以获得要点。普通网页用户只阅读大约 20% 的内容。文本越多，吸收得就越少，达到注意力极限的速度就越快。观众的抽样阅读与研究型艺术的信息太大有关，观众会像科学家一样进行抽样，选择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和推断。这不仅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体验以研究为主的装置艺术的最佳方式，而且也是研究型艺术用模版呈现信息的有效的展览方式。

由于毕晓普主要研究观者的观看劳动，而且她讨论的主要是作为城市体验经济的艺术市场和艺术世界的展览机制，所以她忽视了研究型艺术展本身的特性。以卡塞尔文献展（以下简称“文献展”）为例，其重要性不在于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如2022年的预算为4200万欧元）和较长的准备时间（5年），而在于它的重要原则是呈现一个不同的艺术方法，把不同社会中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传递给更多的观众。这样的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会让多种不同的世界观具有当代性，即在同一空间中相遇，并用各种各样的感知方式来呈现和进入经验中。2022年第15届文献展的印度尼西亚的策展团队Ruangrupa的“米仓”（lumbung）概念正是对这个理念的体现。米仓的方法强调学习、分享，以及与来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宇宙思想的人们共同生活。

2022年文献展表现了一种特定的技术和感知审美，而毕晓普的研究却没有提到。根据笔者在文献展现场的参与和观察，除了展示作品之外，还有动态的、互动的，以公共教育为目的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既可以在美术馆进行，也可以在美术馆之外的任何地方进行。这届文献展特别包含了艺术的集体实践、工作的书写技术（图表和示意图等），以及把不同的身体器官和各种身体感知聚集在一起的公共艺术技术（工作坊、讲座、教育活动等）。例如，中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在卡塞尔橘园宫前的草坪上搭建了装置《水系避难所#3》（图1）。它不仅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而引起的生态问题，思考如何在关系性和整体性的基础上为各种物种和物质提供避难所，还展现了在水系源头青藏高原牧区居住形态——黑帐篷的重要性，揭示了在黑帐篷里孕育的集体生态智慧。这件作品的核心部分是在黑帐篷中举行的一系列工作坊。在开幕日的工作坊中，笔者以《生境力的艺术：作为生境的格尔登噶曲喀的深度历史》为题进行演讲，通过对青藏高原水系源头的人类栖居者、动物、植物和地质物（沙石）等的互相纠缠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如何用生境的思考来超越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世界构建”的可能性。演讲之后，法国策展人和写作者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与阿根廷哲学家保拉·费斯纳尔（Paula Feisner）分享了她们的观点（图2）。这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工作坊，参与者包括艺术家、学者、学生和普通观众，还有黑帐篷中地上长出的绿草。由于这个工作坊是在33℃的高温下举行的，每个参与者都会亲身感到当地气候变化与我们讨论的青藏高原水系源头生态问题的联系。

图1 中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在2022年6月18日第15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橘园宫前草坪上的《水系避难所#3》

图2 曹明浩和陈建军在《水系避难所#3》的黑帐篷中举行的工作坊现场

这样的文献展的方法，让以研究为主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在展览过程中得到扩展，除了作品陈列之外，无论是动态的工作坊，还是特定场域的工作和现场，都是研究型艺术的一部分。至于毕晓普提出的观众能否在参观展览期间保持注意力和消化研究的内容，这些属于数字时代消费文化的问题，只是与研究型艺术有关的众多问题之一。

毕晓普对数字时代研究型艺术的讨论，由于注重展览机制而没有关注研究型艺术本身作为一种研究的认知方式。在当代艺术中，尽管研究型艺术与知识的生产和认识论有直接关系，但艺术作为研究一直被他者化，与科学和人文相比，不被看成是研究的领域，不被认为能生产知识，甚至不是一种认知方式。在工业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人们强调个体、社区和社会等的能动力的同时，不认可个体之下的有机体（身体器官和组织）有认知能力。这样，认知就与器官的感知相脱离。艺术虽然可以生成感知经验的意义，但不被看成是认知的方式。同时，（现代的或欧洲的）科学被看成是唯一的规范的认知方式。只有科学从事研究并创造知识，其他的认知方式（包括艺术）则是主观的和经验的，非欧洲的认知方式在进化论上是被淘汰的。此外，自18世纪以来，哲学家康德的认识论在推动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确立了科学的逻辑性，以及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性，却把艺术的概念从广义的感知审美压缩为培养欧洲中产阶层公民自主意识的“品位”为主的“美学”领域。美术馆成为培育现代公民品位的教育基地。

在理解艺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被边缘化的历史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承认，在探索不可知的领域时，艺术、科学和人文是不同的但又是同等重要的认知方式，而且它们都受数字时代智能技术的数据中心主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严重影响。在讨论观者或读者是否能看懂一件艺术品、一篇科学论文和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关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面对的危机。历史哲学家马里克·坦穆（Marek Tamm）和佐尔坦·西蒙（Zoltán B. Simon）认为，在近几十年里，人的概念已经变得危机四伏。由于技术科学已经把人类的生存条件变成各种工程项目，它们引发的技术大转变包括了增强人的技术的发展、基因编辑、生命工程科技和人工智能。同时，人类世中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和殖民化引发了生态的大转变，主要涉及人为的气候变化、物种灭绝、海洋酸化及其他环境问题。〔2〕

人类不仅要面对自身的非人性，而且也要面对非人类的物种和物质。同时，因为生存的各种危机已经不是单纯的人类条件的问题，所以艺术与其他认知方式一样，不得不反思和重新界定人的感知、非人的感知，以及意识和无意识的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型艺术的创作和实践，成为将感知审美放入一个大于人的条件〔3〕的脉络中进行探索的有效模式。这个审美范畴既超越了将它定义为某种特定的艺术理论探索（即“美学”）的局限，也超越了将它理解为某种独特体验类型（即“美”）的认知。根据哲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研究，审美涵盖了我们的体验（或经验）的意义的所有过程。从这个扩展的视角看，审美不仅包括了类似人类这样“身体化的社会动物”体验意义的方式，而且也包含了从身体本身、大脑运作、与他人的互动，以及连续不断地与环境进行本能互动而生成意义的诸多方式。〔4〕

大于人的“认知”

从媒体技术与认知的关系的历史看，毕晓普提出的研究型艺术的“略读”和“抽样”阅读都应该是大于人的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在数字技术出现前、以印刷文化为主的人文学科传统中，“深读”的基本含义是“细读”，这是单一信息流的认知模式，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只关注单一的文化对象，而且对无聊有较高容忍度。〔5〕也就是说，通过有意识地对思考对象进行“深度关注”，把注意力聚焦于众多物质属性中的部分属性。只有有意识地关注才能理解复杂的文本。在数字技术时代，除了细读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的阅读方式。例如超阅读（hyper reading）指略读、扫描文本、碎片式阅读或对比文本，这是一种在大量信息环境中通过快速识别相关信息来保存注意力的方式。超阅读对应的是高度刺激的超关注的认知模式，对无聊的容忍度很低。在数字技术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我们需要把阅读放入一个大于人的思考和认知脉络中。

近十多年来，数字人文和科技研究（STS）领域的学者如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等提出了一系列反思“思考”“阅读”“注意力”“认知”的概念。在以人为中心的情况下，思考与人类密切相关，与较复杂的意识有关的思想和能力，例如理性、提出和运用抽象概念的能力及语言能力等。〔6〕但在人类世的数字媒体中，“思考”则有多种意思：有意识的感知、无意识的感知、人类的认知和机器的认知。〔7〕也就是说，人类世的数字时代的思考已经不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非人的物像人一样也有身体，当它获得传感器官和驱动器官时，也可以感知世界，根据感知来进行判断和采取行动，可以拥有自己感知到的“环境”（umwelt）。例如，植物可以根据水的声音找到水。〔8〕这一切都可以在没有像人一样的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在身体化的和扩展的认知中，非人的物在世界中的存在模式挑战了人类意识的重要性。

既然人类世的数字媒体模式的“思考”不是以意识为唯一基础的，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认知”呢？我们可以把认知分为“有意识的认知”和“无意识的认知”两种。“有意识的认知”是创造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并且支持世界连贯性的基本假设的叙述。相比之下，“无意识的认知”则是“一种比意识更广的能力，延伸到其他大脑神经过程，且普遍存在于其他生命形式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中”〔9〕。无意识的认知不仅不会让人类的有意识的认知消失，而且充分理解无意识的认知“对人类经验、生物生命和技术系统都至关重要”〔10〕。例如，无意识的认知能“将身体中化学和电子的信号整合为对身体的整体性的再现，可以辨别意识无法检测到的模式并进行推论，而且根据这些推论来预测未来事件并采取行动”〔11〕。

因此，数字技术的人类世的认知是大于人的。这个认知指生物的、人类的和技术实体的认知能力。例如海尔斯强调的把认知者与非认知者进行区分。〔12〕在“有意识的认知”和“无意识的认知”中，认知者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所有其他的生物生命形式和技术系统。认知者能够做出选择和进行解释，因此具有道德和伦理上的含义。在建构意义的世界的过程中，认知可以将不同种类的认知者（器官、器官组织或有机体、动物、人脑和技术）与它们的环境联系起来。这种大于人的感知审美角度的认知与系统论中纯粹的量化信息的观点有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对环境的认知不是适应性的，而是创造性的和可以塑造世界的关系。有机体对其生境的操纵是为了让世界更适合生存〔13〕或更具栖居性。相比之下，非认知者指的是物质过程和无生命的物体（如龙卷风），它们无法做出选择，虽然会对人和物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却不具备道德和伦理责任。

结语：深度感知审美

在大于人的人类世的语境中讨论如何“深度阅读”研究型，艺术不仅要关注观众如何消费艺术展览，而且也要理解艺术与科学、人文在认知方面的历史和区别，以及大于人的多种认知方式。这种对研究型艺术的“深度阅读”具有广泛的意义：在大于人的人类世中，艺术对器官感知进行重组，使感知审美成为大于人的体验。例如，数字艺术在创作技术和材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增强即时快感与多感官刺激而提升观众的参与度。这会重新组织观众在人文意义上的“深度审美”体验，即除了在个体层面上产生一般意义的感知审美体验之外，还会让身体在器官组织层面生成无意识的认知。其结果是更深层的、更物质主义的且具多元认知的大于人的深度感知审美体验。如果在人的社会中，艺术的感知审美是哲学家朗西埃所说的对世界的感知的再分配〔14〕，那么在大于人的人类世中，艺术的感知审美则是对世界的感知塑造的大于人的深度组织，其最终指向是让我们的世界更具栖居性。

注释：

〔1〕Claire Bishop, “Information Overload”, Artforum International, No.4, 2023, pp.122-131.

〔2〕Marek Tamm and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the Hum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14, No.3, 2020. p.288.

〔3〕Hai Ren, “Under the More-Than-Human Condition”. Annals of the Library of the More-Than-Humane, Vol.1, 2024.

〔4〕Mark Johnson, The Aesthetics of Meaning and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24-25.

〔5〕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12.

〔6〕N. Katherine Hayles,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2.

〔7〕Ibid, p.17.

〔8〕Monica Gagliano, et al. “Tuned In: Plant Roots Use Sound to Locate Water”, Oecologia, Vol.184, 2017, pp.151-160.

〔9〕N. Katherine Hayles, Unthough: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p.9.

〔10〕Ibid, p.12.

〔11〕Ibid, p.28.

〔12〕Ibid, p.30.

〔13〕Audronė Žukauskaitė, Organism-Oriented Ontology,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56.

〔14〕任海《物导向艺术与当代艺术中的审美物》，《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美] 任海 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